社科文论选摘 理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分化的政策含义

赵庆秋

2018年10月30日 07:42

高帆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从同质群体演变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多种类型。

 

与农民分化相伴随的是,农民的选择空间从农业种植扩大到农村和城镇非农领域,产业形态从单纯的农业生产扩大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要素来源从家庭和农村内部扩大到城乡两大部门,组织形式也从单纯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扩大到多种规模的新经营方式。

 

概言之,农民分化意味着农村经济管制的放松,意味着农民经济自主权的扩展,也意味着城乡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以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来,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化、农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均与农民分化这种特征事实相伴而生。

 

农民分化不仅意味着要素配置优化和经济总量增长,而且意味着农村不同类型农民的异质性增强。

 

CEIC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减态势,20092017年城乡收入差距已从3.33倍持续缩减至2. 72倍,但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经济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如果将我国农村居民按照收入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种类型,则20002013年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之间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从6.47倍持续扩大至8.24倍,中高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之间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也从1.92倍持续扩大至2.06倍。总体上看,基于要素配置方式差别所形成的农民分化,导致农村内部不同类型农民的经济不平等特征变得更为突出了。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需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乡村振兴战略既需要不断释放城乡要素配置效率,也需要促使不同社会成员能够相对均等地分享发展成果,这实际上也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立足于农业、农村的变化趋势,理解、研判和把握农民分化这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而农民分化也促使人们对此前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简单地说,农民同质条件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民分化格局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有区别的。从农民分化这个特征事实出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城乡融合发展命题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从理论的角度看,二元经济理论隐含地假设:农村居民是同质的,他们面对市场信号会做出相同反应,且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变(工业化)和身份转换(城市化)是同步的,因此其分析重心是两个同质化的部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联关系,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关联问题并未进入该分析框架。

 

基于要素配置方式差别所形成的农民分化,很可能造成二元经济理论不能完全刻画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变,例如:中国现阶段的农民已演变为由多个类型的“子系统”组成的复杂概念,不同类型农民对市场信号和制度变革的反应并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需要在引入个体因素和制度因素演变的基础上理解农民分化的发生机制,并立足于农民分化来分析不同类型农民的交互作用,从而在农民类型存在着“谱系”、且与城市部门关联存在差别的条件下分析二元结构问题,通过总结提炼本土化推动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农民分化对城乡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农民同质的条件下,城乡发展政策往往集中在农业或农村单个部门,且某项政策往往会引致农民的“一致行动”,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赋予了农民土地承包权,结果推动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增加了对土地的投资。但在农民分化的条件下,城乡发展政策必定涉及多个部门,且某项政策往往会面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异化反应。

 

就此而言,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凸显农民的主体作用,而凸显农民的主体作用就必须认识农民分化的特征事实,采取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安排,来提高政策效力并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

 

具体地说,政府首先需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我选择权利。农村内部存在着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和内源式新型农民,必定是不同农民结合个体因素和制度因素而做出的理性反应。针对农民的不同类型,不能先验地预判那种类型农民必定优越于其他类型农民,各级政府不能强制性地要求所有农民转变为某种统一类型。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就体现了尊重农民差异化经济选择、强调不同类型农民协同发展的政策取向。

 

此外,不同类型农民具有差异化的要素配置方式,因此也就有着差异化的经济性质、产业形态和空间分布,而我国在政策实施中更应强调目标和工具的瞄准性。例如,涉农政策如果主要定位于提高小农户的收入水平,那么这种政策就应主要围绕传统农民而制定;如果主要定位于提高农民市民化的水平和能力,那么这种政策就应主要围绕离土农民而制定;如果主要定位于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那么这种政策就应主要围绕内源式和外源式新型农民而制定。涉农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性”是农民分化背景下的客观要求。

 

更重要的是,农民分化体现了市场化体制转型背景下农民选择空间的扩大,而不同类型农民之间也可能存在动态转换问题。就此而言,我国不仅要持续深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在提高要素社会化配置的前提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而且要加快推进城乡在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均等化进程,增强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跨城乡、跨地域、跨产业的可转换程度,进而为我国在农民分化背景下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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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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