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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

黄维敏

2006年03月31日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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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文学批评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洲。由于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学者开始积极地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1927年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正式创立。草创阶段的研究成果以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为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主要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众多史料,超越了传统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颇具近代意识。这批学者大多兼具传统学术的考证训诂功夫和近代西方的学术理念,两者的巧妙结合使他们不仅成功创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确定了其大体的研究范畴与基本构架,还以骄人的学术成就迎来了第一个批评史研究的高潮。
关键词: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观念,现代意识,传统学术

近代形态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批评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洲,创始人是英国学者圣茨伯里(旧译森次巴力,Saintsbury),其开山之作为《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陆续于1900至1904年出版,构建了文学批评史学的初步框架。受西方影响,从19世纪末开始,我国学者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的学科意识日益强烈,文学研究内部的学科分支日渐细密严格。在西方文化的冲撞之下,在欧美学术观念的直接或间接启发之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于1927年正式创立,以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为标志。
                               一
从20世纪初开始,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总结和整理。五四前后史学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与日本的史学观念、论史方法和编史体例极大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学史学,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1904
年林传甲写作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文学史》; 1915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曾毅在日本写作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写于1918年的《中国大文学史》于192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初的文学史编撰浪潮影响和刺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郭绍虞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中说:“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
中外学术交流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创立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大量译介了近代西方哲学、社会学、逻辑学、文艺理论和美学论著,近代的学科分类观念从西方逐渐传向中国。欧美文学思潮的直接或间接触动,帮助中国学者从经学的拘束中解
脱出来,把文学当作不同于伦理、政治的审美活动,把文学理论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中离析出来。这种思想范式的转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的前提。
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的诸多成果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直接,它们既传递了欧美近现代的学术思想与观念,又与中国文化保持了天然的血缘关系,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无形桥梁。在国人首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之前,日本学者就开始了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并出版了相关的学术专著,多方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这其中,铃木虎雄和青木正儿的成就与影响最大。铃木虎雄(1878-1963),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是日本在汉学研究上成就卓著的学者。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等均出其门下。1916年,铃木来华留学,在中国呆了两年时间。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对批评史的个案研究已经起步,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文章,铃木自然会受到一些濡染和启发。1925年,他出版《支那诗论史》,由日本京都弘文堂刊行,主要内容为三个长篇论文(即《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三文在1911、1919、1920年先后连载发表于《艺文》杂志。此书由孙俍工译为中文,改题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铃木此书虽仅涉诗论,对宋、金、元的论述过于简略,清代嘉、道之后未遑论及,但作为一种史的考察,其对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此书的另一中译本(更名为《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许总在序言中说:“细察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铃木很注意对中国文学批评演化规律的探寻。他在序言中说:“我在进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同时,试图寻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我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繁荣在于六朝与明清之际两个时期,因此也就主要致力于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书中的许多分析,显出19世纪欧洲文艺思潮中唯美主义、超功利的文学价值观的影响。这些特点,对中国学者都极具借鉴意义,与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反叛传统“载道”文学观、认同西方近现代“纯文学”观的风气也是吻合的。铃木此书在日本出版后两年,才有了国人的首部中国文学批评史。青木正儿博士(1886-1964),为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领袖之一。他一生来过中国三次,与王国维、胡适、周作人等许多学者名流有过交往。当代学者张小纲在整理青木的笔记时发现了当年许多中国学者与他的通信,其中王古鲁38封,胡适9封,周作人8封,赵景深7封,汪馥泉1封。1919年9月,当中国的文学革命勃兴之时,青木创办了《支那学》,并把发表有题为《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的创刊号寄给了胡适。胡适回信感谢青木说:“京都的学者向来很多研究中国学的,现在我看了这个杂志,格外佩服。” 1936年,青木撰写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纲》一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汪馥泉在《译者后记》中说:“近读青木正儿先生著《中国思想──文学思想》,从周代起一直讲述到‘五四’时代,取材很精赅,而且以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创造主义与仿古主义及达意主义与修辞主义的三大纲领,贯穿全书,所以体系很整然。特为译出。书名,因为这部书顺着历史底顺序讲述的,而且历代底文学思想是简要地讲述的,因标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纲》”。此书把整个中国文论史分为三期:上古为实用娱乐时代;中古为文艺至上时代;近古为仿古低徊时代。与国内已出版的批评史著作不同的是,青木对小说、戏曲给予较多关注,且注意到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七章第四节的标题为“欧化文学思想底兴起”,尽管行文极为简略,但却十分明确地提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强大冲击及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活力与生机。同时,青木还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地方特色,认为北方文艺思想是功利的现实主义,南方则是耽美的浪漫主义。这些别开生面的观点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新鲜气息。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下,在现实与传统的多方启迪与激发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草创阶段,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凡、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五位学者的批评史著作,它们不仅为本学科的创立开疆拓土、确定了大致的学科版图与研究范畴,同时也共同开创了本学科的繁荣局面,迎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二
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全书12章,叙述简略,仅7万字,但论述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共93位批评家,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构成了本学科的初步框架。第一章总论“文学之界义”;第二章总论“文学批评”;第三章为“文学批评史总叙”,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自第四章到第十二章,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时代为纲,或以文体为序,在研究方法、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本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颇具现代学术眼光。郭绍虞承认自己受陈氏的启发,罗根泽、朱东润也曾分别在其批评史的序言中谈到参阅过陈著。朱自清认为陈著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郭君的书出版前七年,已经有人写过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这番话当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抹杀了陈著起例发凡之功却有欠公允。陈著自1927年初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从再版次数上也可看出它独特的影响力。在陈著中,将中国古代文论放在中西诗学的比较视野中进行审视,这一思路是很明显的。如第一章“文学之界义”中,陈氏首先考查比较了中西文学观的异同,然后力图综合两者对“文学”下一更为全面、科学的定义。他说: “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知彼之所言感情、想像、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壮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像;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之所以殊科也。今以文章之内涵,莫要于想像、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则必籍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在第二章《文学批评》中,陈氏又考辩了中西文学批评的差异:“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对陈氏而言,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无疑是他分析传统文论的一把解剖刀。陈著《自序》云:“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我)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谓“科学方法”,指近代西方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明显包含着努力适应世界潮流、替民族文化寻求出路的意向。张海明在《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一书中评价陈著说:“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
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分两册,1947年
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十三年。郭著上起先秦,下迄清代,在如此大的历史跨度里爬梳各种批评史料,体现了难得的取舍功夫。在本学科主要疆域版图的划定上,郭著贡献最大。朱自清在1934年为其所写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功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工,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后来,王元化在《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一文中也说:“他(指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朱自清、王元化二人实际上都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创之功更多地记在郭绍虞而不是陈钟凡身上。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其批评史研究是从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入手的,搜罗之广,辨析之精,罕有人及。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郭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材料中剔抉爬梳。朱自清的一番话可资佐证:“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郭著是通过对具体事实的精细考订而进入到历史叙述中的,几乎看不到叙述主体主观猜测或臆断的地方,其行文的逻辑思辨力量是通过材料自身的有机联系得以彰显的。郭著《自序》云:“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为了全面还原历史真相,郭著注重结合多种学科,把文学理论批评现象放在特定的、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他说:“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正是从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历史性出发,郭著在编撰体例上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郭著《自序》云:“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他这种似乎有嫌零乱的编写体例并非是思路不清造的,恰恰相反,它正体现了郭绍虞一切从实际出发、极力贴近历史原貌的写作态度。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因此他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及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与文学批评完成期三个阶段。
郭绍虞颇具朴学大师的风范,精于史料的搜集爬梳、考订辨析,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创作新诗并全面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学者。他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回忆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郭绍虞不仅深受西学的浸染,对时代风气也极敏感,主动置身于新的文学思潮的前列。1920年,他发表新诗《世界及流星》,后又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此会简章所说“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正是郭绍虞这一时期所追求实践的学术目标。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指出:“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Criticism)相辅而进:批评主义在文艺上有极大之权威,能左右一时代之文艺思想。新进文学家初发表其创作,老批评家持批评主义以相绳,初无丝毫之容情,一言之毁誉,舆论翕然从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励而至于至善。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此亦为同人坚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将先介绍西洋之批评主义以为之导然。同人固皆极尊重自由的创造精神者也,虽力愿提倡批评主义,而不愿为主义之奴隶;并不愿国人皆奉西洋之批评主义为天经地义,而稍杀自由创造之精神”既要积极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批评意识与批评观念,又不迷信与盲从西方从而抹杀掉自由创造精神,是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共识。正因为有了这一思想背景,郭绍虞在开始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之初,就获得了一种中西贯通却又能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学术视野。无论面对西方还是东方文化,郭绍虞都尽量保持一种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与独立不倚的判断力。外来的观念为其批评史写作提供的是一种内在的观察视角,并不具备凌架于中国传统文论之上的优越地位,更非裁判传统诗学的法官。郭绍虞之所以借鉴“西洋之批评主义”,绝不是为了使中国文论全面西化以至沦为西方观念的附庸,而是力图借了这一外来的意念看清楚传统诗文评的本来面目,寻求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真相。具体到批评史的写作中,郭绍虞始终保持了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态度,很少简单地将中西诗学进行比附,或径直以西方观念为标准来裁判、衡量中国文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基本避免了用西方理论来曲解东方材料的偏向。
郭著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但由于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著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极少涉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它专注于文学本体论,专注于诗文“第一义”,太注重于形而上的问题,而对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大量有关具体诗艺、诗技的著作却极少涉及,对古代诗词选本及其序跋、评语透露的文学批评思想也未予重视。
                                四
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为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四十五节,书中的论述从《尚书》开始直到清代袁枚,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主潮作出高度概括。书中论及的批评家只有五、六十人,作为批评史似嫌单薄,但它本来不是追求史的全面,而只是选择最有影响最有特色的批评家来研究。各节列有标题,差不多都能“立片言以居要”,点明每节的论述要旨所在。如第一节“《尚书》中最早的诗的欣赏谈”、第十节“扬雄、桓谭的文章不朽观”、第十二节“魏文帝《典论》里的文气说”、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第三十四节“元遗山以北人悲歌慷慨之风救南人之失”等等。刘麟生为此书所写跋语说:“作者的思想与铺张的方法,都能鞭辟入里。比方对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时的崇拜与攻击,都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方著《导言》说:“我这本书,……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可见,史的线索仅是一个方面,理论上的探讨才是此书的目的。所以,对于涉及到的材料,方著并未全面加以推阐,而是突出其中的特色与新意所在。不过,方著虽旨在“横推义蕴”、极其重视对各家批评原理的推阐发挥,但其持论仍是建立在追求历史还原的基本态度之上。方孝岳在此书《导言》中指出:“至于各种批评之发生,都有他所以发生的机缘,和他针锋所指的对象,并且各有个人学问遭际上的关系。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地方弄清楚,执着人家片面之言,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定论,那也会发生误会的”,“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言论,都应当从四方八面来活看才好,对于各种批评的‘旁因’,不可不研究咧。”方著第四十五节的两段话特别值得回味:“近代的文学批评,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那些标新领异的见解,其余的颠倒唐宋,翻覆元明,都是‘朝华已披’了。百年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出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得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五四’运动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这里,方氏既强调了关注批评史上标新领异的见解,又强调了中西互照,指出“比较文学批评学”是今后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极有远见。对1934年的中国学术界而言,面向世界,面向西方,为传统文化寻找新的出路,成为许多学者的急迫愿望。方孝岳的这番话正透露了这种祈盼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进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热切心情。
                                 五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仅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出版,分别题名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在《自序》中,罗根泽说:“陈钟凡、郭绍虞两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日人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皆曾参阅…”。罗著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独特意图的。罗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中曾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但由于1961年作者去世,此一计划未能完成。在其长篇《绪言》中,罗根泽力图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内涵外延、研究对象、学科范围、解释方法、编撰体例等各个基本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求。其中,罗氏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了界说,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而且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的关系也作了分析。如在《绪言》第二节“文学批评界说”中,罗根泽首先介绍西人的观点,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强烈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这样的字斟句酌、条分缕析,明显地与西方讲究逻辑严密的科学精神相吻合。受19世纪英人德昆西及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的影响,罗著把古代的文学批评归为“载道”(或称“尚用”)与“缘情”(或称“尚文”)两大主潮。
在以具体事实的考订进入到历史叙述这一点上,罗著与郭著极为相似。在罗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前后,与郭绍虞一样,罗根泽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诸多问题作了细致深入的梳理考辨、分析研究,撰写了多篇详尽的专题论文。在罗著旧版的《自序》中,他特别表明了自己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写作态度:“故今之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与郭著类似,罗著同样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长。郭绍虞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作序时说:“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荜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罗自己也说:“故都(指当时的北平)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罗氏搜罗的材料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郭绍虞。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无不抽绎考索,甚而佛道二氏的经典也不放过。由于掌握了大量新鲜独特的第一手史料,故罗氏在立说持论时不仅游刃有余,且总能言他人之所未言,并有充足丰富的史料做根据。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罗著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他将传统史书以年代为纲的编年体、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及依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综合起来,灵活运用: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之文学批评按专题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的重要批评家设专章叙述。这种自由灵活的撰写体例加之对批评史料异常详赡的掌握,使许多郭著忽略的内容大量涌入罗著的视野,如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晚唐五代为数众多的诗格类著作等等,正好弥补了郭著的不足。但另一方面,郭著一气贯注、紧凑严密、具有强大逻辑思辨力量的特点,恰好是罗著的缺陷所在。
                                  六
194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讲义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大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爆发而耽搁下来。1929年,朱氏在武大中文系任教时,担任的第一门课程即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经过一年的苦心准备,朱氏将其整理后的课堂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武大《文哲季刊》上陆续发表。与其他批评史著作不同的是,《大纲》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对每个批评家,朱著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之内而不加以分别的叙述。他在《自序》中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究竟不是文论史,诗论史,词曲论史的联合的组织,所以我决意放弃分门别类的叙述;除了仅有的例外,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而不是每个批评家的多方面的组合。”朱东润有意不按时代派别来为批评家贴上标签,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批评家总是独树一帜的,不可能为某宗某派、某个时代所限制:“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的标帜,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纵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认是某宗某派,我也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称。一切都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也超越时代”(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3页)。根据这种独特的见解,朱著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却有着重要意义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自觉的纪昀等等。朱著第二个独特之处是采取了“远略近详”的叙述原则,一反传统学术贵远贱近的通病,给予清代批评家以充分的重视。这也是朱氏的有意之举。在《自序》中他说:“中国是一个富于古代历史的国家,整个的知识界弥漫了‘信而好古’的气氛。五四运动以前,一般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运动以后,除了打开窗户,吸收一些外来的空气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因此即是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一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朱著的“远略近详”正是为了冲击这种“信而好古”的风气,挑战人们的陈见,并弥补其他批评史的不足。朱著的第三个特点是有着较浓的“批评”气息。不同于郭绍虞与罗根泽一味强调历史还原的态度,朱东润在《自序》中明确表示了他对学术研究中所谓绝对客观主义的质疑:“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说这是‘文学批评之批评’。假如我的猜测不错,他们的意见也同样地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这一点我当然承认,但是我愿意声明,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这一番话出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着实令人吃惊,其中包含着与后来西方的阐释学、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一致的思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与郭、罗二人所持的绝对客观主义态度迥然有别。这与朱东润早年曾在英国留学三年并系统地学习过西方学术的经历不无关系。不过,从具体的历史叙述来看,朱著还是倾向于客观分析。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说:“但是朱先生的史观或立场,似乎也只是所谓的‘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不见其特别是朱先生主观的地方。”与这一时期其他批评史著作一样,朱著也参照了西洋学术对我国古代文论进行阐述。如在论司空图诗论时,引H.G.Giles所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的论点分析其思想,并进行考辨;又如在论唐人诗论时,将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归为“为艺术而艺术”类,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归为“为人生而艺术”类。由于《大纲》是由授课讲义改编而成的,很多地方保持了讲义的特点,如对批评史材料的搜集广度及考辨的深入程度上便远不及郭著、罗著,且正因为原是讲义,书中很多地方采取了论而不断的方式,以便在课堂上作进一步的发挥,但对于只阅读本书的读者,不免会产生论述过于简略、不够深入的印象。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最为重要的批评史著作外,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果还很多,如郑振铎对俗文学理论的研究,梁启超对清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鲁迅对小说理论的研究,刘麟生对骈文理论的关注等等。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这也是一部将中国文论放置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视野之下进行观照的研究著作。其主体部分以西方诗学中的感情论、想像论、思想论、形式论为框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进行归类、剖析。
总的来说,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指导下,对古典文学批评的原始文献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整理,对批评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批评家、批评专著及有关命题、范畴作了还原性考核与阐释,并初步构筑了近代性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体系。研究者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众多史料,超越了传统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颇具近代意识。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类别所作的诠释,郭绍虞对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体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受西方观念影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一般能从整体着眼,把研究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分析考察,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蕴涵的规律。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以传统诗文评为主,相对忽视宋、元、明、清以来颇有成就的戏曲小说理论。这一点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有关。因为从文体上讲,诗文一向处于传统文学的正宗地位,诗文评自然就成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主流。因此,早期批评史的研究者将诗文评作为研究的重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对戏曲小说理论及近代文学理想的相对忽略,也是中国传统学术重雅轻俗、崇古贱今风气的历史惯性造成的。
这一时期的批评史研究者大多经历了从晚清到现代的政治变革,有着极其深厚的国学根柢,长于文献考辨和史料爬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想的浸染。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草创阶段“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对研究者的要求。对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而言,材料的搜集、整理、考订、辨析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它为学科疆界的确定、学科版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没有扎实丰富的史料做后盾,“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也就成了无根的游谈,算不得真正的学问。除了对文献进行整理搜集、辩析考订之外,草创阶段的学科建设还特别需要吸纳新的思想观念与理论方法对旧的材料进行重新处理选择,赋予其全新的意义。否则,材料的搜集考订将失去方向感,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对当时从事批评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大多同时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学术素养,兼具传统学术的考证训诂功夫和近代西方的学术理念,两者的巧妙结合使得这批学者不仅成功创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确定了其大体的研究范畴与基本构架,还以骄人的学术成就迎来了第一个批评史研究的高潮。
尽管草创期的研究者们都能自觉将新的文学理论、历史观点、思想方法作为整理与审视传统文化的依据,但中西观念形态的冲突在这些先行者身上却时有凸现。这些功力深厚的前辈们更多地还是倾向于传统学术的路数,西方思想对其虽产生了巨大影响,却还不足以真正成为他们血液里固有的东西。在以上我们介绍的几部批评史中,著者虽然每每有意识地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观照,以此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科学的结论,但这种比较很多时候不过是中西不同观点的简单罗列而已,故得出的结论就不免流于肤浅,似乎既未照顾到中国文论的实际,也未能深入西方文论的骨髓。陈中凡、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在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学观念、批评观念的比较时,都多多少少犯过这类简单罗列比照的毛病,而在以西释中的时候,也每每让人有生硬笨拙之感。毕竟,中西两套文论话语产生成熟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要用其中的一套话语来评判、诠释另一套话语,几乎是不可能圆满完成的任务。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郭绍虞,他并没有放弃中西比较的思路,但这一思路是内在于历史叙述之中的,以极端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自体性、历史性为前提,看不到让中国的批评史料屈从于西方理念的痕迹。当然,对方、罗、朱等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并不刻意去进行中西文学观念直接、简单的比较与对照,而是沉潜于中国批评史的深处,从各自掌握的材料及其独特的理解出发,力图展示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逻辑。恰恰在这时候,中西诗学观念的相互映照才真正为其批评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深邃的学术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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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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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修仙与女性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