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专题介绍沈伯俊研究员

王楠

2007年04月25日 06:00


编者按: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最近连续播出两期介绍我院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的专题节目。现将广播文字稿刊出,以飨读者。

沈伯俊教授谈三国文化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2007年4月17日播出)

(出音乐: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主题曲)

(混播)在四川,有一位学者,只要一提到“三国”研究就不得不说到他,他就是被称为“权威的三国专家”的沈伯俊教授,在沈教授的名字前,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一长串的荣誉,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但是,透过这些名称,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卓越的三国研究学者。

沈伯俊原籍安徽庐江,1946年生于重庆。1970年从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从事了十余年教学工作,1980年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省社科院录取,并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攻明清小说。在二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沈伯俊共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短评、随笔、札记等190余篇,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三国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沈伯俊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公认的“奇书”。《三国》之奇,表现在人才之奇、情节之奇、文章之奇。《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不仅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包含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兴趣的奥秘,而且由它衍生出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化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各种改编与再创作,二是遍及全国的三国遗迹。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广义三国文化以蜀汉历史、蜀汉人物及其衍生文化为主脉。在全国的三国文化中,成都堪称最引人注目的中心,成都有一批长期从事三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功底扎实,成果显著,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全国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沈伯俊谈三国文化和武侯祠以及他自己研究的经历。
                     
成都与三国文化
                            
提起三国遗迹,谁不知道成都武侯祠?来到蜀汉故都,谁不想看成都武侯祠?作为成都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因武侯祠的存在和影响,三国文化成为了成都的城市标签之一。从历史沿革来看,三国文化对于整个成都文化的影响如何?沈伯俊教授的介绍让人耳目一新。

沈伯俊说:纵观成都的文化史,三国文化是知名度最高、普及面最广、渗透力最强的一个部分,这突出表现在:1,众多的三国遗迹和相关地名。成都别名“锦里”、“锦官城”、“锦城”,都得名于蜀锦织造业发达的三国时期。这里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营门口的黄忠墓、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大邑的赵云祠墓、新都的马超墓、蒲江的严颜殿等等。至今在成都市区,还有“蜀汉路”、“武侯祠大街”、“衣冠庙”(纪念关羽)、“桓侯巷”(张飞谥桓侯)、“黄忠小区”等地名。2,丰富的三国传说故事。3,三国文化对成都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成都人热爱生活、务实创新、机智幽默、诙谐灵巧的品格,与三国文化的熏陶颇有关系。            

成都武侯祠位于成都市区西南,不仅是全国现存十几座武侯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是所有三国遗迹中最早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处。武侯祠以其宏大的气势、丰富的内涵,强烈地吸引着中外游客,每年前往参观访问者多达150万-200万人次。在这里,政治家们会仔细品味清人赵藩那副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平民百姓会在诸葛殿和文臣武将廊追怀先贤,留连忘返;海外游子会虔诚凭吊,一抒寻根之情;外国朋友则会惊叹诸葛亮对中国人民影响之巨大。

沈伯俊说:“人们今天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真正的‘由三国时期遗留至今的古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这体现了三国遗迹在民族文化积淀中的的“心灵史”意义。其实,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然而,“诸葛大名垂宇宙”,要论在亿万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谁也比不上诸葛亮。民众不仅是敬仰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而且更多的是热爱作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化身的艺术形象诸葛亮。”史实与文学艺术的融合,民族道德观念与审美理想的渗透,在武侯祠表现十分突出。

作为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群英纪念地,成都武侯祠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沈伯俊认为,武侯祠这样的文博单位,应该主要发挥其传播文化、启人心智、促进和谐的公益作用,武侯祠未来的发展方向,似乎可以概括为:三国文化的展示窗口、资料中心、研究基地。沈伯俊教授简单介绍了武侯祠的发展历程:

(出录音:沈伯俊--武侯祠 )
(参考文字:成都武侯祠的沿革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漫长岁月,曾经建成的武侯祠也不只一座。早在四世纪初,西晋人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军攻占益州,建立成汉政权,就在成都的少城首次建立了武侯祠。它与蜀汉建兴元年修建于成都南郊的刘备陵墓“惠陵”相距不远。公元五世纪,惠陵旁边另建成了一座武侯祠,到唐代已成一方名胜,文人墨客多有题咏。此后数百年,武侯祠香火之盛,远远超过昭烈庙(即刘备庙)。明朝初年,朱元璋之子、蜀王朱椿以“君臣宜一体”为由,下令废武侯祠,在昭烈庙侧附祀诸葛亮,形成君臣合庙的格局。然而,老百姓却把合并后的昭烈庙称作武侯祠。明末兵燹(xiǎn),此祠遭到毁坏。清初康熙年间,在废墟上又重建起一庙两殿的君臣合庙,其大致规模沿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侯祠得到很好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武侯祠更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博单位、成都耀眼的文化名片。)

二十余年来,沈伯俊一直关注着武侯祠的兴旺和发展,曾经多次为之献计献策。

“锦里一条街”建成后,他欣然撰写了兩副楹联,一副用于侧门:锦绣写千秋,物阜人杰巴蜀地;宾朋来四海,龙翔凤舞汉唐风。另一副则用于其中的饭店:煮酒论学,诸葛文章调五鼎;烹茶谈艺,曹王诗赋烩一炉。
            
 三国文化研究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四大奇书第一种”,问世这六百多年来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蕴丰厚,充满了艺术魅力,沈伯俊觉得值得为它而上下求索、深入研究。下面要听到的是沈伯俊教授开始三国文化研究的原由、他最近的三国文化研究成果以及他今后的研究方向。

 沈伯俊说,他读小学时便已熟读《三国演义》,但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是1981年的秋冬之际,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本来他选择的专业方向是古代小说研究,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三国演义》成了他的头号研究重点,“三国”的论著占了他研究成果的2/3还多。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主要出于这样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远远不如《红楼梦》和《水浒》,这与《三国演义》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因此,他有责任在这方面认真钻研,作出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步向三国文化研究拓展,并于1991年率先提出广义三国文化观。将近二十六年来,他出版了专著、专书十余部,主要有:《三国演义辞典》、《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魏蜀吴各一卷的《图说三国》、《沈伯俊说三国》……

在今后的研究中,沈伯俊说他一方面将在总结将和会通上多下功夫,正在写作《三国演义通论》。另一方面,在专精方面深入,正在写一部融汇文史、贯通古今的关于诸葛亮的专著。  
        
三国热
            
去年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大众对三国的关注热潮。今年,张纪中将重视拍摄三国演义,吴宇森的“三国”也正在紧张筹备之中。沈伯俊说:其实,“三国热”并非新的文化现象,它“热”过很多次,持续时间很长。例如:1994年底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开始播放,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每到播放时间便万人空巷的盛况,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报导,我就同时在《四川日报》和《成都晚报》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1999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台湾举办《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由我担任学术顾问。开幕那天,辜振甫、马英九等知名人士出席;展览长达两个月,人流如潮,盛况空前。这些年我到多个大学作过学术报告,深受大学生欢迎,一些地方的大学生还组织了三国文化研究团体。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三国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充分说明,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对“三国”的解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仅仅取悦于大众,让人听了哈哈一乐,听了以后不想再看原著,这事实上是对经典的一种伤害;另一种生动的讲解是使大众了解经典好在何处、妙在哪里,从而更有兴趣去阅读经典,去吸收传统文化。今天的各种三国影视剧,不仅是三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对它的丰富和补充。对三国文化的诠释、研究和应用,同样也是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

(出歌 :三国演义-卧龙吟)
(混中播)前不久,《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先生在武侯祠举办了讲座,题目叫“向武侯祠致意”。刘先生认为,三国是汉民族最后一个英雄时代,而诸葛亮是中国民族伟大精神的化身,是儒学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在沈伯俊的眼中,三国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三国文化又代表一种怎样的精神?             

沈伯俊说: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仅有短短的六十年,加上此前的汉末时期(或曰“前三国时期”),总共也只有一百余年。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这只是短暂一瞬。然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极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

三国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向往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思想,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彪炳忠义、惩恶扬善的道德取向,举贤任能、知人善用的人才观念。一句话,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精华。

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了沈伯俊教授谈三国文化、武侯祠和他自己研究三国的经历,他对许多三国文化现象的看法。下周,我们将了解到沈伯俊教授的人生经历、生活中真实的学者风范,听他用自己的散文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三国历史的深思。

另外,要了解三国文化,推荐朋友们去阅读几本沈伯俊编写的三国题材著作:

第一本是成都地图出版社的《图说三国》,第二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沈伯俊说三国》,另外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三国漫话》和台湾远流出版社的《赏味三國》、《神游三国》等,另外,你还可以登陆“沈伯俊周文业《三国》学术网站”这是2006年7月沈伯俊教授在朋友的建议下办的一家“三国”研究网站,有很多三国研究的资料。目前国内关于“三国”的网站很多,但学术性的仅此一家。

沈伯俊教授的人生与文章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2007年4月24日播出)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沈伯俊教授谈三国文化、武侯祠、他研究三国的经历和他对许多三国文化现象的看法。今天,我们将了解到沈伯俊教授的生活和经历,听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抒写人生体验。沈伯俊教授为什么会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三国演义产生如此浓烈的兴趣,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学界的肯定,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态度又是如何?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近沈伯俊。

走近沈教授的第一步是听他的讲课,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他给硕士、博士生讲《中国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学典籍》、《元明清小说研究》等课程。在给研究生的《中国文化专题研究》课上,满教室都是学生,他的讲课方法是:发几段先秦文学作品给大家,先抽查上节课要求背诵的内容,然后一段段地讲解,不断引出很多故事,沈教授的声音轻轻细细,总是微笑满面,令人如沐春风,因为知识渊博,讲述的内容就有种清晰而引人入胜的学术美,把人头脑中比较混淆的事都理得清清楚楚,许多学生在本子上迅速地记着笔记。                            

沈伯俊从小到大,各门功课的成绩在班上甚至年级都一直位居榜首。早在小学时,他就已经看过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初中时则阅览了现代中外文学名著并开始有自己的习作;到了高中,他熟读了文学史和中国通史,进行了大量课外阅读,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树立起了自己的目标。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和“三言二拍”等是沈教授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他对它们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兴趣,因此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               

尽管沈伯俊学习成绩优异,在文学上也有特殊的造诣,但命运却跟他开了两次玩笑:一次是高考后,本该进入中文系学习的,却因外语成绩超过满分五分而被调剂到了川大外文系学俄语。虽然没有专攻自己最喜爱的文学,但即使是在那无人读书的时代,沈伯俊也没有无所事事,而是持之以恒,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挤出时间自学英语,打好了自己的学术基础。第二次命运的玩笑是在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到重庆石柱县的山区教中学,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扎下自己的根,在教书岗位一干就是十年,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付出真诚的爱,也得到了学生回报的敬爱。               
 
世上的事情很难说是幸或不幸,关键是你对待的方式,不管环境如何,只要你付出真诚的努力,心中有坚韧的目标,总有一天,你会走到你的方向。沈伯俊就在跋涉10年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招收研究人员,沈伯俊以所报考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省社科院录取,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今天,沈伯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得到了高度认可,他被称为“中国权威的三国专家”、“以一人之力,穷近10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他编著的《三国演义辞典》是世界上有关《三国演义》的唯一一部辞典,被译为日、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说:沈教授在此领域,不只独树一帜,而且用力最勤,贡献最大,“二十年来,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终于卓然名家者,唯先生而已。”

沈教授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而且很少在凌晨一点前休息,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和立著。沈教授在人生态度上强调为人以诚,为学以恒,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诚恒斋”。在生活上,他追求清静淡雅,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简朴的作风,却视文学为一种神圣的东西。

谈到未来的研究方向,沈教授说,他会进一步加深拓宽自己的研究范围,使自己的专著和普及读物更加系统化,并争取再出一些能代表当今中国研究水平的成果。此外,他还要培养学术传人。        

了解了作为学者的沈伯俊,再来感受真性情的沈伯俊,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是沈伯俊的回忆散文:

《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

 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
             
沈伯俊
             
(出歌:张莉《家在何处》)
            
人生犹如一叶小舟,在社会的海洋中劈波斩浪,颠簸沉浮,多么需要可供憩息和休整的港湾。西沱中学,我生命航程中的第一片港湾,那里留下了我整整八年的青春年华,也留给我终生难忘的深沉记忆。               

那是1971年的9月,经过军垦农场一年多的锻炼之后,二十五岁的我由涪陵地区、石柱县城层层下派,来到西沱中学任教。其时,国家命运的航船正处于急风暴雨之中。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在大学期间表现好,成绩好,但因父亲的牵连,不仅没能留校,而且是全班分配最差的两个人之一,不能不倍感压抑。然而,多年的学习和自我修养,早已使我下定这样的决心:“这辈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有益的事。”正是带着“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惶惑和不愿消沉的自励,我生命的小舟悄然驶向了西沱。               

这就是我人生旅程的第一个停泊点。它位于长江南岸,背靠青山,面对大江,一条长街由江岸向山梁蜿蜒而上,数以千计的人家沿街散落,宛如麟甲闪闪的飞龙。与长街相邻的一座山包上,雄峙着西沱中学(当时名叫“石柱二中”),与长江北岸著名的石宝寨彼此相望,颇有气势。由这里回重庆探望父母,尚属方便;而在这倚山临水的环境里教书,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也差堪自慰了。               

报到以后,学校安排我教初三的语文。我向当时的学生黎娜借来一本语文书,略作准备之后,第二天便走上了课堂。我是外文系毕业的,没有学过心理学,更没有进行过教学实习,教语文并不“对口”;不过,凭着多年爱好文学的一点基础,凭着起码的自信心,尤其是,凭着对学生的爱,我竟然一下子站住了讲台,并很快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要说“做一点有益的事”,教好学生不就是最实在的行动么?尽管国事家事还让我心头不时泛起阴云,但整天忙于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做思想工作,大部分时间心情还是充实而愉快的。是的,有一批又一批生气勃勃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便有希望,民族的文化便有传承,自己的头上便永远会有一片灿烂的阳光!这信念支撑着我努力工作、鼓励我奋发前进。整整八年,送旧迎新,我为每一届学生付出了心血,也赢得了每一届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呵,在这生命的港湾里,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熨平了心头的伤痕,也积蓄了扬帆远航的力量。               

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我刚去的时候,连教师食堂也没有,下饭的菜往往只有一瓢南瓜绿豆汤。虽说临近长江,用水却相当紧张:每天早上,师生们排成长队,由开水房的一位师傅一瓢一瓢地供应热水。每逢天干,我们就得到两三里外的农家井里挑水;大旱时节,甚至要从长江挑水上坡。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师生们常常到一二十里外的煤窑背煤,回到学校,已是汗湿衣襟。我还曾带着学生去背出窑不久的石灰,回来时背篼已被烫糊,衣服也是一塌糊涂。办分校的时候,师生们一起砍柴,开荒,施肥,收割,两臂常被划破,手指磨起老茧,而伙食十分清淡,喝的是塘里的积水……

学校的生活又是愉快的。当时的西沱中学,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其中既有执教多年的老师,又有陆续分去的大学生,许多人都很有才干:工作负责、教书得法者固然有一批,赋诗作曲、能歌善舞者也不在少数。大家经历、气质、风格各异,偶有分歧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团结的。同事之间交流比较多,而且晚饭后常常一起散步到校门外的“望江岩”,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在散步中沟通,对学校工作的若干建议也在散步中提出。工作紧张,生活清苦,但大家劲头很足:学校广播室,每天有两位老师轮流值班,及时报道各方面动态;由十几位教师组成的小乐队,演奏颇有水平;由几位教师创作的歌舞节目,在校内外屡获好评。学校还经常组织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师生同乐,欢声如潮,至今犹觉余音在耳……

当然,我接触最多,操心最多的还是学生。看到他们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在劳动中奋勇争先,我总是十分欣慰;看他们的习作,与他们谈心,也总感到是一种乐趣。每当期末放假的那天晚上,我的屋子总是挤满了学生,大家畅所欲言,真是其乐融融。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我当班主任的几个班均被评为校级或县级先进集体,还曾派代表出席地区的经验交流会。               

1979年1月,县文教局调我到石柱中学任教。在离开之前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没有停止教学,只是利用休息时间收拾行李,总想尽量多教学生一点。搬家的那天,我仍在上课,直到汽车开来,几十个学生一齐动手,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我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的学生,告别了西沱中学……

 转眼之间,十八年过去了。尽管一直没有机会再回西沱,尽管不知道这些年来西沱中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我始终怀念着它。几年前到湖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傍晚时,轮船在霏霏细雨中经过西沱,我吟成这样一首小诗:

            满天烟雨罩江波,    八载旧梦存几多?
            旅客争观石宝寨,    我独凝望西界沱。

是的,不管今后的航程有多少风浪,多少曲折,我将永远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

 (出歌:《一支难忘的歌》)

(混中播)这就是一个学者心灵深处的记忆,人生有几个八年呢?尤其是金子一样的青春年华,我想,珍藏在那段岁月里的记忆,应该是最珍贵的,听了沈伯俊教授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文章《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让人有几分感动,勾起人许多的回忆和感慨,不禁想起了一首歌,那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蹉cuō跎tuó岁月》的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这首歌讲述的是青春的深情记忆、青春的奋斗追求,是一首能拨动人心弦的歌: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歌 一支歌 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一支高亢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希望和理想是那么多……”
(歌扬起至完)
              
                                                    
            
填海追日忆斯人
――怀念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
             
沈伯俊
            
春天到了,锦江两岸、龙泉山麓的桃花开了。那灿若云霞的桃花,唤起了我对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的深沉怀念。

 袁珂先生1916年生于四川省新繁县(今新都新繁镇)。他从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读中学时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在前辈学术大师鲁迅、茅盾、闻一多的影响下,他于1948年撰写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并编著简本《中国古代神话》,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神话研究生涯。

 半个多世纪来,袁珂先生在神话研究中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解放初期,他曾经想兼顾文学创作和神话研究;但在“左”的思想盛行的岁月里,他满腔热情创作的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作品屡屡碰壁,而《中国古代神话》的简本和增订本却接连再版,这就促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到神话研究上去。从事神话研究,本来应该在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但他却是作协的专业创作人员,名不正,言不顺,处境确实相当尴尬。幸好后来遇到沙汀这样的开明领导,他才得以专门从事神话研究。然而没过几年,“文革”风暴刮起,林彪、四人帮肆虐,又将他卷入“大批判”的旋涡之中。在这样的逆境之中,他却毅然开始了《中国神话辞典》的编写工作。

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年过花甲的袁珂先生也重新焕发了青春。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来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神话研究中大展宏图。二十多年来,他埋头苦干,文思泉涌,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一部部厚重的著作:《中国神话选》、《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中国神话资料萃编》、《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史》、《中国神话通论》、《中国神话大辞典》……这些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著作,在资料上爬罗剔抉,集零为整,在观点上探幽烛微,开拓创新,为过去长期处于零散状态的神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步构筑起他所倡导的“广义神话学”体系。其中《山海经校注》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国神话大辞典》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深受读者欢迎,印数达数十万册;其他许多著作也多次再版,有的还被译成外文。袁珂先生的煌煌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泰斗,并众望所归地被选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96年10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庆贺袁珂先生八十寿辰暨神话研究五十周年大会”,标志着这位神话学大师学术成就和声望的巅峰。

谈到自己的神话研究时,袁珂先生常常用“填海追日”四字加以概括,纪念他八十寿辰暨神话研究五十周年的论文集也以“填海追日”为题。是的,那衔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那健步如飞追赶太阳的夸父,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袁珂先生以“填海追日”来激励自己,而他五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和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不也有“填海追日”的意蕴吗?

去年7月14日,袁珂先生溘然长逝。闻此噩耗,我立即赶到他里,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并撰写悼诗一首、挽联两副,以寄哀思。其中一副挽联云:“填海追日,振名绝学,友朋共敬称巨擘;著书育才,垂范后世,中外同悲仰大星。”

今年春天,亲属们将把袁珂先生的骨灰安置于龙泉的桃花丛中。那满山遍野的桃花,是不是夸父死后,“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遗留至今的一枝呢?

桃花年年发,思念岁岁长……
 
           
剑门天下雄
            
沈伯俊
                        
来到剑阁县境,便进入了广元市辖区。那是四川三国遗迹最丰富的地区,如剑门关、姜维墓、葭萌关、鲍三娘墓、费祎墓、明月峡古栈道、筹笔驿等,而剑门关更是中外闻名的一绝。

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北30公里的大剑山下。大剑山古称梁山,如剑倚天,峭壁中断处,两崖相对如门,故名剑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开凿阁道(即栈道)30里,称为剑阁道,并设立关隘,置阁尉戍守。从此,剑门关便成为易守难攻屏藩蜀北的咽喉重镇。蜀汉炎兴元 年(263年),魏将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攻蜀。钟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一举夺取汉中郡,直逼剑门。原在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的蜀汉大将军姜维迅即后撤,会合张翼、廖化、董厥等部,退保剑阁,列营守险。钟会大军面对雄关峻岭,屡攻不克,束手无策。相持一两个月后,钟会军粮草将尽,不得不考虑退兵。如果不是邓艾已在此时偷度阴平,奇袭江油,并在绵竹击破诸葛瞻军,蜀汉后主刘禅很快投降的话,钟会真要悻悻而退了。此后,剑门关名声远播,成了众多雄关中的佼佼者。西晋张载称它“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剑阁铭》)唐代大诗人李白化用后两句,写出了“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难》)的名句。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曾惊叹:“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剑门》)在历史上那么多次征战杀伐中,没有一支军队是从正面攻上剑门关的。它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

不过,无论剑门关多么险峻雄壮,也不可能挽救一个衰败没落的政权。邓艾偷袭得手,蜀汉朝廷竖起降旗,使姜维坚守剑门关失去了意义。退一万步说,即使邓艾偷袭不成,钟会暂时退兵,国力消耗殆尽的蜀汉也难维持多久的;何况汉中已属魏国,魏军随时可以分路绕道进攻,光靠剑门关又岂能万无一失?所以,张载继承前人的思想,在《剑阁铭》中写道:“兴实在德,险亦难恃。”随着国家的统一,时代的变迁,剑门关的军事价值逐渐降低,而其文化价值则越来越高。它那雄峻的身姿,傲视古今的气势,展示了祖国山河之壮丽。久而久之,“剑阁天下雄”成为一大名胜,与“夔门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并列为四川最有代表性的景观。

 一千七百年来,剑门关屡建屡毁。清代曾经再次修整,有关楼三重,上书“天下雄关”四个大字。可惜1936年修筑川陕公路时,关楼被毁。此后数十年间,关楼遗址仅有镌刻着“剑门关”三字的石碑两通。这一带的三国遗迹俯拾皆是,有关的传说也相当丰富生动,其中关于姜维的最多。这里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遗迹:一是姜维墓,位于剑门关内(南侧)。历史上的姜维在成都欲利用钟会造反,借机复国,事败,被魏军所杀。在当时那种乱烘烘的情况下,葬于何处,乃是一个历史悬案。后人敬重姜维对蜀汉的赤胆忠心,便在他最后镇守的剑门关附近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墓。墓前原建有享堂,今已不存。现存的墓冢高1米多,周长不足10米,墓前立一石碑,上书“汉大将军姜维之墓”。二是钟会故垒,位于剑门关外10里的志公寺至烟墩梁,系当年钟会进攻剑门关时屯兵处,曾有“钟会故垒”石碑标记。三是空冢戍,在钟会故垒附近,今属剑门镇青树村。据《元和郡县志》,当钟会受阻于剑门关时,为了激励将士拼死一战,便命令部下自掘坟墓,以示断绝退路,期以必胜的决心。因无所埋,故名“空冢戍”。近年来,当地农民发现过若干古墓,墓以汉砖砌成,穴内并无尸骸,却有铜钱、剑戟等物,不知是否即“空冢”的遗存。四是邓艾墓,位于剑阁城外10公里的孤玉山,系邓艾与其子邓忠的合葬墓。历史上的邓艾并未攻打剑门关,而且死于绵竹之西(《三国演义》第119回写到)。这里的墓,也许是当时人怜悯他虽有大功而受陷冤死,为其父子建的衣冠冢吧?

 近年来,在“剑门关”石碑附近,在公路与山崖之间,又修起一座仿古形的“剑门关”。这样既不影响公路交通,又可寄托人们的凭吊之情。关楼共两层,虽非旧物,却气势壮阔,便于观瞻。关楼旁的山崖上有石阶,一直通向附近的栈道。这里已经成为中外游客观赏剑门风光的最佳去处。
              
(载沈伯俊著《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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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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