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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讨

沈华

2016年12月26日 12:00

武力 肖翔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上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鼓舞,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果以1863年出版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至今已经150余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经过1978年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笔者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更加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除了从充满活力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还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这样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走向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①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②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③。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空间上也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统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④。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938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参与和指导下,苏共中央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在文中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1946年开始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了探索。1949至1954年,许涤新完成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第1卷,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不仅苏联教科书中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有明显缺陷,而且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纠正这种缺陷,受社会主义实践不足的局限,我们没有很好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期间,虽然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五朵金花”⑤;经济学界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也进行了探索,但是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写出中国历史占很大篇幅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但随着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可说成果寥寥。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带来了理论界三个认识分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是否具有指导作用?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三是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为什么具有这种特殊性?它是怎样形成的?又将向何处发展?则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因此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⑥。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什么关系?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中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再进一步追问: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问题都有待解答。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欧洲历史为典型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外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期中国人民头上又增加了一座“官僚资本主义”大山,由一个独立封闭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和中国政府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一条可以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理论和更有效的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才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才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革命胜利后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则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⑧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⑨,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后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苏联本身也选择了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起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这种经济体制,才可以保障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西方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也认为:“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⑩经过近30年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是在当时,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经过曲折艰辛的探索,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逐渐摸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基本制度,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差异,怎样认识和解释这种差异?如果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没有一个深入研究和科学合理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并真正发挥指导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是就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很好地上升为系统理论。由于理论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往往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和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或趑趄不前,或嗫嚅无语,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经济学侵蚀,更谈不上在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
   
      建立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又是当前我国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无法再单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来解决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而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里,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难免受到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并进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面临着低层次和碎片化的问题,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在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前后对接、中国问题研究与世界问题研究的彼此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相互借鉴上,或茫然无措,或分歧很大。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些分歧导致了各领域甚至同一领域的学者自说自话,许多研究从局部来看似乎很有价值,但是放在全局上则显得微不足道,甚至相互矛盾,由此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源。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误导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改革就难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甚至裹足不前。
   
      导致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低层次、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一方面,忽略历史,只就“当代”讲当代。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持续之久、水平之高,必然导致了其影响之深、影响之远,以至于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历史传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如果割断了历史的来龙去脉,以静止的眼光评判当代问题,就难免对问题的成因众说纷纭。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更谈不上从中汲取经验,并升华为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忽略世界,只就“中国”讲中国。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中国,而是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往往是世界性的通病,那么先行国家的经验教训无疑值得我国镜鉴。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恰恰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界线日渐模糊,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的根源本身就来自国际社会,解决它们的方法也理应从国际问题的研究中产生。而如果仍以孤立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就会不明就里,更谈不上理论创新。综上所述,离开了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就会显得千头万绪,研究也难免陷入盲人摸象、分散碎片的境地。
   
    由此可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世界历史和现状,只有打通了古代和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壁垒,才能形成准确、全面的认识,进而提炼经验。此外,要想把经验升华为理论,还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对知识储备要求之高,超过了现有的所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全球化时代里事物联系的普遍性所导致的,也是最大的困难所在。或许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很难出现这种“全才式”的人物,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依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但是,由于过去没有树立全局观念,我国尚未建成一个可以有效整合各学科研究成果、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的机制。所以,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为整个经济学界树立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需要历史深度和世界视野
   
      其实不只中国,全世界主流经济学也都面临着研究碎片化和过度数学化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无论在事前预测还是在事后应对方面都拿不出一套系统有效的理论。在这种困境下,国外的一些学者开始把视野向历史和全球扩展,在更广的领域内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了自18世纪以来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从而发现了不加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导致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的原因,从而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其实,关注历史、关注世界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优良传统,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无不兼具历史和全球的视野,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本身也是一部关于经济史和世界经济的巨著。所以,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传统的回归,而这也启示我们:向历史进军,向世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方向。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历史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历史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1)。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所以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全球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力、影响力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正以空前的速度融入其中。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开放”发展理念的落实,我国的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基础日渐国际化,势必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理论也开眼看世界,否则就将滞后于实践,失去其生命力。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一个后发国家,而国际社会无论在实际规则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中国既然在实践上不是这套体系的革命者,那么在理论上也就不可能颠覆现有理论体系。因此,掌握国际经济理论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抛开国际社会自说自话,而是依靠更具解释力、更合理来掌握话语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应当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和崇拜外国的“拾人牙慧”,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五、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加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如前所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而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以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起点并受其正反两个方面制约的。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拓宽历史视野,从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演变的多样性、大格局中去研究,更要从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去研究和建设。就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目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它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首先,要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成共识,把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凝聚到这一历史任务上来。应当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制定出大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分工合作和任务树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目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选题、百家争鸣,但构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仍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智慧来共同努力。其次,要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建立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横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纵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吸收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机制,实现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整合。最后,在国际交流中扩大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走出去”,并凭借历史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参与这项研究,由此形成我国在国际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第二,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广阔的历史视野。首先,要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越是靠近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越多,特别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不仅联系和影响大大增加,而且在发展的步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上,也趋于同步,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把握,没有对“五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形式多样化和时间上的不同步有基本的认识,就很难把握和准确评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演变。其次,对中国历史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决心。由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因此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就要求比较高,一般来说,研究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知识和方法训练,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新理论方法的掌握。但是就目前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方面,即使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往往受到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不能贯通历史。特别是目前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过于重视“细节”问题的倾向,即所谓“碎片化”,而忽略甚至轻视宏观和通史研究,应该避免。
   
      第三,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把握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由于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为指导来剖析中国历史的,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目前最需要的是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不是掌握几个词汇、运用几个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要有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其次,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发展越来越快、日益丰富。我们只有站到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前沿,运用最新并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达到一个高的起点,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匹配,才能显示出其价值,也才能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③余永跃:《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④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5页。
   
      ⑤“五朵金花”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五大研究重点及其成果,它们分别是:(1)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2)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3)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汉民族形成问题。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⑨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归纳了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来看“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
   
      ⑩转引自[英]杰拉尔德·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作者简介:武力(1956-),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9;肖翔(1984-),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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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思考:对象、方向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