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及其现代价值

沈华

2016年12月28日 12:00

贾根良 何增平
《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

一、米切尔与《经济理论的类型》
   
      提起美国老制度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卫斯理·C·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1874-1948),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经济周期和量化统计方面的研究,而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关注。①但是,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对其未完成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的类型:从重商主义到制度主义》(Types of Economic Theory:From Mercantilism to Institutionalism)(以下简称《经济理论的类型》)所评论的:这是一部“可以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相媲美的划时代巨作”;[2]另一位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珀尔曼(Mark Perlman)也将其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3]②因此,米切尔独具特点的经济思想史观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思考和借鉴。
   
      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米切尔在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经济理论的类型》。③这部著作最初是以学生的听课笔记的形式出现。米切尔的一名学生约翰·迈耶斯(John Meyers)在1926-1927学年上米切尔开设的思想史课程时,将他的讲座逐字逐句记录了下来。后来他又增加了一些他之后去旁听该课程的记录。这些笔记很快就流传开来。米切尔的另一名学生奥古斯都·M·凯利(Augustus M.Kelly)将这些笔记以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为题出版。④后来,米切尔的学生,同时也是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的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辑,增加了米切尔的讲义、日记、其他论文中的内容和其他学生的笔记,使得篇幅从原本的600页扩充到了1500页,这也就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
   
      必须说明的是,米切尔生前并没有对这一非正式的著作进行任何审定,因此,在很多细节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其准确性。⑤同时,由于课程时间的限制,他本人也承认,对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考察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作专门的考察,如马克思。[5]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从重商主义到制度主义”表明了它所考察的时间跨度。米切尔区别不同经济理论类型的依据是两个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理论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而另一个较为次要的要素则是一种理论如何看待人性(human nature)的问题。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考察的是米切尔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期,时间是从重商主义末期开始,以亚当·斯密为起点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结束。下卷考察的是离米切尔所处时代较近的诸多经济理论类型,从杰文斯开始,到凡勃伦和霍布森,最后以康芒斯结束。
   
      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是美国老制度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主要体现,他对内部历史观的反对和对经济理论的人性假定的关注是其制度主义观点的表现。他将学科发展过程划分成了哲学方法阶段和科学方法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米切尔的错误造成了在经济思想史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并且导致了大相径庭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价值的理解。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内容,并说明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的当代价值。
   
      二、对内部历史观的反对:作为“社会产物”的经济思想
   
      人们常常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发展的过程。后来者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思想进行符合逻辑的发展,每一代人利用新的观察来校正旧的思想,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从而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不断积累,最终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我们可以借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称这种科学史观为内部历史观。
   
      米切尔认为,这种内部历史观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事实。他承认,这种历史演变的逻辑可能存在于自然科学当中,但他反复强调,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较大的可变性。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时刻处于一个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当中,它不像物理学所研究的原子一样属性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学也不具备像自然科学当中那样进行大规模重复试验的条件。经济学难以控制住所有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是不能实现控制变量的试验。同时,经济学所能观察到的样本数目也是有限的,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大量的重复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外部历史的因素就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米切尔认为,经济理论是“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它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6]而在各种因素当中,他特别强调了当时的重要经济问题和流行的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具体来说,外部历史因素会影响经济学家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理论最后会得到社会认可。米切尔认为,经济理论的关注点与经济学家所处时代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要理解经济思想史上著作家的思想,就必须考察并深入理解这些著作家所处时代面临的关键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米切尔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史著作。米切尔指出,正是基于对当时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观察,亚当·斯密将一国财富的生产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在西欧经济的起步阶段,财富的生产和积累问题受到热切关注的结果;而马尔萨斯将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是西欧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的结果;李嘉图将财富的分配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是三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发生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的结果。
   
    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这可能在很多稍有历史观念的人们看来并不奇怪。但是,米切尔进一步认为,不仅经济理论关注的问题,而且经济理论处理某个问题的方式也是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我们以亚当·斯密为例。如《国富论》的标题所显示的,亚当·斯密放在首位的问题是一国财富的生产。米切尔认为,亚当·斯密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主张是自由放任。但是,亚当·斯密对自由放任政策合理性的论证是存在疑问的。这个论证假定每个人都是自利的,每个人的个体决策都可以做出最优的判断,所有人的最优加总起来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最优,因此自由放任就可以带来社会福利的最优。然而,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个体的最优加总起来就一定是整体最优。米切尔将亚当·斯密和与亚当·斯密年代相近的斯图亚特进行了对比:他们都假设每个人是自利的,每个人的决策都可以做出最优的判断。但是,斯图亚特却不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加总就可以得到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相反,斯图亚特认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福利被侵蚀。斯图亚特的这种观点使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经济学中“公用地悲剧”的理论。因此,与亚当·斯密相反,斯图亚特得到的是需要国家干预以防止这种损失的结论。
   
      因此,从逻辑上是无法给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找到坚实的合理基础。亚当·斯密对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 initiative)的信心需要从其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寻找源头。米切尔相当详尽地描述了当时与个体能动性有关的诸多要素:18世纪的英格兰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个人的自主创造在许多领域(如出版业、殖民活动、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取得了成功。在政治领域,现代英国的政治格局初步成型,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地方由人民自主治理也是这个时期个体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人们自主建立了新的管理部门来处理地方问题,例如,组建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铺街路、修堤坝等。最后,在经济领域,米切尔认为经济制度发生了一次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的转型。
   
      米切尔所定义的“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对经济运行全面干预的制度。在实施重商主义制度之前,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受到原有的中世纪庄园制度、行会制度以及地方自治协定的约束。重商主义通过调整中世纪的这些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达到政府的政策目标:在就业上通过较低的工资实现充分就业;在农业上保证供给;在工业上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某些行业专利权的垄断;在对外贸易上积极推动本国的殖民活动。在重商主义晚期,贸易垄断在亚当·斯密的年代遭到了破坏,很多人通过违法的方式参与到原本由专营公司垄断的对外贸易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走私活动的猖獗使得政府难以监管,而一些议会的议员私下也参与这种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原本的行会制度和学徒制度的约束。于是,这些越来越广泛存在的个体能动性的实践产生出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土壤。⑥
   
      那么,能不能认为米切尔的思想史观就是一种与内部历史观相对立的外部历史观呢?哈奇森(Hutchison,1951)认为,米切尔的思想史观忽视了学科发展的内部因素,从而造成了其方法在第2卷没办法贯彻下去,没办法充分解释他所涉及的诸多经济理论的类型。[7]布洛迪(Brody,1952)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8]但是,从米切尔的原意来看,他不认为外部历史足以解释整个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他明确指出,他的“这些陈述并不是要贬损经济学家们的智力价值(intellectual merit)”。[9]同时,他在这个讲座过程中也丝毫不回避理论上的优势能使得一种理论在与其他理论竞争当中占据优势。例如,在对比边际革命中的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的理论时,他认为,瓦尔拉斯的理论相对杰文斯的理论的一个优点是他在一般均衡而不是局部均衡的基础上阐述其理论,门格尔则相对杰文斯更好地处理了中间产品的价值归属问题,这使得杰文斯的理论产生的影响要弱于门格尔和瓦尔拉斯。
   
      对他的观点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经济理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种或者某几种要素作用的结果。他说:“当你考察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你越多地了解特定环境,你就越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的影响并不归因于在这个环境中你选定为原因的任意单一因素,而是这个环境的整个联合体。如果你要足够透彻地解释的话,你就必须将把这些因素都包括进去。”[10]只是由于经济学这门学科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别,社会的重要经济问题以及流行的思潮等外部因素会发挥比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更大的作用。反对的意见把米切尔的观点归结为忽视内部历史因素,忽视学科内部的逻辑发展,而在他考察逻辑发展的时候又说他的方法最终难以贯彻,这其实误解了米切尔的观点,犯了稻草人错误。
   
      米切尔深受凡勃伦的制度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史观是其自身制度主义观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反映。按照制度主义的理论,人类社会处在不断的累积因果的过程当中。因此,要考察某一现象,就必须考察这个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经济学家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同样是各种习惯和倾向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和先入之见则是过去历史过程中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必然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总是他们所处时代启蒙常识的观点。特定一代经济学家的精神态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通行的观念和先入之见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结果。”[11]
   
      三、人性观点的争论:功利主义向何处去
   
    对不同经济理论类型背后的人性观点的关注是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的另一大特点。他详细描述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中人性观点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如何成为经济学明确的心理学基础,以及围绕着它的诸多争论。
   
      在第1卷中,米切尔用了四个讲座的时间来专门讨论社会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边沁的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如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一样的社会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类行为被解析为快乐和痛苦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这个理论就可以通过测量快乐和痛苦来同时回答人会如何行动和怎样的行动能带来最大的幸福的问题,同时回答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这种人性假设有三个特点:“首先,人性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享乐主义的;其次,人性是理性的,人是能计算的生物(calculating creature)”;“从他的总体观点来看,人性的第三个特点是说,它本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人并没有行动的倾向,而是被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快乐—痛苦的力量推动和拉动的。”[12]
   
      在“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都采取了与边沁相同的人性假设,人的行为被视为是幸福计算的结果,并且这个假定是隐含的,没有经济学家明确地将其作为理论的心理学基础。在需要的情况下这个假设会被修正,比如,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常假定人具有生育的欲望,这时人不是理性的,他不能认识到生育过多人口会造成贫困的可能性。
   
      直到杰文斯的理论提出,这种功利主义的心理学基础才被明确地当作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杰文斯以边沁的理论作为心理学基础,建立了一套边际效用理论。但是,随着经济学中以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边际理论流行开来,他们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的行为并不是由快乐、痛苦的计算决定的,而是由遗传的驱动(inherited drives)所决定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指出,我们忽略了决定人类行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习惯。维护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这时也开始对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产生怀疑。米切尔以亨利·西季威克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西季威克承认,让他选择去吃饭的并不是他对吃饭的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而是他饥饿的感受。
   
      面对受到严重打击的经济学的心理基础,后来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同时,伴随着这场争论,米切尔指出,金钱在经济学分析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经济理论都从对主观动机的研究,转向对客观的金钱现象例如对价格的研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坚持原有的功利主义的心理学基础。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分析和边际主义的效用分析综合成一个完整体系,这种综合表现为供求曲线共同决定价格和产量的简洁体系。主观心理动机(motive)的均衡是难以衡量的,但是可以通过金钱,也就是客观的价格的均衡表现出来。以达文波特为代表的“纯经济学”(pure economics)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从价格的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而心理学分析应当完全从经济学当中清理出去。但当涉及人类行为的时候,他又试图对其背后的因素做出解释。他认为人的行为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人的欲望(human desires)、人类的生产能力和生产使用的工具设备。而当涉及需要对人的欲望做进一步解释时,他却说,这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心理学家的工作。以费特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学派则希望以意志心理学(volitional psychology)的概念取代原本的功利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从结果来看,这种心理学所假设的价值评价过程与功利主义心理学没什么本质的差别。费特的思想在后来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开始主张可以单纯用选择行为来刻画人的行为,从而取代原本功利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但是这没有给他的经济学理论内容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他的经济学研究和达文波特相似,都是着眼于人的金钱活动。差别在于,他认为经济学应当去探索在人类经济活动背后的因素,并且指出金钱的使用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快乐主义的心理学是经济学的一种先入之见。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本能和习惯决定的。人的本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变化较少,而习惯则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累积因果的过程当中。制度则是指某一历史条件下广为流行的习惯的集合。因此,凡勃伦指出,“进化经济学必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成长过程的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累积序列的理论。”[13]
   
      米切尔认为,从经济学当中剥离心理学基础的做法是错误的。经济学的分析必然要解释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原因。不对其背后的因素进行解释,经济学就无法进行预测。因此,米切尔主张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问不能够脱离心理学。同时,经济学家也不能寄希望于从心理学家那里直接得到具体的答案。因为心理学能够提供的只是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它只能保证经济学家不会犯基本的概念性错误,但是具体的经济行为的解释则仍然需要经济学家自己挖掘。⑦
   
    对于以上的思想史现象,米切尔并没有放弃进行制度主义的解释。功利主义心理学和关注金钱现象的研究之所以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金钱经济(money economy)或者说金钱制度(pecuniary institution)的广泛存在。米切尔认为,经济制度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活动:制造产品(making goods)和赚取金钱(making money)。产品的制造由企业来组织,而企业追求的则是金钱利益。⑧这种生产金钱的活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形成了金钱经济。在金钱经济以前的经济形态当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由习俗(例如,庄园经济制度、行会协定等)限定的,发生金钱交易的经济活动只在这个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小的比例。而在金钱经济下,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金钱来进行的,每个人为了谋生就需要适应这种金钱经济的体系。他们依据不同商品的金钱表现,也就是价格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投资等经济行为。用凡勃伦的话来说,即是“在这种体系中,金钱业务和市场现象是支配性事实。但这种形式也是快乐主义之所以在经济学中得以流行的重要基础;从而我们也许可以把快乐主义经济学看成从市场的角度对人性的一种解释……这种世界中的人要对这种形势做出敏捷的反应,调整他出售的货物以适应需求的变化,从而实现某种结果。”[16]所以,米切尔总结到,“因为它由此理性化(rationalize)了经济生活本身,金钱的使用也就给这种生活的理性的理论奠定了基础……金钱或许不是万恶之源,但它一定是经济理论之源。”[17]
   
      四、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一个乐观的经验主义者的预言
   
      米切尔将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哲学方法的阶段,学科内不存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差别在于其立场和观察角度的差别。第二则是科学方法的阶段,学科形成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学科的进步依赖于观察的积累和分析技术的进步。米切尔认为,经济学目前仍然处于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米切尔将经济学当中主流的方法称为“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方法。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米切尔将李嘉图视为这种方法的代表。我们常常将李嘉图的方法称为演绎法,但米切尔认为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因为从逻辑上来看,一个理论的形成必然同时具有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成分。虽然李嘉图在著作当中采取了演绎推理的形式,但他的理论假设和基本观点仍然是从他长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当中得到的,仍然有归纳的成分。米切尔更倾向于称这种方法为“思想实验”。这种方法先假定一个抽象的环境,排除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干扰因素的影响,通过演绎推理的形式,模拟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控制变量实验,从而研究某种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种方法并不是经济学当中唯一的方法。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米切尔将马尔萨斯视为与“思想实验”相对立的经验研究方法的代表。这种方法并不假定抽象的环境,而是试图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得到经济理论。在《人口论》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就力图通过大量的经验事实来说明其人口原理的正确性。尽管曾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试图采取这种方法,如西斯蒙第,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阶段结束时,在这两种方法当中胜出的则是“思想实验”。这一结果,米切尔认为,一方面是时代局限性造成的。如前文所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区别。从大量观察出发研究经济学问题,就必须要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先进的统计学技术,而这在当时都是难以达到的。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经验研究需要同时考虑大量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结果是研究结论往往含混和繁杂。与此相反,“思想实验”的方法得到的结论通常是非常简洁明了的,并且这个体系披上了演绎推理的外衣,体系自身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这就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选择“思想实验”这种能够带来明确结论的研究方法。例如,马尔萨斯尽管研究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但其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仍然具有“思想实验”的特点:人口的增长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粮食的产量按照算数级数增长,从而人口的增长具有一个超出粮食承载能力的趋势。另一方面,“思想实验”的方法的胜利与以李嘉图经济学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胜利有很大关系。米切尔认为,当时英国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相信,英国当时执行的经济政策,例如自由贸易、废除谷物法,是带来繁荣的一大原因。而这些政策与“古典经济学”通过“思想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得人们相信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思想实验”的方法很快成为了研究方法中的主流,而经验研究方法往往只是作为对理论体系的事实材料的补充而存在。
   
      米切尔认为,“思想实验”这种方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这会导致对现实考察的忽视,理论得不到检验”;其二,“理论简化的需要导致了过度简化的假设,这使得理论和现实真实世界之间只存在‘有问题的关联’(problematic relation),并且在实践上使得这种理论不能检验”;其三,就算能够检验,这种理论会成为事实检验中的先入之见,影响检验人员对经验证据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四,现实经济行为往往会比理论假设中的行为复杂得多。[18]因此,米切尔希望能够摆脱这种方法的束缚,从经验研究方法出发重建经济学,他希望这种方法可以使得经济学具有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为了把经济学推向第二阶段,米切尔认为,首先经济学应当以人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存在的多种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不同侧面,它们相互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在人的行为较符合功利主义的情况下也会有一定价值。但是,要研究人类行为,就不能继续保有原有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基础,新的理论体系应当是制度主义的。通过经验研究,他希望能够发现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因素。同时,一个新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应该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不使用“思想实验”的方法,而从大量的数据当中提炼出新的经济理论。过去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米切尔认为都是可以克服的。随着各类经济研究机构的成立,大量的经济行为的统计数据成为可能;借助概率论等数学工具,研究者就有希望发现群体行为中的趋势性因素。米切尔对经验方法的乐观预言受到了很多质疑。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批判是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针对米切尔经济周期研究的批评,他称这些研究为“没有理论的测量”(measurement without theory)。[19]但是,谢尔曼(Howard Sherman)则认为,米切尔的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的测量,他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危机爆发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测量“没有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罢了。[20]
   
    在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经验研究需要以特定的理论为前提。数据的定义和筛选,分析方法的设定都会受到它的理论基础的影响。抛弃了旧的理论基础,以经验方法进行的研究仍然会受到先入为主的理论观点的影响。正如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的,这种偏差在研究涉及不同的制度、国家和时代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由于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忽视,库兹涅茨认为,经验研究的先入之见大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的货币经济基础上的。将这些先入之见不加改动地运用到处在不同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上,经验研究的结果可能就会存在偏差。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研究得到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可能远没有在具备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有意义。因此,“对完全充分的数据基础的过分坚持意味着对要研究的制度的严重偏向,对发达国家的过分强调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严重忽视。”[21]现实似乎也没有米切尔所预言的那样乐观。一个抛弃了功利主义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的统一体系似乎并没有出现。相反,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采取的依然是“思想实验”的方法。尽管随着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技术的发展,经验研究在经济学当中风行起来。但是,米切尔对其作了太乐观的估计。如今,数据和统计技术上的进步似乎并没有使得我们经验研究的结果告别莫衷一是的状态。“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没有人比米切尔更清楚这些危险了。”[22]米切尔对此的回应并没有摆脱经验方法,他更多地寄希望于收集更多更详尽的数据,以及分析技术的完善。这种做法显然是缘木求鱼。批判实在论认为,除了经验性的“浅层实在”,还存在超验性的“深层实在”。也就是说,除了人们能够经验到的事物,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超验性的事物管束着我们经验到的现象和事件。[23]米切尔对经验方法和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乐观预言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观点在本体论上停留在了“浅层实在”领域,而忽视了超验性的“深层实在”。批判实在论将经验主义称之为扁平化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导致了认识论的谬误:它将实在论问题简化为认识论问题,将实在的运动等同于认识的运动,将认识的结果等同于实在本身。[24]因此,米切尔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描述以及他对经济学未来的乐观的经验主义预言是不正确的。
   
      五、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的现代价值
   
      (一)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的矛盾
   
      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理论是对各种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和机制的理论解释,其中,所谓经济思想史观就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世界观。[25]米切尔对经济学科学方法的阶段性描述代表了如今很多人对经济学现状的认识,经济学已经成为科学却成为了很多人的信条。在米切尔所描绘的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中,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在以下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第一,经济思想是内部历史的产物,还是内外部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社会产物?米切尔在《经济理论的类型》中认为经济理论是内外部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产物,这对于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仍具有借鉴价值。但是,到了米切尔描述的科学发展阶段,经验方法的胜利使得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得到检验,学科的发展依赖于新的数据和分析工具。这种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内部历史因素似乎就成为了主导甚至唯一的因素。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当中的主导因素是学科内部逻辑的发展,每一代经济学家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观察和分析工具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得真理不断积累,学科呈现累积性的发展。显然,这种观点排斥了外部历史因素可能发挥的作用,历史被扭曲为一种作为“真理”的理论取代其他“错误”理论的过程。米切尔是如何从经济理论是社会产物的经济思想史观走向这种唯心主义史观的?这是我们在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时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二,评价各种经济思想依据的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既然经济思想在内部历史观下成为了向着一种现存理论进步的历史,那么在评价过去的理论时,一种理论就会依据它与现存理论的接近程度来评价。按照米切尔的看法,经验方法能够产生新的理论,并且能够以此重新评价过去的理论。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这种观点把经济理论当成了脱离历史和超社会的东西,反映了一种线性进步的科学史观,具有片面性。与绝对主义史观相反,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经济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种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种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应该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26]珀尔曼中肯地评价了米切尔的思想史观的这个方面:“经济学真理(economic truth),在他看来,因而是高度相对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也是)基于分析者的主观价值的。”[27]
   
      第三,经济思想应当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尽管米切尔作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有所偏爱,但是米切尔在《经济理论的类型》中并没有表现出对不同理论类型的排斥。相反,米切尔认为不同的经济理论是互补的,对于理解经济现象都有一定价值,他对很多其他理论类型的经济学家都称赞有加。但是,这种多元的状态在新的统一的经济理论产生后是难以为继的。这种一元论是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存在的问题。如果经济思想成为了内部历史因素的结果,并且按照绝对主义来进行评价,那么,这种思想史观势必将一种理论视作绝对真理,排斥其他理论,反对经济学多元论。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人们对实在的理解始终是有限的,人们面对同样的实在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都有各自的价值。因此,本着开放系统观的经济学多元主义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观点。[28]
   
    (二)米切尔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价值的理解
   
      米切尔对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价值的理解处在一个矛盾当中,这个矛盾与米切尔对学科发展的两个阶段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哲学方法的阶段,他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理解经济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到了科学方法的阶段,他却认为,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历史会受到越来越少的关注”。[29]这种矛盾是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如果经验方法可以建立一套新的经济理论,那这种方法就使得经济理论的发展依赖于新的数据和分析技术的出现;如果经济理论的发展被当作了一个学科内部逻辑的发展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真理就获得胜利而谬误则被淘汰;如果过去的经济理论只作为已经被“证实”的理论的先驱而被赞扬,那它背离了这一理论则会受到批评或忽视;如果只有唯一的经济理论作为科学而存在,那其他非主流的经济理论则被作为谬误而被否定,经济思想史学科必然就变成了一门嗜古成癖的没有太大价值的学科。按照这种思想史观,正确的理论都已经体现在现存理论的教科书当中,对过去的理论的研究除了给予研究者失败理论的教训以外,对经济理论发展没有多少价值。
   
      实际上,米切尔在《经济理论的类型》一开始,就说明了与此相反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反对内部历史观的,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米切尔认为,当前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理解经济理论是必要的,并且区别于“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以说明理论内涵为基本内容),应当更加关注经济思想发展的外部因素,尤其是理论的经济史背景。这样人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理论与产生这种经济理论的历史环境的关系,从而理解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理解作为社会产物的经济理论的长处和短处。他说:“按照这个精神来进行,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比前人更加关注经济史。我们所要探索的和更多思考的,不是定律的字面意义,不是一个人的思想在他前人那里的踪迹,不是从他的构想中轻微的批评可以产生出的逻辑的不一致性——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比不上他面对了什么类型的问题,他构想它们的方式,他采取的一般方法,他所认为理所当然不需深究的东西,他对他的结果的信心的依据,他将这些结论用来做什么,他同时代的人的接受和反对,他的科学成果对社会进程的反作用。”[30]
   
      在经济学教学中,尤其是在经济学研究人员的培养中,米切尔认为,经济思想史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洞察力,这种能力对于经济学研究是大有助益的。他以赫伯特·达文波特为例:“任何人……都会认识到他有建设性的成果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批判的历史研究的影响。”[31]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对理论研究的助益不仅在于启发灵感这种间接的影响,而且在于培养一种多元主义观点和批判精神。研究者会理解不同经济理论的内容,认识到它们各自的优缺点,从而保持一种开放思维(open mind),从某种理论的教条当中解放出来。米切尔说道,在经济学研究者中,“他们当中有的人变成了新马歇尔主义者,有的人变成了新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变成了新奥地利学派拥护者,有的人变成了数理理论家,有的人变成了制度主义者,任何将做出这样选择的人都应该睁开双眼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他应该理解其他类型的理论是什么;他们都提供了什么。如果他知道,可能他就不会变成任何学派的热烈追随者了。”[32]在学科建设方面,米切尔认为,通过理解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人们可能有希望通过干预和控制一些因素,促进学科的发展。同时,米切尔还指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解决过度专业化的问题的作用。它有助于打破不同领域内研究者之间的藩篱,帮助研究者理解和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三)对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的反思
   
      按照米切尔的认识,由于经济学还没有进入科学方法的阶段,所以经济思想的发展仍然是内外部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社会产物,这时他对经济思想的认识仍然是相对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这是他在《经济理论的类型》当中贯彻的主要的经济思想史观。然而,由于米切尔的经验主义错误,在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认识上,内部历史观、绝对主义和一元论的错误观点与这种经济思想史观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米切尔在一些场合下得出了经济思想史价值不大的结论。在我们看来,经济学不会进入米切尔设想的科学方法阶段,由于经验主义的扁平实体论基础导致了认识论谬误,同时在实践上也存在种种困难,米切尔的乐观预言是难以实现的。然而,在目前的经济学界,经济学因为使用数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以及内部历史观、绝对主义和一元论等错误观点仍是占支配性的观点。因此,我们在借鉴和学习米切尔有益思想的同时,应当警惕和反思这种错误观点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辉格史观指导之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辉格史观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它将复杂的历史进程扭曲为过去历史向着当前现实不断进步的过程。辉格史观在历史学界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具有代表性。然而,萨缪尔森却将辉格史观看作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在他看来,经济思想史应该强调那些现代经济学的先驱思想,要站在现代经济学的立场上来评价过去的经济思想的对错。[33]显然,这种观点站在了与米切尔描述经济学发展的科学阶段时相类似的立场上。米切尔在《经济理论的类型》中对经济理论、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思潮之间相互作用的描绘表明,这种观点是不真实的。
   
      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在《经济理论的类型》中的具体运用可能存在争论。塞利格曼认为在这部著作中,米切尔“出色地把经济学和政治思想、社会思潮融为一炉”。[24]但是,珀尔曼却认为,米切尔在处理具体理论和时代关系的问题时可能有失偏颇,“讨巧的抽象和它们粗心大意地应用”[35]是这部著作存在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米切尔有关经济理论是社会产物的经济思想史观,他对内部历史观的反对,对经济学心理基础演变的社会进程的阐述,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价值的探讨,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他的经济思想史观存在的缺陷也是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时值得吸取的教训。
   
    ①据笔者查阅文献,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研究,国外有多篇对其著作《经济理论的类型》的书评,而专门讨论其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只有日本田中敏弘先生(2012)的一篇介绍性文章。[1]
   
      ②另两个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权威性著作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和卡尔·普里布兰(Karl Pribram)的《经济推理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请参见Pribram Karl,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
   
      ③除了这部著作,米切尔还在生前发表了多篇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请参见Mitchell W.C.,The Backward Art of Spending Money,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9。
   
      ④请参见Mitchell W.C.,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49。由于在后来的编辑中,多夫曼将很多讲座的内容合并为一章,这使得只有在旧的版本中才能看到课程的整体构架和每个讲座的主题,因此,旧版本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⑤米切尔生前确实打算按照其讲座的内容出版一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著,他曾专门让秘书整理这门课程的讲义,但是最终没有实现。[4]
   
      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米切尔对重商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他只看到了个人非法活动对原有制度的破坏,却没有看到在重商主义阶段后期,重商主义提倡国内自由贸易对原有制度产生的影响。
   
      ⑦米切尔一直希望能够将社会科学统一为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则是在研究人类行为的不同侧面。由于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米切尔希望能够以此打破由于学科专业化造成的学科之间的隔阂,从而使得不同的学科能够相互合作,共同解释人类的行为。[14]
   
      ⑧但是,米切尔并不像凡勃伦那样认为这两种活动造成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相反,他认为金钱制度具有促进生产发展的优越性,而诸多的弊病则有希望通过协调好这两种活动的关系来消除。[15]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何增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2016年12月28日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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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模式的经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