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沈华

2017年03月17日 12:00

胡家勇
《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和观点,开始形成相对完整的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下面试图勾勒其发展脉络和基本轮廓。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②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③在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里,“直接社会劳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由于劳动已经成为“直接社会劳动”,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如何在各种用途上分配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④十月革命之前,列宁设想:“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⑤实行“直接的生产和分配”。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苏维埃经济中引入商品交换(不同于产品兑换),对商品、货币、私有制经济和物质利益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列宁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只是通向“直接生产和分配”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⑥是一种战略上的“退却”。而且,到了1921年11月,列宁就认为,“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⑦正因为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根本看法没有变化,才使得在列宁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很快得以建立起来。
   
      在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直被尖锐对立起来。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中就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进行了系统论证,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不可能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功能分离开”。⑧这是因为,公有制与生产要素市场不可能并存,公有制下不可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选择只能是:“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⑨与之相应地,在所有制问题上,米塞斯也认为只存在互不相容的两种选择,“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⑩哈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是因为,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市场运转所需要的动力和信息。兰格等人虽然反驳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模拟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11)但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仍然是“两张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精髓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优势,并生成新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突破、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主线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断上。1985年,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2)同年又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如果从这种新的实践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跳出传统思想的桎梏,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不存在矛盾。因为,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市场经济通过调动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来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能够极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15)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来看,市场经济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投资、激励创新,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就业岗位,保障大多数人获取收入的机会;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构筑公平竞争的起点、校正市场竞争的结果,帮助处于不利地位和面临风险的人。即使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一些重要目标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如麦克米兰就指出:“市场并非天生与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16)
   
      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理论特色。开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形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的认识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一次质的飞跃。这一论断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世界各国在谋求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蕴含的重要原则和观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凝练出许多重要理论原则和观点,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我国改革开放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出发点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7)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这一理论和实践原则,勾画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清晰线索。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改革初期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到十二大报告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四大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的认识一直向纵深推进,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科学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首先,需要认真领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18)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绝大多数经济资源,无论是消费品(包括重要消费品)还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等,都需要经由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和环节上去。市场的优势源自于它能够合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偏好,将它们转化为简单的价格信号,(19)引导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作出合理地选择;能够有效地传递和利用无数分散而隐匿的知识和信息,使资源的配置动态优化;能够充分利用人们的内在激励驱动资源不停地流动,使整个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够不断激励创新和创业,成为不断获取新知识、淘汰旧知识的有机体,(20)从而也是创造新经济和开拓新生产力的有机体。总之,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能够调动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智慧和力量,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市场原则无限制地扩大到公共产品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市场设计并不是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问题,而是市场加上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21)其次,科学界定政府作用。资源的配置活动基本交给市场,政府就应该从纷繁复杂的资源配置活动中退出来而专注于自己的应尽职能。政府职能内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可以概括为构建四大框架。一是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包括良好的法治秩序、有效的产权制度、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和权威的监管制度。二是总体生产力框架,包括资源、能源、交通、通信、信息、数据、生态等领域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骨干网络,形成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骨架。三是宏观经济稳定框架,通过营造均衡、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形成稳定的市场和公众生活预期。四是社会福利框架,通过养老、医疗、教育、失业等制度防范社会风险,保障基本民生。当然,政府在建构这四大框架的过程中,也可以引进和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动员和效率提升。
   
      (二)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所有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核心是对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科学化,并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缓解就业压力和活跃城乡市场,先允许个体经济、继而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把它们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同时允许外资的进入,以弥补资金缺口和引进先进生产、管理技术,从而开启了中国所有制结构发展演变的序幕。党的十五大实现了所有制理论质的飞跃,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论断,围绕这一论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原则,主要包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发展了所有制理论,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随后“两个毫不动摇”一再被重申,从来没有动摇过,并相继制订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十八大以来,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的新历史条件,所有制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等。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原则,澄清了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模糊认识,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22)巩固和发展了已有理论成果。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线条较为清晰的所有制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所有制理论基础。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下降了,但主体地位没有变,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和优质资产;非公有制经济在产值、投资、就业、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增加、创新重要性凸现、消费个性化增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所有制基础。
   
      第一,科学认识和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产值、就业、税收等指标看,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数量优势,人们因此担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为我们科学认识公有制主体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我们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来科学把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时俱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需要有量的规定性,(23)但更重要的是质的规定性,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主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构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上。具体来说,就是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主要分布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基本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骨架,再通过市场经济的渗透、放大和影响作用,成为覆盖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普照的光”。(24)
   
      第二,科学认识非公有制经济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不能再将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中小企业与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25)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再是向生产大型化的单一方向,而是向大、中、小型化多方向并进。灵活运用现代技术,中、小型企业,甚至微型企业完全可以成为容纳和利用现代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如此,中小企业甚至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需要基于“多样性”来理解非公有经济存在的理由。多样性是适应经济复杂性、克服不确定性、激发创新活力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基础条件。“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26)因为,一个社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都与多样性密切相关,金融家、企业家、生产者、消费者和企业组织形式、社会财产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第三,进一步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而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存在形式。科学认识股份制的性质对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股份资本的论述可以给我们重要的理论启迪。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27)恩格斯则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28)马克思、恩格斯尚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资本带有“社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性质,那么,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股份资本必然会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社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性质,而成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或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相融合。
   
      (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的重要理论原则,涉及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公平与效率关系、共同富裕等诸多重要方面。
   
      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原则,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29)实现了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的质的飞跃。在随后的发展中,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明晰多种分配方式的内涵,引入按生产要素分配。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居民的收入渠道多元化了,财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快速增长,为市场机制运转提供了强劲动力。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内在一致性,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即“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30)它激发了亿万人民创造财富、获取收入和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积极性,驱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不停地流动和重新配置,从而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契合的分配制度基础。
   
      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2003年之前,我们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31)这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同时经济严重缺乏效率和活力密切相关。2004年开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等已纳入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之中。同时,对“公平”的理解也趋于其本质。十八大报告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主要内容。这种“公平”观不仅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相一致,也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相一致,为确立科学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公平实现的全过程来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它们依次继起,相互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如果起点和过程都是公平的,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竞争结果就可以视为符合公平原则,人们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和接受这种结果。(32)所以,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在构筑公平社会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这种结果可能包含着公平竞争本身所造成的收入和财富的差别,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所在。结果公平需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形成结果的起点和过程必须是公平的,否则它们所带来的结果就不会被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这种结果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公平除了依赖于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获得自身价值之外,它本身还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是因为:第一,结果的公平性接下来会影响新起点和新过程的公平。具体而言,上一轮竞争或上一辈人竞争的结果往往构成下一轮竞争或下一辈人竞争的条件,从而决定着新一轮竞争的起点和利用机会的能力;第二,相对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利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对生产反作用的发挥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影响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性的解放。但是,校正公平竞争结果的行为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不能损害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转的原动力。因此,在追求公平的努力中,首要任务是构建公平竞争的条件和环境,以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潜能,然后对竞争的结果进行适当修正,把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控制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关键,也是实现结果公平的关键。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促进经济效率,首先需要保障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对于起点公平,要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对于政府来说,为使国家走上分配较为平等的道路,教育政策是最为可靠的办法”,“教育是而且永远是穷人家庭孩子逃出贫困的一条主要出路”。(33)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营养状况、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居住条件等也会对起点公平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过程公平,则要求竞争规则公正、透明,竞争机会开放,人们有迁徙、择业、投资、交易的自由,拥有平等获取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力。因此,开放户籍制度、消除各类进入和退出障碍、发展金融市场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等,都是增进过程公平的重要因素。如果实现了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我们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认可的结果公平。以此为基础,通过社会保障、低收入群体补贴、消除贫困等措施对竞争结果加以适当校正,实现更高程度的结果公平。同时,为了缓解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差距,我们还需要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发展金融市场等措施,激励富裕群体把大部分收入和财富转化为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在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同时,缩小社会成员实际消费的差距,缓解由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所造成的消费差距,实现更高程度的消费公平和福利公平。
   
      (四)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时间的分配,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个人收入分配也要受到价值规律的重大影响。(3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进行了论述,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启迪。例如,马克思认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条“自然规律”,而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通过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这与我们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强调商品交换中所有权、自由、平等的重要性,他认为,“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35)是“处在平等的关系中”,“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第一,强调培育完备的市场体系。马克思指出:“市场……采取总体的形态”。(37)只有完备的市场体系才足以支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体系的完备性不仅指各类市场齐全和发育良好,还指它们之间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相互作用而趋向动态一般均衡。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重点培育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期货市场。迄今,各类市场业已存在,许多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的。第二,强调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向市场主体开放机会,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权利,同时又让他们承担决策的风险,硬化预算约束;市场规则公开透明,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第三,实施有效市场监管。监管是政府最为重要的微观经济职能,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消除垄断,保障食品、药品、环境和生产场所安全等。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今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增强要素的流动性,以激发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马克思在谈到利润的平均化,也就是资源动态配置过程时,强调以下两个条件的重要性: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这就要求:“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38)这些经典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五)对外开放理论
   
      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无论是“五篇结构计划”还是“六册结构计划”,都包含国际贸易、国际市场等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说明经典作家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和利益分配国际化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资本国际流动的基础。它们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国际分工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和更高层次发展。在谈到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39)“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40)价值规律同样在国际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调节着生产国际化所生成的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其中技术先进、劳动复杂程度高、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占据较大利益份额,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41)马克思同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国际化的性质,他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2)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分工迅速发展,不仅传统的产业间、产品间分工程度加深,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也在不断出现和深化,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品、服务、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规模日趋扩大,速度越来越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链条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占据有利位置,是各国谋求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理论观点,认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等;主要政策主张包括,通过开办经济特区和全方位开放、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逐步深度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之中。
   
      对外开放理论仍需要探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在新技术条件下国际分工和产业演进的规律,以及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利益链条中的位置,实现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第二,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形式,以及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保证我国在全球利益分配中得到合理的份额。第三,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与国内市场相比,世界市场更不完善,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低,壁垒众多,资本门槛高,因此竞争规则和参与规则的制定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都可以大有作为。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②在经典作家那里,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之上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⑤《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⑥《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⑦《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⑧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⑨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⑩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11)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2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6)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1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9)兰格认为:“市场可以看成是求解联立方程的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装置之一”,计算机诞生以后,“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过时了”。可见,兰格把市场的基本功能视为处理复杂信息,但认为计算机可以替代这一功能,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参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84页。
   
      (20)费尔普斯:《大繁荣》,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1)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2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23)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量的规定性不是先验的,而是随实践而发展变化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运行内在机制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24)对于“普照的光”,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该更多地从“普照的光”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而不能简单地划出某种数量界限。而且,这种“普照的光”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转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散发出来的。
   
      (25)《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一些相关论文在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存在理由时,一般把它们与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需要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26)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49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29)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47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3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平”更多地被理解为“结果的平等”。
   
      (32)布坎南说:“如果初始禀赋和能力的分配的大体公平能够保证,在实际预期意义和规范偏好意义上,对于竞争市场过程的分配结果,我是相对心安理得的。”参见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7页。
   
      (33)迈耶、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前沿》,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页。
   
      (3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是由它所形成的价值量来衡量的,劳动是否投入到有效的用途上,从而能否形成价值,也是由价值规律确认的。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则基本由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调节。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1—36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作者简介: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信箱:jyhu@cass.org.cn,北京 100836]]>

2017年03月17日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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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休闲农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