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沈华

2017年04月14日 12:00

王立胜
《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于中国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标志性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根基,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和观念升华。它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贡献,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它的提出也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认识,为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对于引领新常态下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总结和观念升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新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60多年,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这6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60多年的中国经济史,大致可以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
   
      毛泽东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1](P1080)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革命斗争后,在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同时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当时的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后来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最大的制度创新,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
   
      1956年党的八大曾正确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所提地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方法也是正确的。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一大二公等。有的地方为了大炼钢铁,把树木都砍光了,造成农业的生态灾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被迫进行了经济调整。
   
      随后的以八字方针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毛泽东等深入调研,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反思“大跃进”的错误,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P302)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插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351)。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经济调整在取得一定成绩情况下,“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在发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路线。拘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所限,毛泽东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很大挫折。
   
      对于“文革”,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正确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谈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交往等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世时,“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3](P127)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特别谈到,经过几年的努力,由于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大力的拨乱反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初,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3](P257)这说明了中国发展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十三大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十三大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条总路线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主要是通货膨胀,干部作风特殊化等,导致人们不满。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一些西方国家借机对中国进行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国内“左倾”思潮开始抬头,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与改革开放,受此影响,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度陷入停顿。
   
      为了重启中国改革进程,宣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
   
      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指出: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2002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既然要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因为不发展,就无法做到“三个代表”。
   
      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取得了新的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对我国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创新发展揭示了如何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同时,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非常强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它清晰地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念和追求目标,廓清了国内外一些人对中国发展前景和目标的担忧,也向国人传达了发展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二、新发展理念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一项极为艰巨而又全新的事业,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P109)。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先后创造性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囿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和“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尽管中国党和政府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更是专门组织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提出要写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
   
      毛泽东等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都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
   
      但由于受到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水平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等认识还停留在一些抽象的概念层面,随着“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总体上没有大的进展和突破。这可以在1974年10月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的谈话中得到一些印证,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跟你们不同[4](P55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P258)由于这种探索坚持实事求是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种思潮理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重启繁荣发展的历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称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5](P83)对《决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将此《决定》称之为“初稿”,则说明这篇政治经济学的大著作还有丰富完善的空间。
   
      理念的突破带来了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前进。《决定》通过后,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邓小平谈到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时非常高兴,他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期间我们的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5](P376)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动员了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和全国人民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业热情,也增强了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中国经济经历又一轮的长时期发展。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伴随经济的巨大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繁荣,这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主要是:
   
      第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调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第五,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强调“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第六,社会主义本质,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2014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他同时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
   
      习近平等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和阐述,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主要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思想;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思想;“大农合”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实行供给侧改革等。
   
      三、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必定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但是,理念能否引领实践,关键是理念能否反映并能真正抓住问题的所在。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6](P9)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面临着一些新的形势和任务,同时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新的问题就需要新的语言来描述,就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解释应对。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常态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发展动力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其次在结构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再次在发展速度上,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这需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来引领新常态。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经济发展正处于阶段更替、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关键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随老龄化深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养老负担过重等问题将使经济运行呈现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格局。PPI指数48个月的下滑,显示工业生产领域压力巨大,而物价则有通货膨胀的趋势,经济存在着滞胀的风险。中国政府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这影响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对政府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的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
   
      中国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翻开世界经济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到2008年仅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国家和经济体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降低到低收入经济体。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8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从1978年的155美元跃升至2015年的8000美元,增长了约50倍。根据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总体上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决定着能否按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吸取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毫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实现“十三五”年均6.5%以上的增长目标。习近平已明确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7]
   
      国际形势也面临着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变革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有学者研究指出,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仍面临三大挑战:首先,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发酵。英国从公投到实际退欧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年,其间任何意外进展都不排除市场避险情绪急剧放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其次,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仍需协调。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的溢出和回溢效应日益突出,加大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再次,全球经济复苏路径待确认。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低速,缺乏稳定的新增长点。IMF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1%,贸易量仅增长2.6%,均为2010年以来最低[8]。这种分析是客观的,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经济仍将延续低增长、低贸易流动、低通货膨胀、低利率、低投资增长、低初级产品价格、债务水平普遍处于高位,这“六低一高”的“新平庸”态势。这种国际经济现象无疑增添了国内经济调控的难度。
   
    对国内外面临的经济形势如何看,如何解决,能否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实现我们定下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适逢其时,掷地有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强调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更加明确地表达了我们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崭新思路。
   
      创新提出了发展的首要动力问题,要依靠创新推动发展,使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则发展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就不可能如期达到。所以,习近平提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又一次集中阐述了中国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抓住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中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努力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我们将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9]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就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就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朴素的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9]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树立开放发展理念,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9]共享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树立共享理念,就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于是以开放为方式的发展,也会使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受益。在新发展理论中,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厚此薄彼。如果把“新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结合起来认识,则一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图景更加清晰。
   
      理论一旦产生,便会对实践产生巨大的作用。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实施,会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自觉接受和遵循这五大发展理念,从而不断汇集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创新创业的力量,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讲话指出:从根本上说,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作者简介:王立胜,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836]]>

2017年04月14日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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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休闲农业经济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