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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沈华

2017年05月15日 12:00

杨承训 张新宁
《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2016年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发表100周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两个100年都会使我们永远铭记一个伟大的名字:列宁。习近平同志号召我们学习、贯彻、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会列宁的经济思想也是一个必修课,其普遍原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深化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有些攻击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一直借苏联解体的悲剧亵渎列宁主义的真理性,胡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否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发掘列宁政治经济学的光辉思想和它的当代价值。
   
      一、列宁的伟大理论建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解放的科学,凝结了人类的智慧,是经过实践检验,又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真理性永远不会过时。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四次飞跃:(1)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科学政治经济学的飞跃;(2)由科学理论向革命实践、由以“破”为主向以“立”为主的飞跃;(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东方大国的飞跃;(4)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飞跃。在这四大飞跃链条中,列宁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从认识论上看,实践上升为理论是一次飞跃,而理论应用于实践又是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但尚未实践,他们没有具体经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72天的巴黎公社尚未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更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则是第一个成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革命领袖,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理论。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话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者,在实践中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现成的方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这里,需要重新定义“列宁主义”。过去,人们将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总体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然而,现在看来也有需要补充之处,因为它仅概括了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没有反映它生长、发展的直接土壤。全面地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践结合,特别是他同俄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深入展开的,内容十分丰富。列宁在年轻时就说过: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2]110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路,继续抓住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这条线索,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新时代社会形态的新现象,揭示它行动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他将这一理论与俄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相结合,在新的高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商品经济理论。其内容和形式与马克思相比都有很多新的贡献。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概括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建树:在三个时期主要有三大贡献。
   
      二、第一大贡献:深化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
   
      在早期的20多年(1893-1913)中,列宁着重剖析俄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揭示从简单商品经济到次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运行规律,特别是对经济成分复杂交错、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俄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个阶段的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分析俄国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二是分析土地问题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列宁在流放期间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过程》。其理论观点有:
   
      第一,“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列宁较早提出的,起初主要采用“商品经济”的表述。1906年,他开始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都转交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3]当时,他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是以两个对立物看待的,与我们现在的概念大体一致。可见,我们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非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而是源于列宁。
   
      第二,列宁用社会分工与社会联系揭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机理,并将其与生产社会化联系起来。他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4]17而市场则是社会分工之间的一种“联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5]列宁多次论述市场乃是一种“联系”形式,也是市场最基本的功能,生产社会化正是社会分工之间社会联系的强化。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2]145,146从列宁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化包含分工与协作、专业化与集中联合之间的相互联系,分工的深化是加强社会经济联系的内在动力。由于社会分工的深化,使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而需要却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的加深,生产者不可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是要依赖其他千万种专业生产来提供。可见,社会分工是社会化的基础,社会分工与社会联系、专业化与协作、独立经营与统一协调,乃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不仅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也是分工和社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化与市场范围的扩展、市场关系的深化紧密相联。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小的地方市场变为全国的统一市场),以至“结合成为世界市场”,这是社会化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的表现和结果。只有市场的扩展、市场关系的深化,方能强化社会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方能把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分工联系成为一个社会经济过程。而市场关系的扩大和深化,又加速了社会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把社会化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互为里表、互相联动的经济关系,二者不可分离。这就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市场经济存在、发展的根基,它表现着日益提高的生产力的一种要求、一种属性。列宁把社会化视为商品——市场经济的技术基础或生产力基础。他在早期就说过:“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79后来,列宁进一步指出:“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6]这实际上讲的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技术经济基础。没有生产社会化就没有市场经济;而没有市场经济,也不会造成高度的社会化。用他的话说:“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整个劳动过程“日益专业化”、“日益社会化”,资本和企业“日益集中”[2]147,这是列宁对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基础的新见解。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申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是一种表层关系,而是根植于生产社会化,即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的结合,需要作为交换关系总体的市场作为中介联系形式。
   
      第三,列宁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社会分工、社会联系进而对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列宁把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同技术进步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因而使市场扩大”,[2]80“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79“市场发展的限度决定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限度。而这种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象技术的发展那样没有止境”。[2]79又说:“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2]81列宁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是由于紧紧抓住了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社会化的整个链条。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才能使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互为市场;而社会分工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和新的动因,属于生产力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它是无止境的,而且超越社会制度,从而也就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无止境性。根据列宁的思想,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的公式:技术进步——专业化——社会化——市场扩大——技术进步,可以把它视为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第四,列宁考察了工业化、商品—市场经济发展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城镇化的形成与市场化互为动力。
   
      第五,市场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即其活力表现在:(1)商品经济与社会分工互为因果、相互促进;(2)商品经济能够通过经济利益的满足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用尽一切智慧去改进经营、提高技术、降低成本,争取最佳效益;(3)市场竞争产生强劲的动力,推动生产者和经营者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改进经营管理、制造新的产品,以战胜竞争对手;(4)需求的扩大引起市场的扩大,市场的扩大推动生产的扩大,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扩大再生产型的经济;(5)商品经济是交换经济,它促进人们的经济交往、互通信息,改变互相闭塞的局面,有利于新的生产要素的扩散,提高人们的素质;(6)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自然经济的结构,使“小而全”的小生产组织变为企业形式,使得社会分工、利益层次、经营细胞统一在一个单位(企业)中;(7)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的联合、集中,形成日益扩大的规模经济。由此,形成了联系机制、核算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连动机制(扩大再生产)、调节机制(资源配置)、优选机制(优胜劣汰七大机制)。
   
      第六,列宁同时指出了市场的严重缺陷。市场的缺陷,主要是由盲目性所导致的波动性、跳跃性、非均衡性,集中表现为经济危机,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列宁说:经营者“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只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7]73。又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引者),生产和消费(在另一处特别说明是‘供给和需求’——引者)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2]80由此造成生产的不稳定性,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还退不回来)。”[7]73它“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和不合比例来进行: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也是如此。他形象地比作“寒热病”。[4]549这种波动性带有一定的周期性,表现为经济危机。当然,更深刻的根源,“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市场表现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要“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8]137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性必然造成两极分化。例如,在竞争中,“手艺较好,精明强干的生产者会因这些波动而更为强大,弱的、手艺差的生产者则会因这些波动而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贫困,——这就是竞争规律的必然后果。”[2]76
   
      三、第二大贡献: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达市场经济特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夕开始,旅居国外(当时的沙皇统治不容许他在国内活动)的列宁着手研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和基本矛盾,即垄断资本主义,写了一系列论著,代表作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可视为《资本论》的续篇。
   
      列宁在分析了大量材料之后,作了这样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这里,他是从内涵和外延或者国内大经济力量的融合和国际化的经济扩张两个方面论述的,前一方面讲的是它的经济实质,后一方面是讲它的争夺范围。
   
    列宁没有满足这个简短定义,他说:“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9]401
   
      这些新特征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是国内的阶级矛盾;二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列宁作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同时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10]
   
      现在有些人对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论点提出种种质疑,这在认识上是不全面、不辩证的,忘却了列宁所论述的另一条重要规律,即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从而不懂得事物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1]367可以说,这是他对“五大特征”的重要补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人们却往往忽视这条“绝对规律”。事实上,“过程的复杂性”恰恰出自这个规律。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理解。
   
      1.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证明,由这条规律所决定的历史大趋势是正确的。列宁说:由不平衡规律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367。这一论断已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所证实,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共同胜利”的个别结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包括局部战争、军备竞赛)、关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矛盾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和觉醒的理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外贸和外经的有关理论等为实践所检验。这样一部论著,能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就有了不起的功绩,表明它确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的事实,更是很有力的见证。
   
      2.“不平衡”包括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不平衡。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夭折,有的国家未发生革命,有的国家正在发生预想不到的变化(如退化),但这并不是客观历史条件不成熟,而是由内部因素变异所决定的。同一切事物发展内因起决定作用一样,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因素在内因,特别是有没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最大的决定因素。为什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为什么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为什么有的国家形势很有利却没有发生革命,而社会主义中国却能经过改革开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都主要取决于内部。同样的外部条件,却情况大不相同,这就是内外因素的不平衡。
   
      3.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更加不平衡(后面还将论述)。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活力还在释放,这又是不平衡规律复杂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时候,已经对发达市场经济作了一定分析,我们可从中把握市场经济发达阶段的一般规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次发达阶段进入发达阶段。列宁敏锐地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这是当时学者们的共识),同时又将其称作“现代资本主义”(曾想将《帝国主义论》换名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12])、“资本主义的最高(现代)阶段”、[13]“最新资本主义”。[9]515他在为布哈林所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批评普列汉诺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不去分析“帝国主义这一高度发达的、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最新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趋势”。而布哈林的著作则“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9]141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阶段(或“一定的发展阶段”),并且突出了“现代”、“最新”、“最发达”等定语,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与以前不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质的变化,或者确切说发生了“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是毛泽东的新概括:“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14])。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上又是一次飞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对此,列宁做了如下论述:“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9]141,142这是列宁对自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一个相当精辟的概括。
   
    总体上,由于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许多“头足倒置”的现象,似乎与次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大规模集中,造成垄断占主导地位,垄断竞争与自由竞争并存,少数起主导作用的特大型企业集团与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并存;(2)银行由“中介”变成“万能的主宰”(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加速了集中联合的进程,形成了金融资本集团,增强了垄断力度;(3)产业结构出现高级化趋势,从事工农业的人数在减少,第三产业人口比重在提高,一些垄断企业形成,从生产方式上看就是构成产业链;(4)国家垄断资本的出现成为一种经济调控力量,政府干预作用有了增大的趋势,经济计划性在加强,逐步构建了两种调节并存(“两只手”调节)的机制;(5)随着经济集约化(列宁称之为“大工业的集约化”[15])进程加快和企业组织结构、治理结构、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企业管理方式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泰罗制科学管理为标志),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现象普遍化,开始形成企业家这一独立阶层;(6)世界经济形成,资本输出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占据支配地位,世界统一的市场日渐廓清,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7)随着国际联合的资本输出的突出,跨国的经营形式纷纷出现;(8)各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显著,一些国家和地区表现出跳跃式发展的势头;(9)科学技术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技术进步以加速度的态势发展。列宁在论述大的工业集团斗争时说道:“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9]360上述的概括并不是抹杀发达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恰好相反,我们在研究列宁的论述时必须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主要是从列宁的理论中发掘对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特征的思想资料。
   
      客观地说,发达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但不能阻断它最后终结的命运。对我们来说,一方面应当认清历史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注意发达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其先进经验,更好地为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服务。
   
      四、第三大贡献:探索社会主义初期运用市场关系的优势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21年之后,他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商品、市场关系。在他最后的三年中,其著作多为论文、讲演、文件、书信、批示、笔记、电报等,后来由于患病又采取口述的形式。前后200多篇(若包括电报批示约2000多篇),以探索社会主义同商业、市场的关系为主线,认识上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主要论著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论粮食税》(1921年4月)、《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在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921年10月)、《按商业原则办事》(1921年10-11月)、《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1921年12月-1922年1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2年3月)、《俄共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年11月)等,特别重要的是他最后的著作之一《论合作社》(1923年1月),已经有很明确的倾向。还有一些笔记、电报、文件等也迸发出重要的思想火花。如果把这些论著的思想脉络理清,可以明晰地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商品、市场关系的很多认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
   
      列宁的经济学,在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转到如何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来。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经过了十分曲折的过程才取得比较正确的认识。邓小平曾经做了这样的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6]
   
      列宁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在国内战争期间(1918-1920年)实行过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余粮制的形式几乎消灭了商品、货币,取消了市场。结果,经济上带来饥荒,政治上引起农民暴动,列宁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作出重大转变,实行粮食税,开始小规模恢复自由贸易。然而,还不够,市场基本放开,恢复了银行,等于实行商品经济。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念值得吸取:
   
      1.设想以市场、商业作为恢复发展经济的基础。1921年秋他在反思1918年春天的经验教训时写道:“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17]506“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7]506经过一连串的失败,使得认识一步一步接近商品—市场关系。“承认错误的益处和必要性就在于此,主张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17]221这一段反思,说明列宁开始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重大措施应当以市场、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实质上是在思考社会化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同市场的关系问题。他提的课题非常重要,意味着应当把市场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
   
      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良主义”式的改革。“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即“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17]245就是说,要同原来的商品经济相衔接,按着“自然历史进程”前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路,实质上是列宁改革思想的端倪。
   
      3.采取国家掌握命脉前提下的利用多种所有制政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18]263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采用公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多种成分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种种形式。从另一个层面说,多种成分的存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展商品经济,更有利于公有制的壮大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由于多种成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当时的布哈林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只有从这种联系和从这些经济成分的相互影响中,才能得到这种经济的增长,即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高涨。”[18]357这是符合列宁思想的。尤其对于个体经济,列宁并不认为市场的繁荣、小贩的活跃会有什么危险:一是因为他们手里并没有什么大的生产资料;二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市场;三是他们能够起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作用,促进市场的活跃;四是列宁也没有把“耐普曼”(新经济政策中的人)视为政治经济学上的科学范畴,只不过视为报纸上的戏语。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他们的经济力量还是有限的。
   
    4.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多次说过,国家资本主义是借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述语。“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18]83可以说,他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的经济形式。列宁说:以前“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8]83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18]114列宁指出,在苏维埃国家内,政权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18]83,84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17]6按照列宁的解释,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很宽,他指的不仅是几种特定的形式,还包括当时接受国家调节和监督的一切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从《论粮食税》所列的几种形式看,不但包括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包括农民组织的合作社(后来改变了看法,单独划出来了)。列宁有时把它们称之为“经过严格训练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
   
      5.注重克服商品、市场关系的消极因素。列宁一方面要求坚决实行和适应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求“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我们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19]这实际上就是要认识和克服商品经济的两重性,重要手段就是法制。例如,惩办那些“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即企图越出国家限制从事违法活动的私商。“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对于投机倒把、捣乱市场、海关走私、偷税漏税的不法分子要根据法律罚以巨款。例如,1922年秋,苏联政府逮捕了一批违法搞黑市交易、倒卖外币和黄金、白金、组织偷运国外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国内外商人更不能客气:“总有一天,我会为此把你们绞死。”[17]425
   
      6.保持党的纯洁性,防止国家变质。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经常强调加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削弱取消党的领导作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他们主张党组织不能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列宁为此专门为俄共(布)十大起草一个决议,明确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20]85“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20]87按照列宁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商品市场关系条件下,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作用,而只能加强、改善。
   
      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总体评价,我们应当首先肯定他开辟了社会主义利用市场关系的先河,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当然,由于他去世过早,由于历史实践的局限,列宁的思想没有来得及展开。那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当时俄共(布)文件和有些领导人多次使用过“商品经济”的表述),没有论证过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市场为基础利用“两只手”配置资源的理论体系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于1928年被中止,苏联转而走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起了积极作用,它使苏联经济突飞猛进,奠定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现在的俄国高科技也是那时奠定的。斯大林有功也有过。由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畸形,后来又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先彻底否定斯大林,进而又否定列宁。从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蜕变过程,致使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地看,苏联的失败是僵化模式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不能由此否定列宁的伟大建树。
   
      五、列宁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帝国主义论》、十月革命离我们现在虽然已有百年的历史,列宁逝世也有92年,但他的思想仍然闪耀着光辉。他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是重要的宝贵理论遗产,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有重要启迪和指导意义。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刻领会:
   
    第一,学习他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他出身高贵家庭,却勇于背叛出身的阶级,勇于接受、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不计个人安危,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领导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许多著作是被迫在国外而以自费写作的,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忘记人民的事业。
   
      第二,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仍然是我们剖析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一把利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原有五个特征的基础上出现七个新特征:(1)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前曾有两霸相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2)美国以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实施史无前例的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形式;(3)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于世界各国;(4)垄断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与连锁性;(5)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6)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威胁与空间技术控制全球,美国军事力量布满大半个世界,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7)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并作为战略政策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竭力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这七个特征中构成基础的是经济特征,即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相联通,互相支持,形成一个强势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但其本质未变,是列宁当年的分析基础的新概括,而且帝国主义正在走向衰落。
   
      第三,列宁的经济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论证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也部分地触及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初期的商品经济,这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包括许多部门经济学他都有深刻分析,尤其是金融资本理论论述得相当丰富,值得我们发掘。
   
      第四,学习他领导经济的艺术和科学的方法。列宁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从不文过饰非,而且善于用它教育干部。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而言,他在两年中检讨错误不下十几次,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错误的原因、教训,并寻找新的出路。这也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即如何处理领导经济中进与退的问题,不但敢于进,而且勇于退,辩证地处理好进与退的关系,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艺术篇章。他反复讲:领导经济与指挥战争不同,需要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不能企图在很短时间就会大改观。在治学方法上,他不仅详细占有资料,而且注重听取群众的呼声,例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他专门听取农民代表的意见,作了详细记录。他有一句名言:“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21]这正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依据。我们应当学习这种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实践第一的方法。
   
      最后,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回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那些把列宁主义歪曲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目的是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搞民主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正确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文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
    [2]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4.
    [4]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6.
    [6]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9.
    [7]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9.
    [11]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列宁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6.
    [13]列宁全集:第5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02.
    [1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05.
    [15]列宁全集:第5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49.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1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7.
    [20]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杨承训(1935- ),男,山东嘉祥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郑州 450002;张新宁(1981- ),男,河南镇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北京 100009]]>

2017年05月15日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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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小城镇与产业集聚耦合创新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