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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

沈华

2017年07月07日 12:00

刘伟
《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

《资本论》出版至今已有150年,《资本论》在当代还具不具备科学的分析解释能力?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不需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非常值得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必须讨论价值理论并使之成为全部理论的基石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而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论证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优越性及相应的必然性,研究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更替的历史趋势及条件。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的科学,作为历史的科学,必然具有相应的阶级性。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正义性,总是从一定阶级利益和立场出发的,因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代表的。而价值理论便是对一定生产方式正义性和必然性的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因此,一定阶级属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正义和必然性论证时,必须具有自己的价值学说,并以此作为其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产生起,价值理论便成为其核心,在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价值理论成为基本内容,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古典经济学首创了劳动价值论,并且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理论,支配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之所以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论,之所以这一时期价值理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热点和核心命题,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三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处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取得稳定的统治地位,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基础(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并未真正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之人类以往的社会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仍未真正体现,因此,特别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正义性和合理性加以说明,这是包括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全部学术思想界和意识形态代表的共同责任。从经济学来看,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和优越,需证明其正义和公平。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市民社会),在本质上,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法权规则,而不是特权准则,因而相互在经济关系上是公平的;在形式上,体现的是“契约主义”,而不是等级身份,因而相互在权利与责任上是对等的。但什么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根据是什么?进而决定等价交换的基础——价值,便成为全部经济学关注的热点。价值是怎么生产创造的?生产出来的价值又是怎样分配的?价值的源泉是什么?价值如何分配才公平同时有效?进而价值创造和分配的理论便成为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优越,根本在于它在价值创造上更具公平竞争性(法权),所以有效;在价值分配上贯彻等价交换,所以公平。因此,价值理论的讨论便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紧密统一为一体,成为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不可或缺的热点命题。
   
       第二,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资产阶级有其历史进步性,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阻力来自封建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恰恰相反,需要联合无产阶级作为共同对抗封建阶级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基本方式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在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中对无产阶级的存在及无产者的劳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需要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这种承认在经济学中的体现,集中表现在其劳动价值论上,即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价值论成为那一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学说①。
   
       第三,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成为那一时代经济学的热点和主流,也是对产业革命的理论呼应。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正是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革命的时代,因此,要求其主流的经济理论对产业革命,特别是对工业制造业以及与工业制造业发展联系得最为深切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加以论证。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也包括效用价值论的思想)已有萌芽,但就整个社会时代而言,当劳动主要是奴隶所从事的时候,是不可能被称为尊贵和正义的。虽然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感觉到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劳动本身并不被视为“高尚”的进而是有价值意义的活动;况且,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是从属于政治和美学利益的,研究经济问题并无经济本身的目的,而是为解决更重要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命题得不到重视。到中世纪神学家的时代,虽然对价值问题有进一步的关注,但不可能形成经济理论体系,他们关注的热点是阐释上帝安排的人们的行为准则,在财富观上,他们视财富的积累为罪恶;在制度观上,他们排斥个人占有,崇尚“财富共有”;在生产观上,他们赞赏自然经济形态的农业,有保留地宽容手工制造业,严厉谴责商业,因此对与工业制造业大生产相联系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不可能予以承认。古典经济学倡导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并赖以存在的产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回应②。
   
       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主流价值理论的演变以及之所以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同样是适应历史发展变化深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以及合理性的需要。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关于价值理论的分歧主要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关于价值理论的对立,是沿着这样的思想史线索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长达百年以上;继而是效用价值论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先是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而后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价值—价格”论,即“均衡价格”论,以“均衡价格”替代了“价值”范畴;后来的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局部均衡分析发展到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传统。
   
    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一个世纪之久之后,到19世纪中叶前后,伴随着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瓦解,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让位于效用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的直接思想史上的原因,在于李嘉图学派的瓦解,李嘉图在斯密之后把古典劳动价值论推向极致,把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并且视为唯一的源泉。这种一元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封建地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无偿占有,为资本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根据,但彻底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还会对资本获得利润的正义性进行否定,这显然不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李嘉图的初衷。但由于其理论上的局限性,李嘉图没能区分价值和价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劳动”的认识是粗糙的,更没有后来马克思创造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回答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怎样创造价值?也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从而面临一个根本性矛盾:坚持劳动价值论意味着在否定封建地租的同时,否定资本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承认资本的正当性则又要动摇或修正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学派的追随者为解决这一矛盾,不得不将积累的劳动(死劳动——资本)同样视为“劳动”,进而视为价值的源泉,从而导致其劳动价值论的破产。
   
       在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基础上,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迅速取得了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与劳动价值论对立的效用价值论,其思想萌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但远不成其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最初也是见诸于斯密的学说中,斯密在提出劳动价值论思想的同时,又提出收入决定论:劳动—资本,土地—地租,资本—利润,3种收入构成价值,同时也是价值的3个来源,这就形成了与其劳动价值论的矛盾。为解释这一矛盾,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应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应让位于收入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矛盾还在资本与封建对立之后,坚持劳动价值论对于资本联合无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更为有利,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之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进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首要,坚持劳动价值论便是对资本正义性的否定,因而需要以承认资本合理性的收入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可见,斯密之所以提出收入价值论,并指出到一定阶段需要以此替代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争辩。而李嘉图学派把古典劳动价值论推向极致同时又使之庸俗化直至破产,在思想史上为效用价值论对其主流地位的替代创造了可能。
   
       效用价值论(客观效用论,即生产成本价值论或称要素价值论)是在19世纪初,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系统提出的,到19世纪40年代替代古典劳动价值论取得主流地位。其思想源头是继承斯密的收入价值论,综合了生产要素论、供求关系论、生产效用论和客观效用论等思想,核心是效用论,认为价值即效用,效用是由资本、自然(土地)、劳动三要素共同生产出来的,因此与生产有关的要素均是价值源泉。后来一些学者,如约翰·穆勒等又对这种生产要素论做了系统地表述和综合,形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客观效用论学说。显然这种转变的经济史动因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辩护。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在此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又替代了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即效用,而效用并非客观效用,而是人们主观上对满足欲望程度的评价,但决定价值量大小的并非一般的主观评价,而是边际效用,即人们对最后一个增量给其带来的欲望满足程度的评价。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经济史的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矛盾开始尖锐,特别是发生了若干次深刻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是可以自动实现和谐的“看不见的手”,怎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和谐(均衡)?需要确立新的价值理论予以支持,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目的就是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应把目的确定在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若生产能充分适应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欲望,便不会产生危机,也才真正有价值。显然,主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确定,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克服经济危机的需要而历史的提出的。
   
       主观效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时间不久,便被马歇尔的英国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价值论所取代,马歇尔在综合以往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其体系中,价值与价格是等同的。马歇尔的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在分析方法上,马歇尔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在价值决定及均衡价格的形成上,既强调需求的作用,又强调供给的作用,既承认客观效用,也承认主观效用,并且十分强调边际分析。马歇尔综合价值论的实质是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其后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关注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命题,而是均衡价格命题,之所以有这种转变,除经济思想史上的原因外,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已经十分牢固,比较而言,直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优越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已不如此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源配置有效,进而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因而,发现均衡的位置,分析怎样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进而为满足资本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便成为经济学讨论的热点和核心,也就是说,论证的热点从直接论证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转变为如何运用资本主义?进而满足资本的利益需要。
   
    总之,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之所以成为热点和核心命题,占主流的价值理论之所以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又从效用价值论到均衡价格论,根本上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需要,核心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正义性、必然性及有效性。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来说之所以重要,也正在于此,它集中论证一定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③。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特色:从古典到科学的变革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在古典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使之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劳动,这一基本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有这一思想萌芽,将其理论体系化也不是始于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就已有系统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古典经济学未能解释的矛盾出发,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种批判和创造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把价值的本质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把这种历史关系理解为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结果,并通过价值理论的分析为阐释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质上主要是为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剩余价值规律提供基础。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也承认价值是人类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但一方面并不彻底,特别是在斯密的学说体系中,价值论是二元的,既有劳动价值论,又有收入价值论,收入价值论本质上是效用价值论,而效用本身包含着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效用的形式不仅取决于人的劳动,而且与自然物质条件有密切关系,并非仅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并未科学地说明为什么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在坚持价值唯一源泉在于劳动的李嘉图一元劳动价值论中,也没阐释清楚价值的这种社会本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坚持价值的本质只能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且科学地论证了这一问题。第二,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但政治经济学不研究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从而在价值论中彻底排除了人与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价值的社会属性。这一点古典经济学虽也提出,但远不如马克思明确和彻底。第三,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古典经济学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关注交换价值(相互交换的数量比例关系),但却没能揭示决定交换比例数量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并且往往把影响交换价值的因素混同为影响价值的因素,不仅难以解释价值的源泉,而且曲解价值的本质。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把决定交换价值的实质归结为价值,进一步把价值归结为人类劳动,所以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价值的实质,不同使用价值之间之所以能交换,是因为存在共同的基础——人类劳动;之所以能够按一定数量比例实现交换,是因为存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同质的前提——人类劳动;所以交换比例及其变化实际上是价值运动的一定数量表现。第四,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价值的源泉,深入分析了什么劳动或者说劳动怎样创造了价值,而这一点正是古典经济学未能做到并深为困惑的。马克思创造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作为对具体劳动的抽象反映的是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形式,具体劳动实现抽象,具体劳动的具体形式还原为共同的最为本质的抽象劳动,不仅是理论分析上的抽象过程,而且是把个别劳动还原为社会一般劳动的过程,即社会对于个别劳动是否承认以及承认多少的过程。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但这种使用价值是否具有价值,必须经过社会承认并将其还原为抽象劳动,这进一步说明价值属性在于社会性,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运动。第五,马克思阐释了价值量如何决定,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古典经济学未能科学地说明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说明价值量的大小怎样确定。李嘉图提出由最坏的生产条件下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显然不具科学的解释力。马克思指出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不仅科学地解释了价值量怎样决定,而且进一步强调了价值量决定本身是一社会过程,从而进一步申明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运动,而不是人与物的具体的个别的活动关系。第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价值形成和货币的起源及本质,而这一点正是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甚至是未能提出的。本质上价值形式和货币起源及发展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制度运动的历史体现。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人类劳动之所以凝结为价值,价值的实现所以取决于社会承认,社会承认的方式和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的形式之所以不断发展变化,作为媒介交换的货币之所以产生,等等,都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基本矛盾的变化,即生产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私人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之所以形成生产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经济关系和生产经济制度运动的历史分析,揭示出价值形式运动和货币起源及本质,从而进一步说明商品、货币、价值、交换等范畴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运动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认识不到这一本质,商品价值在现象上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生产者的劳动是否能实现价值不是生产者本身可以预知和控制的,而是取决于外在的自发的市场竞争。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不是取决于生产者私人劳动,而是取决于能否转换为社会必要劳动,而这个转换过程又是异己的自发的社会化的过程,由此便形成异化及商品货币拜物教。第七,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表明的历史价值取向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所体现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追求,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及其演变那样,服从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优越性及必然性的辩护需要,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彻底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作出科学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为剩余价值论创造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与资本是根本对立的,资本所得只不过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占有和剥削是历史的,从根本上说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价值等范畴的存在和运动表明人类对自身的生产活动自身不能支配,而取决于外在于生产者的自发的和盲目的市场交换,这是一种异化,之所以存在这种异化,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私有制,存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裂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生产的社会性只能间接地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要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人类发展的理想社会是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共同占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关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建设的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不仅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取向,坚持其无产阶级立场和追求。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因此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历史逻辑来说,是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体现无产阶级利益要求的学说,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和正义性根本否定的理论,同时也就是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并以这种对立分析为剩余价值论建立基础,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资本是如何实现对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偿占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还是后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的效用价值论,以及尔后的均衡价格论,其根本目的都是出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永恒性辩护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反映和理论指导,说到底必须反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要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首要的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要求的历史价值观,需要坚持其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坚持其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价值理论说到底是为一定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争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必须也只能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历史正义性、必然性、合理性、有效性为根本,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恰恰以此为初衷。
   
       其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进而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分析,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及必然灭亡的规律,而且阐释了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条件下一切商品货币市场交换关系的非正义性,指出其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扭曲和颠倒的“异化”性,进而指出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必然在否定一切私有制的同时,否定市场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当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私有制及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关系的历史观。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一系列历史特点,这些历史特点说到底是源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要求,突出的特点在于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在于统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以市场竞争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这就至少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而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所以,与这种多元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必然需要相互间的市场交易机制,进而,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既不是单纯的公有制而是仍存在不同形式的私有经济,同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机制仍然需要,这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所要求的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建立起的公有制(社会共同占有制)社会,不同于在消灭了一切私有制之后的否定商品货币市场关系的历史要求。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坚持的历史发展观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坚持这种历史观,根本目的在于坚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努力,而实现这一理想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是说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要取消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进而取消一切商品市场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公有制为主体下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占据主体的公有制本身必须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否则占据主体的经济不接受市场约束,市场机制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是根本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统一的可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是这样的:从商品这一最为普遍的现象分析入手,什么是商品?为什么产品成为商品?因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不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没有这一矛盾运动产品就不成其为商品。那么为什么会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存在?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劳动不再是个别的具体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的这种二重性决定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结果,成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同时抽象劳动形成价值。那么为什么劳动具有了这种二重性?因为社会生产的性质发生了历史变化,生产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为自己的活动,而成为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劳动作为实现生产的手段,其特征受生产过程基本矛盾的规定,生产的私人性质使其总是具体个别地进行,而生产的社会性总是要求劳动具有社会一般性,一开始就是为社会并且必须经社会承认的社会生产。那么,为什么生产过程的基本矛盾成为生产的私有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从而决定了生产的社会性质,从一般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私有制下的私人生产必须具有社会性质。可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价值关系能够产生和存在的最为深刻的原因。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切私有制都不可能适应,因而必须以社会共同占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私有制的消亡,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不能机械地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这种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并不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历史价值观的否定,而是其实现历史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的体现。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所分析的在西欧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不仅需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不能实行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而且即使公有制本身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共同占有制,而是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就使得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只能也必须努力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竞争配置资源机制有机统一,并使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长期必须坚持的历史形式,超越这种历史规定便会陷入空想社会主义,会给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破坏,放弃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动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倡导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否定一切私有制合理性的历史价值观,我们的事业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主义方向。
   
    其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产业革命的历史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阶级立场和历史价值观,必须坚持其对社会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呼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性质及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因此代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阶级,作为这一阶级意识形态代表的理论家,要鼓吹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就要为支撑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发展进行争辩。这种争辩首先集中体现在为相应产业的生产性、有效性、必然性的争辩,并且要求不断为相应产业和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制度条件。中世纪的神学家对商业的批判,对于手工业的保留态度,对自然经济的农业的赞赏,包含着深刻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的理解。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前,重农学派之所以特别强调农业的生产性,与重农学派的中世纪封建外衣与资产阶级思想内容间的不协调是一致的。重商主义对贸易,特别是对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生产性的强调,与产业革命之前的商业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在承认农业是生产性产业的同时,特别强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性,则是与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相关,也是经济理论上对产业革命的响应。这种对不同产业生产性质的肯定和强调,也都体现在他们各自的经济理论的价值论当中,即是说,产业的生产性重要的在于其价值的创造性和财富的生产性,相应地就有了不同的“生产劳动”学说。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也是相互统一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与其劳动价值论相同,在历史价值观上,一方面对以工业制造业崛起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予以肯定弘扬,另一方面对建立在社会化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予以剖析;在其生产劳动学说中,对工业制造业及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的实业创造价值和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属性充分肯定,同时也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及产业活动的社会性质,从根本上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其生产性的社会性质在于为资本实现目的,在于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是从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方面的统一中论述的,自然形态即指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社会形态则指体现怎样的生产目的社会性质。马克思集中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因而考察的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特征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就其社会形态而言,必须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生产性首先是指对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具有“生产性”;就其自然形态而言,必须生产财富、生产使用价值,而产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时代最富有生产性的产业即工业制造业;同时,在那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传统农业和服务业中尚不发达,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更多的是首先集中在工业制造业中。因此,从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社会性质和创造财富的自然意义的生产性两方面的统一上看,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制造业大机器生产是最富“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如果是生产使用价值和实现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统一,那么这种生产劳动应当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进而才可能形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既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统一的商品生产活动,又在此基础上同时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剩余价值生产活动。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与其劳动价值论学说作为统一体,为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产业革命并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恰恰从这种大机器工业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的根本冲突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和社会共同占有制的产生⑤。我们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重要发展命题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与产业革命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的在于服务业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对这种新的产业革命作出回应。那么,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回应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性如何统一?换句话说,非物质资料生产的服务业是否具有生产性,是否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否同工业农业等实体经济一样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同样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服务,进而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服务的自然形态,服务区别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不是以具体有形的物的形式存在,而是以非物品的服务形式存在。那么,作为商品生产,其价值的承担者怎样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的承担者的存在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和劳动所提供的产品是不同的,服务和服务所形成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服务生产本身是劳动过程,服务形成的产品是非物品的形态的有用性。劳动的产品可以是商品,但劳动本身不是商品,服务生产过程所形成的有用性是商品,但服务生产过程本身不是商品。服务作为有别于物质资料产品的生产,相比较而言,至少有三方面的使用价值生产意义上的特点,一是服务在使用价值方面存在的独立性,服务的使用价值是以动态的而不是以物品的形式存在,服务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但服务生产形成的产品是非物品的有用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把服务作为生产过程与服务所形成的结果,即服务的有用性混同。二是服务作为劳动的产品具有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物质性,服务生产活动作为劳动同样是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不是说人类生产劳动只能最终形成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从哲学意义上指出,人类生产劳动说到底是人类与客观世界(物质)间的能动关系。三是服务作为生产活动形成的产品,即非物品形态的有用性具有使用价值的一般性,同物品的使用价值一样,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服务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果,尽管不是有形的物品,但同样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有用性”,即有使用价值,只不过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一方面产业革命是以工业制造业的崛起为特征,服务业的发展尚且滞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中,而不是在服务业中,因此,无论是从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还是从生产的自然形态,服务业并不是最为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性的活动。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工业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这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存在的承认,也是对物质资料生产,特别是大机器工业的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产业结构上的突出特点,也是当代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结构特征,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地位越来越重要,进而要求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对服务业的生产性问题作出回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劳动学说所坚持的历史发展观的要求。生产方式,包括其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都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历史观,需要对这种历史发展趋势作出清晰的阐释和积极的呼应。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⑥。
   
       注释:
   
   
      
   
       ①当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是有保留的,更是历史的,因为若坚持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最终会导致对资本正义性的否定,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能坚持的,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除在价值源泉的讨论中提出劳动价值论外,在讨论价值构成时,又提出收入价值论,认为价值分别由工资、利润和地租3部分构成,因而有3个不同的来源,从而为证明资本与地租收入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但这同时与其劳动价值论形成根本冲突。斯密主张先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到一定历史阶段后,再以收入价值论为主,这不仅反映了古典经济学中两种价值论的矛盾,也反映了其对劳动合理性承认的历史暂时性,这源于其阶级需要。
   
       ②参见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2页。
   
       ③参见陈岱孙等主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⑥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

2017年07月07日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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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乡村旅游内涵及发展模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