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

.——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沈华

2018年01月02日 12:00

王彬彬 李晓燕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在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能回归吗?2012年大数据概念的明确提出,再次引燃了计划经济可行性的百年论争。作为当代两种主要的经济体制之一,计划经济所特有的集约配置资源和按比例生产的体制优势,理论上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得以实现。这是自20世纪中叶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提出用计算机模拟市场的试错过程以来,新兴的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最接近实现计划经济的机会。然而,有了大数据技术,是否就能重建计划经济?显然经济运行不同于天气变化,不能仅靠大数据的海量数据分析、挖掘进行预测,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规律的复杂性。毕竟,现实存在的经济体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形成,需要依托某种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运行,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实现形式。离开制度和组织的革新,大数据技术相比20世纪中叶的计算机技术只有量的进步而无质的区别①,大数据时代的计划经济仍然难以回应“计算机乌托邦”②的质疑。
   
       本文在回顾计划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构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条件,提出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方案。
   
       一、从兰格模式到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论争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源头之一是与价格形成相关的经济计算问题。1920年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率先发难。他提出,在市场交易中,市场价格是精确形成各种商品和劳动雇佣的经济计算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取消了自由市场,定价机制也就不存在了;没有定价机制,就无法对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行经济计算,从而不可能对资源和产品实行合理分配③。针对米塞斯的质疑,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弗莱德·泰勒(Fred M.Taylor)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的理论方案:在产品的需求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确保个人得到一定的货币收入,并以此任意选购国家生产的商品,就等同于授权居民以“货币投票”的方式指导国家生产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在供给方面,构成商品出售价格的经济要素成本可以用“试错法”加以确定,即“估价过高,要素将过剩;估价过低,要素将短缺”,经过多次核算确定合理的价格④。在泰勒的回击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场“拉锯战”的焦点从计划经济的理论可行性转向实际可行性,米塞斯一派退守“第二道防线”。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继承了米塞斯的基本立场,他认为,计划经济合理配置资源虽然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却不可行。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则直接从操作层面否定了“试错法”的可行性,他指出这种方法需要搜集百万级的数据、解百万级的方程式并进行百万级的计算,而且信息的动态变化将使经济计算陷入不断地重新计算而趋于崩溃⑤。哈耶克和罗宾斯的挑战,实质上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像市场那样仅用简单的试错法分配资源的功能⑥。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作出了系统而有力的回应。他在批驳米塞斯误用狭义价格否定计划经济可行性等错误的基础上,回顾竞争市场上如何靠试错达成主观和客观的均衡条件、建立经济均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能实现类似的均衡。在理论论证中,兰格将“试错法”嵌入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构建起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兰格模式”。该模式假设了一个存在消费品市场和劳动服务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消费品市场的主观均衡条件与竞争市场下的相同,生产决策按照中央计划局规定的规则作出,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观均衡条件的前提是价格已知。在竞争市场下,价格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一个客观结果,而客观的价格结构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成呢?兰格的方法是:“中央计划局必须规定物价并且监督所有工厂、产业和资源的经理根据中央计划局规定的物价做他们的会计工作,而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的会计方法。”⑦“兰格模式”的核心是“中央计划局”以及围绕其运转的一套制度。中央计划局起到市场的作用,其基本职能是制定规则和物价,它使计划代替市场的功能成为可能。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论争之后,40年代以大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出现,加速了数据处理自动化的进程。兰格敏锐地发现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上的巨大潜力,他指出电子计算机技术非常适合于搞计划,但不能代替复杂多变的市场,电子计算机和市场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人员的两个核算工具⑧。应该说,在兰格所处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只是迎来第一缕曙光。70年代以后,小型机、微处理器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催生了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经济效率、经济活动集中度,而且还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孕育出新的因素——“有计划的商品生产”⑨以及民主计划的思潮。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Stephen Botington)就此预测,计算机和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监测整个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和有效传播信息的可能性必将产生新型的调节和控制手段⑩。与“兰格模式”关于中央计划局的集中计划不同,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博丁顿所谓的“调节和控制手段”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民主计划:正如他设想的“电视计划经济”,在许多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共同参与下,协调和计划新社会经济的问题在信息双向流动的频道系统上公开讨论(11)。8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克服了媒体技术的实时双向信息互动问题,对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分布式、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发展迅速,网络民主、网络消费等新兴事物不断涌现。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Andy Pollak)发表《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一文,认为:(1)超级计算机早就具备了解百万级方程式的并行处理能力,能够模拟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四个环节间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规划。(2)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参与企业和社会经济管理:联通不同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形成公司间的网络系统;在此网络系统上,推动跨公司的计划化和计算机购物,最终实现整个经济的计划化。(3)以电子货币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12)。由此,他断言,“可以通过因特网向民主的、高效的计划经济过渡”(13)。
   
       除了信息技术与计划经济结合的技术路线,在民主计划的制度路线上,一个重要的理论探索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DPPS:Democratic Planned Participatory Socialism)。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一些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相继进入理论视野。它们具有以下的一般特征:经济计划而非市场力量引导经济活动、民主特征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决策制定的广泛参与、生产产权的社会所有制等(14)。其中,由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和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和艾林·考特里尔(Allin Cottrell)构建起的“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模式最具代表性。这种模式,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迪瓦恩主张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协调”代替市场(15);阿尔伯特和汉内尔提供了分散计划程序的理论模型(16);科克肖特和考特里尔建议以平等分配的劳动券取代货币(17),建立新“雅典民主”(Neo-Athenian Democracy)式的社会经济模式(18)。大卫·科茨(David Kotz)进一步指出,“市场化不是一个社会中应的机制”,“市场社会主义将重现许多资本主义的问题,包括不平等、宏观不稳定和环境破坏”(19),由此他认为,“民主国家和参与式计划体制代表了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基础”(20)。
   
    这些互联网普及之后提出的计划经济构想被称为“新计划经济”(21),它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言的。现有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深刻经验是工业化时代的苏联模式。俄国十月革命后,出于实现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强化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22),苏联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由于资本积累和稀缺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在工业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和惊人的增长速度。同样地,在东欧、东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具特色的计划经济也推动这片传统的“国际萧条地区”(23)成功实现工业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普遍采用由官僚机构主导的集中计划。在复杂多变的信息时代(始于20世纪70-80年代),集中计划的传统计划经济难以捕捉更加多元的消费需求和瞬息万变的商品价格,从而显得滞后和僵化。以苏联为例,信息革命的新生产力被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所束缚,不但未能催生产业革命,相反却出现了技术危机:“当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早期西方的技术创新不断加速之时,苏联却愈来愈依赖进口机器与技术来促使其主导性工业部门转型。”(24)对此,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批评道,苏联技术危机的核心在于国家主义本身的逻辑,其中之一就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僚原则(25)。表面上看,信息时代的“信息大爆炸”使中央计划局的经济计算能力疲于应付,但这仅是技术条件的问题,在更快速度的计算机和网络出现后可以马上得到缓解。而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存在于两个方面:(1)苏联式配给制的不民主性质与信息时代民主化的趋势。兰格明确指出:“在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合理的经济会计也是可能的,只是会计反映中央计划局官僚集团的偏好,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26)而泰勒更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保证每个个人特殊的嗜好和需要不致因拥有全权的国家所确定的消费标准而受到损害”(27)。(2)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官僚化与信息时代经济治理改进的要求。在兰格看来,这是“社会主义的真实危险”,只是在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化同样严重而已。关于官僚化的问题,由于涉及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兰格并没有展开,而且其论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官吏与私人企业家作为生产经理的效率比较问题”(28)。今天,“组织理论”的发展为我们从中央计划局这个核心组织入手,研究去官僚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西方新计划经济倡导民主计划,似乎更符合信息时代的特征和趋势。然而,正如波拉克所忧:“谁来控制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如何摆脱作为一种寻找榨取剩余价值新方法的工具的利用初衷;如何改变因特网的无政府状态,使之不被以大型信息技术公司为代表的私人资本所控制;如何避免因信息技术缩短资本周转时间而加剧经济衰落和萧条(29)。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力量主导(而非直接干预)信息技术与网络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综上所述,通过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兰格式计划经济和西方新计划经济的讨论,我们尝试在竞争性领域构建一种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主张“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而非“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有三个基本的理由:第一,“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需要在全球层面运行(30),而在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试图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和“超国家的全球治理”的背景下(31),单一国家在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世界市场”中只是有限的个体,国家基于汇总和代表(而不是代替)国内各阶层利益而做出的集中计划,在全球层面与“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具有一致性。第二,“以国家为导向的战略是进行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32),且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普遍采用国家行动主义参与全球竞争(33),而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新自由主义削弱国家权力、实现资本的全球统治的企图(34),也必须以国家增强(State-augmenting)的逆向方针来抵制这一趋势,坚持以国家主导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坚持国家所有制而非社会所有制的原则尤为必要。第三,“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创新速度可能比资本主义慢(35),在“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作用下,创新滞后的国家将在竞争中走向失败。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仍然是创新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占绝对优势的现实下,虽然代价巨大(36),但出于生存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要发展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构建的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应坚持民主计划与集中计划的有机融合,可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高度统一,能达成反映消费者偏好、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突出产业规划引导、加强宏观调控监管、降低官僚主义成本等综合性目标。1992年,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程恩富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之一,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和统一”(37),由此他前瞻性地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大数据和平台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在今天有望成为现实。
   
    二、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条件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经济体制演化的共同决定力量。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也需要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兴经济形态,而大数据和平台经济则构成了当前发展阶段下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
   
       1.大数据: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技术条件
   
       计划经济的经济计算,需要大量的信息搜集和高频的信息处理,搜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信息的处理能力共同决定了计算效果。随着“摩尔定律”下处理器性能的快速提升、超级计算机系统和云计算的更新发展,信息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而信息搜集领域的技术进步却相对缓慢。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对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的访问,都将以海量数据呈现出来。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互联网个人用户已达31.74亿人(38),即使是极小比例的用户同时在线,在某一时点产生的数据量也是十分庞大的。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意味着除了计算机、智能手机、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外,工业设备、穿戴式电子设备、生活设施、智能汽车等都将成为网络终端,从而构成“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融入物联网的人和物品时时刻刻都是信息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信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传统的信息搜集技术仅能利用其中微量的信息,绝大部分信息资源被忽略、闲置和浪费。难以充分获取、记录、存储和计算信息,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无法对信息时代的供给与需求进行全面反映和精确计算的技术原因。
   
       以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虚拟化技术为基础,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2007年美国科学家吉姆·格雷(Jim Gray)预言,数据密集型科学正在从计算科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39)。同年,美国学者邓肯·沃茨(Duncan J.Watts)在《自然》杂志刊文指出,数据密集型科学一旦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可以完整记录个人的活动轨迹,从而生成极为丰富的数据用于精确计算和精准预测(40)。2012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份题为《大数据,大冲击》的报告横空出世,正式提出大数据经济的概念框架。
   
       大数据何以可以成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技术条件?这主要取决于它的以下特性:(1)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默会知识。哈耶克认为,碎片化是知识存在的主体形式,其中还有大量未经组织、隐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默会知识,如地方风俗、消费习惯等(41)。据此,他抨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能否最大限度地掌握必要的经济信息,从而对国民经济体系做出科学的计划(42)。而互联网的“互联互通”虽然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公共信息池(Information Pool),部分解决了“知识分立”(Division of Knowledge)的问题,但同时在个体的网络交互过程中却产生了更多的默会知识。这种默会知识既具有个体特征,又常常出现群体效应、自证预言效应,显得异常复杂。作为一种数据集合,大数据具有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的主要特征,能够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今天,电子商务企业可以根据客户历年来的购买记录、浏览记录、出行轨迹、收货方式等进行网络定制营销,正是基于大数据技术依据客户消费习惯的预测。而沿着大数据的发展逻辑,在未来实现全数据革命(43),就有望对信息进行时序连贯、全样本地获取、存储和分析,为发现和利用默会知识、推动经济计划化创造条件。(2)大数据使现时预测(Now Casting)成为可能。除了计划所赖信息的完备性外,计划的时滞性也受到广泛的批评。这种时滞性使计划落后于经济活动的发展,甚至因信息传递中的信息损失而产生谬误。相对于传统技术,大数据基于海量信息存储、云计算、互联网应用,大大缩短了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大数据不强调事前的理论设定,不依赖信息的高质量要求,不注重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内在逻辑是“数据驱动理论”(44)“数据即事实”“数据即决策”(45),从而可以实时地发现问题、修正计划、宏观预测(46)和强化监管。(3)大数据可以促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和需求。哈耶克批评传统计划经济的人为设计和强制性偏好否定了人的自由,认为市场才是符合人类理性的(47)。事实上,在小数据时代,由于消费者偏好仅可细分到某类群体而无法精确量化到个体,企业往往针对目标群体实行大规模生产、提供同质化产品,整个市场充斥着排浪式消费,因此所谓“选择的自由”也是相对有限的,大量个性化、小量、零散的“奇异性”消费需求湮没在需求曲线的“长尾”中(48),被“成本—收益法则”所忽略,人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真实偏好,在市场“供给”的若干同质产品中进行有限选择。大数据的兴起,为解开需求的“长尾”破除了技术瓶颈。一旦能依据个体的偏好规划生产和供给,就能克服市场自身的盲目性,真正发挥计划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优势。(4)大数据正在推动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早期的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产生了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等信息系统,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促进了企业内部的自动化、嵌入化和计划化。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深入推动企业组织从集中式科层制组织向分布式网络化组织演化,使企业更易实现内外部知识高度整合、生产链与消费链有效对接(49)、制造与服务高效集成。在国外,一些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纷纷出现,如在一种新的定价“试错法”的社会试验中,网站向消费者提供即时的网络产品价格,提升消费者在充分信息下的议价能力,从而更精确地制定价格。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企业内的数据积累和循环正走向对外数据服务,大数据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正如网络技术从局域网联通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要求在行业层面乃至宏观层面对大数据进行整合、管理和应用,大数据将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
   
       2.平台经济: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组织条件
   
       大数据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技术准备,也创造了运行环境。在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推动下,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扁平化、无界化(50)。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才能适应新环境、实现有效运行?在此,我们引入“平台经济”的新变量,以“平台经济”呈现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经济形态,以“平台经济组织”替代中央计划局在传统计划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得收益(51)。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平台经济是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三大趋势的集大成者(52)。它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包括机场、交易所、购物中心、信用卡系统等线下平台经济和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社交网络等线上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基础是所谓的双边市场。有别于传统市场,双边市场是由通过同一平台发生交互影响的交易双方构成,其中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加入平台的另一方的数量(53)。以手机应用的营销为例,在传统市场下手机生产商一般采用向目标群体直销或预装捆绑软件等销售方式,而在双边市场下则会以平台商的身份,创建一个诸如超市一样的“应用商店”(如苹果、华为等公司),由第三方应用开发商提供各种性能和用途的手机应用,供使用该品牌手机的消费者选择;应用下载越多、好评率越高,其他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开发商获利就越多,而手机生产商则因提供增值服务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双边市场这种跨侧或同侧的网络外部性,事实上是对交易双方的利益捆绑:供应商为了吸引消费者,必须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开发多种产品和服务,并对优势客户采取倾斜性定价(54);而偏好相似的消费者通过团购、订购等方式,获得合理的市场价格,并引导供应商的产品生产和服务。这样,长期隐藏在“长尾市场”中的潜在需求也能被充分挖掘出来(55)。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然到来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再到双边市场是大势所趋。
   
       平台经济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这是因为:(1)平台经济具有独特的商业生态系统。平台经济的商业生态系统,一般由领导种群、关键种群和支持种群三类构成(56)。领导种群即平台商,是平台的构建者和交易的中介,可分为市场制造者、受众制造者和需求协调者(57)。关键种群是在平台系统中交易的供需双方,其主体是众多提供异质性供给和需求、在双边市场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它们共同决定了平台的规模和质量。支持种群包括平台自身运行所依赖的营销、技术、咨询等服务供应商和由平台交易衍生出来的物流、金融、电信等服务供应商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在平台经济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平台商具有集中信息、匹配供求、实施监管和提供增值服务等功能,在平台经济中起到中央计划者、战略制定者、监管执行者的核心作用。(2)平台经济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在网络外部性的自我增强效应作用下,参与者具有越多的平台就越能吸引新加入者、降低综合成本和提高技术水平,市场扩张的速度也越快。当平台的参与者和交易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平台就占据了一个成熟的网络市场,对关键种群、支持种群以及各类要素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强;平台通过从技术战略向标准战略的转换(58),以排他性的准入标准限制竞争、巩固垄断地位,导致在平台经济中“赢者通吃”或者“赢者得多数”的现象普遍存在(59)。而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来担当超级垄晰者的角色,主导平台经济,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组织是平台商。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组织中央计划局相比,平台商可以较大程度地缓解官僚制组织所内生的官僚主义及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官僚制组织的典型叙述是职能分工、权力等级、指挥服从、权责明确、作风严明、程序严谨、公私分明(60)。作为一种官僚制组织,中央计划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由信息不对称、权力过度集中所引致的工作懈怠、非理性决策乃至寻租腐败等官僚主义现象,甚至如科茨所忧,有蜕变为拥有特权且高度利己的经济精英阶层的危险(61)。相对于中央计划局结构严密的组织体系,平台商具有扁平组织、分散决策的优势,对官僚制层级结构可产生分化与整合的作用(62),有利于减少层级结构所导致的信息损耗和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决策风险,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性。此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式官僚制的公共组织隐含的假设是精英治理和可预测的长期职业回报(63),相对于中央计划局为专业官员提供的政治地位、福利待遇以及不可预测的升迁机会,平台商的经济激励因其直接、灵活、可预期的特点而更有效。最后,利用信息技术,政府部门可以对平台商实行嵌入式监管,依据大数据发现平台的运营信息、财务信息中的异常现象,及时防止官僚主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损失。关键种群可以通过网络社区、社交软件的协商协调、服务评价、听证制度、投诉问责等,以近似“民主计划参与式社会主义”模式所设想的方式,平等、公开地进行社会监督和参与式管理。
   
       三、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构建
   
       我们所要构建的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国有企业主导运营的平台经济。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现实中的机场为例,分析由国有机场形成的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假设这样一个经济系统:(1)国家所有和国家主导。机场是由国家出资建立或控股的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拥有机场的全部或大部分所有权。机场的日常运营由国有企业出资建立或控股的专业公司负责,该公司制定各种进入机场交易的航空服务标准和非航空服务标准,维护和监督环境、安全、公平交易等机场秩序,拓展非航空服务市场(64),成为面向“航空公司—乘客”的航空服务市场和面向“零售商—乘客”的非航空服务市场的双重平台商。(2)信息密集和信息依赖。机场是信息密集的场所,航空公司信息、票务信息、航班信息、乘客信息、空管信息以及公共媒体信息、商业媒体信息、互联网信息等,在此实时发生、实时汇集、实时交互,航班的起降高度依赖信息综合后的空管决策,机场的运转也高度依赖各种信息流。(3)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各种所有制的航空公司依据机场的客流量大小、目标客户的需求情况和自身的业务特点,决定是否进驻机场、增设航线和班次以及为目标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在此,所有制不是市场竞争的决胜因素,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航空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偏好的满足程度。价值规律引导资源配置、促进服务创新、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在各种所有制的航空公司之间形成良性的充分竞争。(4)双边市场和供需匹配。航班的销售采用预售订单制,只有恰好匹配航班的目的地、时间、价格、机型、服务的消费者才会购买该航班的机票,具有其他偏好的消费者基本不会消费该航班;而上座率和盈利水平越高的航线和航班,在起飞时间安排、机型选择、服务配置等航空产品性能上越有优势,从而进一步吸引消费者选择该航线和航班,因此具有双边市场的基本特征。(5)集中计划和民主计划。在航空产品和服务的双边市场上,存在着多种计划形式:航班起降时刻资源分配和航线布局的依据是民航局空管局等部门的指令性计划;机场运营公司具有汇总航班信息和乘客信息的职能,通过集中供需双方的数量、类型等信息,引导航空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和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促进航空服务市场交易;航班一般是固定的,航空公司关于航班增减的决策主要根据上一个时期(而非当期)的航班上座率做出;除了节假日等航运高峰时消费者可以通过团购、包机等形式临时增加航班外,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并不能实时地通过购买行为和历史记录引导航空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因此出于资源配置和航空安全的考虑,航空服务业的集中计划强于民主计划。(6)宏观指导和公共监管。航空公司的航线和航班的安全运营受到民航局空管局的指导和监督;机场管理公司关于机场的运营安全和运营绩效向国有出资人负责;机场管理公司自身的运营受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依法监督;机场区域的空港经济发展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受地方政府的指导;机场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受到广大乘客的网络监督。显然,类似的经济系统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它具有国有企业主导运营、集中计划和民主计划有机结合、多部门和多主体协同监管、双边市场充分竞争等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为不失一般性,我们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态势,将此经济系统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从理论上给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框架性方案。
   
       (1)体制架构。国家出资建立或控股三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分别在大数据、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三个双边市场中承担平台商的职能,主导国民经济中的信息流、商品和服务流、资金流。同时,在三个互联网双边市场上,供给侧存在着大量具有各种所有制并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需求侧存在着数量更为庞大的、拥有各种偏好的消费者。作为公共企业,这三家企业的首要目的不是企业盈利,而是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市场规模、交易效率的持续提升。在主营业务上,三家企业独立经营但紧密联系:大数据平台向电子商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的运营提供数据支持,向平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提供公共数据服务和定制数据服务;金融服务平台向电子商务平台、大数据平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提供投融资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市场交易产生对大数据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的服务需求。在资本结构上,为维持企业间业务联系和战略协调,三家企业相互参股、互派董事;同时,有少量股份(或优先股)向社保基金和私人资本(尤其是拥有嵌入式专利技术的高科技公司)开放投资,但二者不参与平台企业的经营决策,以此实现公平分配和效率分配相统一的“社会分红”。另外,国家出资建立或控股独立的、直接经营大数据、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的企业,平时参与双边市场竞争,在战争、灾难等不可抗力致使双边市场无法持续运营时,直接以商品和服务的供销方式替代双边市场,作为维持国民经济基本运行的“最后手段”。
   
       (2)运行机制。第一类是民主计划机制,即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集中的“长尾市场”上,采用互联网预售订单制,由供应商在电子商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上公开提出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要约,公开承诺商品和服务性能,消费者按需购买订单,供应商按照订单的数量、种类和具体性能要求规划商品生产和服务。民主计划机制通过双边市场的交易匹配,在具体商品和服务的交换领域实现消费对生产的直接引导。第二类是集中计划机制,即在规模化、同质化的消费市场上,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托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的浏览记录、购买记录、出行记录、送货记录、资金收支记录、网络理财记录等信息进行汇总和整合,生成并定义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针对目标群体乃至全社会的消费习惯精准预测消费需求,通过数据挖掘实时发现群体性、区域性、周期性的消费需求波动;以目标群体、目标区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需求确定总供给,在不同的精确程度下确定主要商品和服务的旬度、月度、季度、年度生产指导目录,并用大数据技术跟踪双边市场的交易状况,编制和实时更新主要商品和服务的供求指数,向平台中各种所有制的供应商开放,为供应商的生产决策提供参考。供应商根据大数据下的弹性生产指导目录和反映市场需求满足度的实时供求指数,规划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数量,规划生产技术和要素组合,规划商品和服务的技术性能和市场定位,从而在双边市场的供给侧展开充分竞争。通过民主计划机制和集中计划机制,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个性需求—精准计划—定制生产—供给竞争”的全过程结合。
   
    (3)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功能。作为中央计划局核心作用的替代者,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以下重要功能:第一,从中央计划者转变为综合计划者。多种类型的计划在平台综合上使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服务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集中计划的制订者,又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平台优势、接收来自市场自发交易的民主计划的匹配者。第二,新兴产业的规划者。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从传统的政府政策支持、要素支持、项目支持,转变为市场“注意力资源”支持,通过在互联网平台设置专栏、优先推荐,让民用高新技术商品和新兴服务直接与市场对接,以预售订单制、众筹等方式接受双边市场需求侧的预选,从而遴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商品和服务,并吸引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向新兴产业进一步聚集。第三,大数据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现代市场深受信息的影响,市场主体依赖不完备信息形成的预期作出决策,因此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市场动向。由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向双边市场提供基础性的大数据公共服务,既可使大数据直接服务商品生产和服务,又可规避市场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使双边市场的运行更加稳健。第四,双边市场标准的制定者。标准是现代市场竞争的又一战略资源,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通过垄断标准来间接控制市场。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制定互联网双边市场的准入标准,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以制定或采纳行业领导企业的技术标准作为平台供给侧同类企业的共同产业标准,增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力。第五,双边市场的监管者。与传统的对市场秩序的监督执法相比,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网络监管更有效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双边市场准入标准,它可以依托大数据、商品和服务评价、消费者网络投诉,对商品和服务质量、商业欺骗、劳工使用、环境污染等直接进行监督和治理。第六,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者。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也是国家政策的重要承担者。在理论上,由于集中计划和民主计划的有效性,互联网双边市场内部可大幅降低供求失衡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从而减少宏观调控政策的使用。然而,考虑到输入性经济波动的冲击,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必须对双边市场进行有效调控,同时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以双边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地位,促进经济协调运行和健康发展。第七,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者。以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为核心,在平台上嵌入技术、物流等第三方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围绕互联网平台经济形成庞大的“平台+群落”的产业体系。
   
       四、余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
   
       由上述方案还衍生出四个基本问题需要回答。(1)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在该方案中,双边市场存在大量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企业,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集中体现在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大数据等无形经济资产的全面掌控、对整个平台经济的主导作用、对双边市场的控制力以及通过双边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此外,兰格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分配只是形式上原理相同,实际分配不同(65);不同之处在于收入分配和进入价格制度的项目的齐备性(66)。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可以用较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引导初次收入分配,反映商品生产和服务的社会成本。(2)促进非竞争领域经济计划化的问题。在需要大规模集中投入和长期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攻关等重大基础性投资领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投资大推进比市场化方式更有效率,因此仍以现有的“规划—项目制”为主,通过上级政府的集中计划与下级政府和企业的项目竞争来实现。在决定经济运行基础成本的大宗原材料市场和能源市场,在我国石油、黄金等期货市场交易逐渐完善以后,采用国家制定规则、国有资本主导的期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是因为,今天的“石油价格不再取决于传统的供求关系,而是受控于复杂的金融市场体系”(67)。(3)化解生产过剩的问题。在我们的方案中,也会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但要区分两种形式的生产过剩,第一种是由于竞争中未能实现“惊险一跃”的失败产品,第二种是“僵尸企业”(Zombie Firms)生产的产品。失败产品并非没有价值实现的机会,有可能是由于偏好的个性化、多样化,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和目标群体出现的匹配失败,如当前我国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品。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去库存”,对过剩产品进行跨期、跨国家和区域、跨行业调剂和再匹配。而“僵尸企业”原指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资不抵债、无力恢复、仅靠大型银行的“虚假”贷款重组而存活的企业。这类企业生产率增长缓陧,挤占、空耗经济要素和政策资源,是当前我国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的主要来源,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调整。正如兰格所言,“能把错误限制在局部,局部的生产过剩不必变成普遍的生产过剩”(68),在大数据的历史分析和精准预测下,企业更能及时发现过剩、纠正过剩,比偏离消费者偏好的盲目生产来说是一种进步。(4)拓展社会就业的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化,对劳动力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不断减少。而平台经济的商业生态系统,可以将劳动力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流通环节、从制造业转移到支持平台经济运行的服务业,如物流、技术、金融等行业。在信息时代,在这些行业拓展社会就业的效率远高于传统制造业。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提出的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过渡性方案。该方案初步勾勒了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论证。
   
       注释:
   
       ①计算机可能有助于官僚处理社会管理中日益增长的麻烦,但它本身不能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更不必说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会结构了。参见Stephen Botington,Computers and Socialism,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73,pp.123-124。
   
       ②Eugen Loebl,Computer Socialism,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11,1971,No.4.
   
       ③参见Ludwig Yon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S.Adler(trans.),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0,p.25。
   
       ④参见Fred M.Taylor,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9,1929,No.1。
   
       ⑤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On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6,No.1。
   
       ⑥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On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6,No.1。
   
       ⑦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On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6,No.1。
   
       ⑧参见Oscar Lange,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In C.H.Feinstein(eds.),Socialism,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Presented to Maurice Dobb,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158-161。
   
       ⑨Stephen Botington,Computers and Socialism,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73,p.110.
   
       ⑩Stephen Botington,Computers and Socialism,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73,p.116.
   
       (11)参见Stephen Botington,Computers and Socialism,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73,p.208。
   
       (12)参见Andy Pollak,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Monthly Review,Vol.49,1997,No.4。
   
       (13)参见Andy Pollak,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Monthly Review,Vol.49,1997,No.4。
   
       (14)David M.Kotz,Socialism and Innovation,Science & Society,Vol.66,2002,No.1.
   
       (15)Pat Devine,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8.
   
       (16)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7)W.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F.Cottrell,Towards a New Socialism,Philadelphia:Coronet Books Inc.,1993.
   
       (18)参见Len Brewster,Towards a New Social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7,2004,No.1。
   
    (19)David M.Kotz,Socialism and Capitalism:Lessons from the Demise of State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In Robert Pollin(eds.),Soci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Essays in Honor of Howard Sherman,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2000.
   
       (20)David M.Kotz,Sustaining Socialism:Lessons from the Soviet and Chinese Experience,the Tenth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 and Cuban Philosophers and Social Scientists,Havana,Cuba,1998.
   
       (21)参见陶文昭:《信息时代两种经济体制的新论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22)参见房广顺:《十月革命后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背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23)参见P.N.Rasenstein-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The Economic Journal,Vol.53,1943,No.210/211。
   
       (24)参见Manuel Castells,End of Millennium: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 Volume III(Secon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Malden:Wiley-Blackwell,Malden:Wiley-B Lackwell,2010,p.34-35。
   
       (25)参见Manuel Castells,End of Millennium: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 Volume III(Secon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Malden:Wiley-B Lackwell,2010,p.36-37。
   
       (26)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One,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6,No.1。
   
       (27)参见Fred M.Taylor,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9,1929,No.1。
   
       (28)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Two,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7,No.2。
   
       (29)参见Andy Pollak,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Monthly Review,Vol.49,1997,No.4。
   
       (30)Alex Callinicos,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p.90-122.
   
       (31)Linda Weiss,Glob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Development and Society,Vol.29,2000,No.1.
   
       (32)David M.Kotz,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omparing the Transition Experiences of Russia and China,Economics Study of Shanghai School,Vol.86,2005,No.273.
   
       (33)Linda Weiss,Global Governance,National Strategies:How Industrialized States Make Room to Move under the WTO,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2,2005,No.5.
   
       (34)Linda Weiss,The State-augmenting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0,2005,No.3.
   
    (35)参见David M.Kotz,Socialism and Innovation,Science & Society,Vol.66,2002,No.1。
   
       (36)David M.Kotz,Socialism and Capitalism:Lessons from the Demise of State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In Robert Pollin(eds.),Soci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Essays in Honor of Howard Sherman,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2000,pp.300-317.
   
       (37)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 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财经研究》1992年第9期。
   
       (38)The Key 2005-2015 ICT Data for the World,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39)Tony Hey,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eds.),The Fourth Paradigm: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Seattle:Microsoft Research,2009,p.xvii.
   
       (40)Duncan J.Watts,A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Nature,Vol.445,2007,No.7127.
   
       (41)参见F.A.von Hayek,"Economics and Knowledge",Economica,New Series,Vol.4,1937,No.13。
   
       (42)参见F.A.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1935,pp.208-209。
   
       (43)参见王馥芳:《从大数据危机到全数据革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3日。
   
       (44)王达:《宏观审慎监管的大数据方法:背景、原理及美国的实践》,《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9期。
   
       (45)参见周涛:《大数据1.0版本,2.0版本和3.0版本:颠覆性变化下的商业革命》,《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
   
       (46)参见刘涛雄、徐晓飞:《大数据与宏观经济分析研究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
   
       (47)参见F.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Routledge,2001,pp.91-104。
   
       (48)参见任保平、辛伟:《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路径与政策的转型》,《人文杂志》2015年第4期。
   
       (49)参见金晓彤、王天新、杨潇:《大数据时代的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构建——基于“一汽大众”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
   
       (50)参见张亚斌、马莉莉:《大数据时代的异质性需求、网络化供给与新型工业化》,《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51)参见徐晋:《平台经济学——平台竞争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52)参见李允尧、刘海运、黄少坚:《平台经济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7期。
   
       (53)参见Mark Armstrong,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2006,No.3.
   
       (54)参见李小玲、李新建:《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运作机制研究评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5)参见李凌:《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模式变革》,《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
   
       (56)参见黄勇、周学春:《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商业时代》2013年第23期。
   
       (57)参见David S.Evan,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Vol.20,2003,No.2。
   
       (58)参见Carl Shapiro and Hal R.Varian,The Art of Standards Wars,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Vol.41,1999,No.2。
   
    (59)傅瑜、隋广军、赵子乐:《单寡头竞争性垄断:新型市场结构理论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考察》,《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期。
   
       (60)参见张康之:《韦伯对官僚制的理论确认》,《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61)参见David M.Kotz,Sustaining Socialism:Lessons from the Soviet and Chinese Experience,the Tenth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 and Cuban Philosophers and Social Scientists,Havana,Cuba,1998。
   
       (62)参见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组织结构及其对官僚制层级结构的影响与治理》,《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1期。
   
       (63)参见Peter Evans and James E.Rauch,Bureaucracy and Growth: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Weberian State Stru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1999,No.5。
   
       (64)参见史普润、江可申、郑艺:《平台经济分析框架下的机场定价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我国机场市场结构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3年第6期。
   
       (65)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Two,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7,No.2。
   
       (66)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Two,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7,No.2。
   
       (67)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Perhaps 60% of Today'' s Oil Price Is Pure Speculation,Global Research,2008.
   
       (68)参见Oskar 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art Two,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4,1937,No.2。
   
    作者简介:王彬彬(1978-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207); 李晓燕(1979-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2)。]]>

2018年01月02日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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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