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沈华

2018年05月10日 12:00

金碚
《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3期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正遭遇新的挑战,走在需要理性抉择的路口上。为了应对人类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和气候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或者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定》,他认为美国签署《巴黎协定》意味着限制传统产业,特别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减少600多万个就业岗位。尽管他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人类必须理性反思: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要以怎样的新理念进行怎样的行为调整?这涉及人类发展的三个核心议题:第一,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即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第二,怎样实现经济发展,以往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否持续?第三,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以怎样的新理念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各种严峻挑战?
   
      一、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
   
      人类有着数万年的进化史和数千年的文明史,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但真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迄今仅仅300年左右。也就是说,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演化和发展史,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个很短暂的时期。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全世界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根据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初,全世界人均产出增长率只有0.02%(托马斯·皮凯蒂,2014)。这在统计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加速。从全球看,工业革命及工业化现象从英国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以至世界各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群进入“工业社会”,世界面貌因此而巨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现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我们提及“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时,通常是要表示实现了以货币单位计算的人均产出量(人均GDP)的增长,并将其所达到的水平视为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而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其潜含的意思实际上是:人是可以改造自然并使自然物质为己所用的,这种被人改造了的物质在经济学上就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产出)。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年代中,人类生存于地球,但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对人类是没有用处的。准确地说,是人类没有能力使这些物质产生(对人类的)用途;同样,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甚至是人类无法到达的。一开始,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在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一定纬度、一定海拔高度的有水源之地),采集、猎取或捕捞可以直接供人消费的有用物,这通常称为采集狩猎社会。后来,人类开始将原先的采集、猎取之物进行培植、饲养,成为农作物和家禽牲畜,即以人类活动(劳动)促进植物和动物生长,使自然(生命)过程按人的需要产生更多对人有用之动植物,这称为农业社会(以及与之并行的游牧社会)。再进一步,人类力图通过自己的劳动并使用越来越复杂的工具,直接参与以至控制自然物质的形态变化过程,将越来越多原先无用的物质改造成对人直接有用的物品,这就是工业制造;当以手工工具为主的工业制造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的工业制造,发生“工业革命”,人类就进入了工业社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工业原材料,就需要大规模获取地球物质,即进行矿物采掘。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使用更多物质,例如木材、煤炭、石油等,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机器生产)的能源。当前,人类发展在总体上正处于这样的工业社会时期,有的国家已进入工业社会,其他国家正在向工业社会迈进。所以,所谓经济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行动(生产劳动),把地球上原来对人没有用的东西转化成对人有用的东西,把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无法到达的地方变成人类可以到达和居住的地方。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本真性。也就是说,人类就是为了将地球物质从无用变有用才进行经济活动的。被改造的物质越多、改造物质的过程效率越高,我们就说经济越发达。简言之,所谓发达社会(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国家)就是能够将自然物大规模地深度地转变为可为人类所用的物品的社会。所以,经济发展本质上首先而且永远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彻底地说,人类本身归根到底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就与人类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物质可以分为自然物质、自然资源、自然财富和物质财富,并相应地形成几个基本概念。就自然物质而言,离开同人类的关系,自然物质无所谓有用或无用,因而也谈不上是资源还是废物。自然物质不过就是地球上的自在之物。但是,如果从其同人的关系来看,自然物质就可以区分为有用物和无用物了,前者称为自然资源,相对而言,后者就只是非资源之物。当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使用的需要具有稀缺性时,就会对其进行估价,就可以称之为自然财富,例如水源、矿藏、森林、草原等。而阳光、空气、海水等存在量极大(几乎相当于“无限”)的物质,由于稀缺性不显著,无法估值,一般不计为自然财富。①自然资源或自然财富是具有潜在有用性的自然物质。当人类通过人的行为(生产劳动、加工制造)将具有潜在有用性的物质转变为现实有用的物品,可以视之为在自然物质中加入了人的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化财富”,一般也称为物质财富。
   
      以上关于物质的分类有一个关键,即什么物质是自然物质,什么是自然资源、自然财富,什么是物质财富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工业技术水平的高低,也就是人类转变物质形态的能力。换而言之,人类具有多大的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为对人类有用之物的工业能力,决定了物质分类的概念内涵及外延。一般来说,或者原则而言,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越高,物质中的“资源”和“财富”部分就越大。在这一意义上,“资源”实际上也是由人类活动(工业技术)所创造的。人类生产活动(主要是工业)首先创造“资源”,然后消耗资源。从极端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果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充分高,地球上以至人类可达至的宇宙太空中的所有物质,都可以是自然资源和成为“人化财富”,并没有绝对的“废物”。当然,这只是极而言之的可能性。现实中,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能力总是有限的。所以,在一定时间内,自然物质经人类施加作用而转变为物质财富的量也是有限的。那么,人类尽最大努力以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是否应予以肯定,即是否正当呢?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当或不道德的。许多宗教教义都反对信众收敛财富。例如,基督教的传统教义有“富人进天堂就像骆驼要钻进针眼那么困难”之说,意思大致是富人聚敛财富,为富不仁,死后必受惩罚而不得进入天堂。按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1987)的说法,直到发生宗教革命,追求财富的正当性才得到认可,即认为人们追求财富而致富也是遵循上帝的旨意(calling),并主张富人拥有财富后不应挥霍浪费,而是要“节欲”或者“延迟消费”,不断将当期未消费掉的财富投入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生产活动。17世纪、18世纪,西欧的宗教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相互影响,解放了财富观念。所谓启蒙运动,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人类应拥有追求财富的自由(权利)。启蒙运动前,神权、王权、特权压抑了人权,而启蒙运动大力主张人权,而且是人人应有平等人权。因为,人权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人人有份。所谓天赋的平等人权,除了有政治、法律、伦理的含义之外,就经济权利而言,实质上就是追求财富的自由选择和平等权利。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最能确保追求财富的自由选择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和社会机制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神权、王权、特权都不能压抑自由追求财富的平等人权。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启蒙,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和积累财富的观念觉醒,是人人有权发财致富的思想解放。
   
    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也有十分相似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追求和占有财富也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违法的。财富“私有”是罪恶,被视为资产阶级行为,是革命所要消灭的现象。那时,工厂生产不是为了追求利润,②工人劳动也不能是为了赚取工资。如果工人为了赚取工资(奖金)而劳动,工厂为了追求利润而生产,就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经济主义”,是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行为。甚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被认为是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都是不正当的,至少是属于道德低下的“低级趣味”,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劳动行为的崇高性。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被长期压抑的财富观念才开始觉醒。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观念博弈,社会才终于承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财富也是正当的,承认和主张生产必须追求利润,因而生产组织才可以从“工厂”变为“企业”,以至“公司”;同时,工人干得好就是应该涨工资,可以和应该获得奖金,以体现多劳多得的个人利益原则;更重要的是,民众拥有由法律保护的权利组建营利性生产组织——企业,形成民营经济,追求和积累财富。这样的社会制度当然就叫市场经济:人人有生产和拥有财富的平等权利,并据此而进行等价交换。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众所周知,这样的观念解放和制度变革,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后果。那么,市场经济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二、市场经济的理性机制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持续推动着经济增长和进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机制能够像市场经济那样,产生了如此广泛、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个面貌。那么,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呢?它为什么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和世界工业化的要求呢?众所周知,西欧17世纪的启蒙运动有两个相互关联并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是科学精神,一个是崇尚理性。这里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张扬一种工具主义理性。所谓工具主义理性,就是以高效率为中轴原理,追求“最优化”和“最大化”等工具性目标。其具体表现就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财富最大化。而且,这种“最大化”目标都是可以用货币单位来计量的。如果不以货币为单位,就无法对成本、产出、收益、财富等进行经济计算和比较。所以,追求以货币计算或估值的收入和财富的最大化,就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例如,当人们问为什么要工作?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一般就说是为了“赚钱”;如果要问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什么?一般就说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为出资人创造最大利润”。每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的CEO都会宣称,公司经营目标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或使股份价值最大化。这些基本理念和通行说法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都是“天经地义”的常识。
   
      问题是,收入、利润、财富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之物吗?显然不是。它们不过是一些工具性手段,而不是人类所需的目的性需要。收入、利润、财富都没有供人享用的性质,而“企业”根本没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既不会痛苦,也不会快乐,为什么要那些“最大化”?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的定义,作为市场经济“细胞”的商品有两个属性,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即商品能够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效用”。交换价值则是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的抽象劳动量,可以据此而同其他生产者或所有者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易,以获得对自己有用的商品。尤其重要的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代表,发挥着对各种有用商品的“索取权”的功能。
   
      那么,对于自然人来说,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重属性中,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工具”呢?很显然,在其朴素的原本性质上,使用价值是人类生产活动之目的,而交换价值则是能够据之而获得具有人们所需要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工具(凭据)。但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制度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工具理性。所以可以看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目的和工具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如美国学者大卫·哈维(2016)所说,在市场经济中“无论在哪里,交换价值都是主人,使用价值都是奴隶”,即使用价值实际上是为交换价值服务的。尤其是当人类所追求的财富形态不断演变,货币形态的财富欲望越来越强烈,直到信用货币成为货币形态的主要成分时,货币(信用货币)本身完全没有使用价值却成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有用商品反倒成为实现货币囤积目标的手段。人类社会似乎变得很荒唐,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表现在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最强劲的。不难设想,如果以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标,那么其需要量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吃饱了就不能再吃,在同一时间只能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使用价值超过一定量,其对人的效用就越来越小,直至过剩而无用。所以,如果整个经济社会仅仅是将直接追求使用价值作为动力机制,那么生产规模就受限,经济发展就必然很缓慢。反之,如果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发展生产和创造积累财富就具有了无限性,即交换价值量尤其是其纯粹形态货币量的最大化可以成为无止境的追求目标。可见,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与工业革命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获得施展空间。也就是说,正因为市场经济使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工具(实现目的的手段)相颠倒,工业革命所喷发出来的生产力,才成为无止境地追求交换价值、追求金钱的力量,使物质财富大量创造和堆积。人们相信这一过程可以永无止境: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没有止境,商人(企业)追求利润没有止境,人们追求货币似乎也会没有止境。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疯狂追求,才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强劲动力和无限性,这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生产力的奥秘所在。
   
     但是,在人类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出现并有可能日趋恶化。一是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只有消费更多的东西,才能生产更多东西。消费更多东西的人,据此而感觉更快乐。因为市场经济有能力创造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来供人享用,所以从更多的产品消费中获得快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或社会心理偏向。二是财富的欲望不可遏制,而且财富欲望越来越同物质(商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相脱离。当无止境地积累和占有(实体的和虚拟的财富)成为满足财富欲望的方式,而实际上财富欲望又因财富(尤其是虚拟的财富)的无限性而永远不得满足,财富就蜕变为无用(或不使用)的东西(冗余物),直至成为纯粹的符号性财富。所谓符号性财富及其欲望,就是从“赚钱”目的蜕变为追求财富符号即货币数量的“增殖”。以往的货币是黄金白银,今天的货币已成为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追求货币数字的无度增长成为财富贪欲的极端形式,人类经济活动走向虚拟化,越来越远离实际使用价值。
   
      可见,市场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非常可行有效的经济制度。但是,非常可行有效的制度也未必是十全十美而没有缺陷的制度,更不是不需要治理就能合意运行的体制机制。无度扩张并缺乏有效治理的市场经济,不仅会产生一系列难以容忍的社会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缺乏安全保障等,而且很可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生态环境。在市场经济中,无数自利的个人为了追求财富和无度消费,以至于欲壑难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导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结果走向了人类发展目标的反面。如前所述,经济发展原本的目的是把原先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产品),但现实中反而变成了将大量原本无害的物质变成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同理,经济发展原本的目的是把一些过去人类不能居住甚至难以到达的地方改变(建设)成人类可以到达并适宜居住的地方,但现在反倒因为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使许多地方的居住环境恶化,变成不宜生活的地方。这样,人类发展中就出现了所谓的“非理性的理性”现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是理性的,大家都是为了追求财富,似乎都是理所应当;但是,所有人共同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却可能是很不理性的。一个人为了盖房子砍一棵树没有什么大影响,一些人为了烧饭上山砍一些柴火也影响不太大,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砍树、砍柴,那就会超过环境承载容量,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无数个体的理性行为的总和,导致了人类行为的整体非理性(也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这表明,在缺乏有效治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人类发展的本真迷失,即人类活动离开了发展的本意,走向了事与愿违的方向。
   
      三、人类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人类借助市场经济制度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背离其本真性质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所以,人类发展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以实现其本真复兴。如前所述,人类的第一次启蒙,以两大思想因素(科学和理性)为实质特征,使人类从宗教和王权压抑的精神蒙昧中解放出来。而在经济领域,第一次思想启蒙所树立的理性,是工具主义的理性,即以最高效率最大化地追求财富,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主义消费,而不是本真意义上的人类理性。人类发展本真意义的理性是为实现人类价值目标的理性,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是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幸福,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实现。而经济价值,如收入、利润和财富等,归根结底只是实现人类本真价值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实质上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的契合。也就是要不失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达成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这才能使人类发展回归其本真理性的轨道。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人类发展仍然处于“蒙昧”时代,尚未实现本真理性的主导,因而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以实现其本真复兴。
   
      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并不仅仅是对过去错误的幡然醒悟,因为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类发展本真迷失,即目的与手段(工具)的颠倒,并不是一个纯然的主观误断,甚至算不上是“错误”,而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历史必然。也就是说,并不是人类过去愚蠢地“弄错了”,而是理智聪明地“不得不那样做”。即使到了今天,人类发展已经处于本真复兴的历史关节点上,要完成本真复兴过程,仍然不仅是一个认识维新,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变革过程。其根本原因是,当今的人类发展在整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阶段,从能源结构来看基本上还处于化石能源时代。其必然表现是,从工具理性(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迄今为止仍然还是较经济、较安全、较容易开采使用的能源原料。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其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如果实行《巴黎协定》的规定,美国就吃亏了,可以使用的资源不使用,还要导致美国减少数百万人的就业,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占便宜了(为碳减排付出的代价太少)。这是一种完全基于利己的工具理性主义算计而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可见,自认为是世界“领导”国家的总统尚且如此认识,③那么确实表明了,处于当今时代,全人类确实需要一次再启蒙,需要拷问自己:什么是人类发展的真正理性?在面临本质复兴的人类发展大势中,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并未失去其现实性,那么,人类到底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
   
    关于启蒙运动的第二个核心观念——科学,人类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本真复兴中,也必须进行新的深刻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的工具。在可能性上,科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是具有无限性的。例如,我们可以说,只要科学技术充分发达,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是资源,而没有绝对无用的废物。甚至垃圾也可以是资源,城市生活垃圾因而可以成为“第二矿山”。这样,地球上的物质就无所谓无用之物,无论什么国土,江、河、湖、海、平原、高山、丘陵、丛林、沙漠、戈壁、冰川、极地,以及附着于广阔国土上的所有物质,无论处于怎样的形态,在科学进步的可能意义上,统统都是“资源”。既然这样,那么似乎也就无所谓“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了。而且,既然科学进步在可能性上是无限的,那么其改造世界的能力在可能性上也是无限的。如此说来,人类就真的可以“战胜自然”了!但是,可能性只是假定时间无限条件下的一种推断,而在现实性上,即处于一定时间(时点和时期)中已获得或者能够获得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成就总是非常有限的,技术能力也是有限的。与宗教宣称自己(或上帝、真主)全知全能不同,科学永远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即永远承认存在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能力没有达到的广大以至无限的未知世界。所以,科学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承认无知、无能,即承认有科学现在做不到的事情,有科学目前尚没有认识的世界。因而,科学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要敬畏自然。承认自然界的一些东西,人类认识不了(尚未认识),这才是科学精神的本性和“风度”。总之,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科学设想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科学公开声称自己有许多的“不知道”“不了解”,未知的领域远远大于已知的领域。而且,今天所知道的,未来也可能甚至必然会被“证伪”。按照科学精神和思维逻辑,实际上只有能被“证伪”的才是科学的,科学中没有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天条。因此,从科学意义上说,人类发展中的第一次启蒙并不具有绝对性和终极意义,发生第二次启蒙也是必然的。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技术是不断创新的。
   
      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就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类再次审视科学理性的根本价值目标。即人类从财富观的觉醒,升华为本真价值观的觉醒。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是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主导的工具理性,而人类发展本真的理性主义则是人本价值主导的目的理性。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财富,并进行财富囤积(积累),不应同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相悖。即使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也不应改变这一人类活动的根本性质,这就叫“以人为本”。即经济发展必须以对人有实质裨益、对人的健康有利、使人的居住环境适宜和生活愉快为中轴原理和本真价值。
   
      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观念启蒙是:对于“以人为本”也不应作狭隘理解,即只要对人有利就可以不顾及其他一切,以为为了使地球成为人类的乐园,就可以不惜牺牲其他一切生命体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实际上,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有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中,才能生生不息、健康生存和繁衍。所以,本真意义的“以人为本”,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成为自然生态系统中负责任的良好成员,而不是除了自己目空一切的自私霸主。人类如果破坏了自然,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与和谐,也就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基本条件,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四、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使命
   
      应该承认,面临人类发展本真复兴的大势,现有的经济学是很不适应的。因为,现代经济学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同时产生的。主流经济学的构架基本上是依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逻辑而建立和发展的。在现代经济学的视野下,人类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如同机械运行那样的系统,追求最大化、最高效率、最优结构、最有效控制,以一般均衡作为理想参照系。在这个假设的经济系统中,经济学只可能计量现实中非常有限的因素,而将更多的因素“抽象掉”。并且总是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少数可计量因素(变量、参数)之间关系的逻辑推演,由此推导出“结论”或“推断”,或者进行“预测”。而经济学所抽象出的变量和参数都是工具性的。因此,经济学是高度形式化的,直至抽象掉几乎所有的具体内容,而成为单纯的数量关系逻辑构架,因而有人称之为“第二数学”。
   
      经济学是致力于“计算”的,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大多数现象却难以精确计量。即使可以计量,由于必须采用各种计量单位和维度,也使之无法进行加总计算。例如,如果采用物理单位,所计量的粮食和钢铁的产量(比如以“吨”或“立方米”计量)如何加总计算和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学比较?所以,经济计算中几乎所有的被计量对象都得用货币作为计算和加总单位。可以说,经济计量总是具有替代性的,④用一把尺子——货币代替其他一切计量单位。而且,即使这样,当进行实际计量时也会遇到许多困难。所以,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计量对象进行严格“定义”,并设定(认定)进行计量的现象环节或行为环节。比较可行而方便的方式是,只计量在交易过程中间发生的现象或行为。比如,当计量“消费”时,如果问:人吃饭是消费吗?从本真的意义上,吃饭当然是消费,但人们实际吃了多少食物如何准确计量呢?所以在经济学的含义里,或者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吃饭并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消费,甚至吃饭本身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消费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什么是经济学所关注(或定义)的“消费”呢?比如,你用500元钱买了100斤大米,而用其中的1斤大米做成米饭吃掉了。那么,在经济学意义上,你是消费了1斤大米还是100斤大米?是的,经济学认定的是消费了100斤大米,准确说是消费了500元钱的大米。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关注和统计的主要是在交易过程(环节)中发生的行为和现象,而且都将其统计为“流量”。⑤可见,经济学所关注的消费并不是实际吃了多少,而是在市场上买了多少斤米,支出了多少钱。在本文的例子中,消费的经济计量意义不是1斤或100斤,而是“500元”。所以,在这里,吃饭行为与消费没有关系,同消费有关的是“购买”行为。即只要你买了多少(花费了多少钱),就认定你消费了多少。这就是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特点。同样,如果你买了10件衣服,或者5件工具,无论你穿了几件,是否使用了工具,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购买了,花了多少钱就计算为消费了多少物品。不仅消费是这样计算,投资也是这样定义和计算。例如,盖房子是投资,盖一座房子创造了GDP;如果把这座房子拆了,拆的过程也产生GDP;然后在原地再盖一座房子,又创造了GDP。原因是盖房子、拆房子、再盖房子都产生了现金流,即都支出货币进行了“购买”。因此,在经济学意义上,消费和投资活动被关注的都是其“购买”环节。购买也就是经济学所定义的(有效)“需求”。其实,经济学所定义的需求也总是对应于供给的。道理很简单,“购买”一定对应于“出售”(一方购买必有另一方出售),而出售在经济学中就被定义为供给(金碚,2017)。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GDP是重要的,但如果将追求GDP作为唯一目标,经济活动就会失去本真理性。人类发展如果完全被经济学的工具理性牵着鼻子走,失去本真价值的目标方向,就会背离它的本真意义,走进一个极端放任的功利主义的世界,与人类要追求的本真目标相悖。这就是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真实世界的挑战。
   
    经济学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更真实地刻画真实世界,计算那些对人类发展非常重要,但又难以用货币进行计量和计算的因素?例如,如何计量和计算自然资源?如何计量和计算环境质量(例如空气、土壤、水的清洁程度)的经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道理似乎并不深奥,但经济学如何处置?理论依据和逻辑基础是什么?能否建立可行的经济计算方法?可见,当人类发展进入本真复兴时代,经济学的主体分析框架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很多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东西,在经济学目前的主体分析框架里放不进去,无法计量,也就难以比较鉴别,因而就很容易被忽视。人类发展到当前阶段,市场经济仍然兴盛,经济成就堪称辉煌,但迷失本真的代价也越来越难以容忍。所以,面临真实世界和真实问题的挑战,经济学本身也要复兴,也必须创新变革。
   
      经济学面临挑战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目的与工具(手段)的关系。经济学通常假定或认定其为“公理”而无须证明的是:人总是确定自己的目的并选择一定的手段来努力达到目标,⑥认为人分不清目的和手段是不可思议的。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2015)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行动着的人不能具体区分什么是目的和什么是手段,什么是成功和什么是失败,什么是他喜欢的和什么是他付出的所谓成本。当然,在领会这些事物时,他可能会对各种外部事件和物质在他的行动过程中起的作用作出错误的判断。”尽管他反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基础,认为“经济人被认为是完全自私自利、无所不知的,一心想要积累更多的财富”这样的理论是“荒诞”的,他还是认定,“人们在行动中力求达到的具体目标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所有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受一个动机的驱动,那就是,用更加适合于行动者的状态取代没有采取行动时的状态”(路德维希·米塞斯,2015)。
   
      但是,如前所述,尽管人可以是理性的,但并不因此而能够确凿地断定人类总是能分清自己的目的和手段。尽管如果仅仅说“动机”的话,也许米塞斯所说的“用更加适合于行动者的状态取代没有采取行动时的状态”可以被认为基本可信,但这种动机未必是能够实现的,而且他也承认人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恰恰就是人的行为目的和手段(工具)的颠倒。即使处于“用更加适合于行动者的状态取代没有采取行动时的状态”的愿望,也往往是事与愿违的,甚至这样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常常被违背的。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是一时失误。例如,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就是证据。现实中的关系颠倒和事与愿违体现在经济学中。因此,以市场经济为观察对象的当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样的颠倒为基础的。经济学所描绘的“最优状态”和“福利最大化”状态,体现在现实中也很可能是关系颠倒或事与愿违的。例如,人们以赚最多的“钱”为目标,以“赚钱”的最大化作为福利最大化的标志,以为钱越多越幸福,而忽视了空气、水源、阳光、景色等,无法将其计入量化的“福利”之中,更难以估价并成为可交易之物。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现实背景下,经济学内在地含有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人类的“异化”“基因”。如果人类不能驾驭市场经济(资本、金融、竞争秩序),那么这样的“基因”就可能恶性化;而人类如果能够完善市场制度及其治理体系,市场经济的活力基因就可以保持良性化。何去何从,就取决于人类能否实现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言,人类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那么,经济学怎样看待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如何计量?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能够计量绿色发展,那么,这种计量和计算方式同现实的经济运行及利益机制在机理上是一致的吗?也就是说,走绿色发展道路在现实的经济利益上也是合算的吗?如果所有人都认同绿色发展符合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那么,其与现实经济的利益关系会如何呢?我们可以再次提及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个典型事例。基于现实利益机制上的计量和计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也许是有其基于自私利益的一定道理,因为美国可能因此减少就业,特别是损失了化石能源产业(煤、油、气)的利益,他们的收入因减少碳排放的强制性要求而有所减少。也就是说,为绿色发展而付出代价或减少收入的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而一些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所获得的这种本真性利益却是全人类共享的。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特朗普总统)这次表现得更加“小气”“私利”和“短视”。其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和利益关系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工具理性同本真理性间的差别尖锐地体现为现实经济中的利益矛盾。如果不能形成工具理性与本真理性间的激励相容机制,体现人类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就会困难重重。通俗地说,人们纠结于:环境质量更高能实现为经济收入的增长吗?绿水青山如何现实地变为(具体个人或利益单元的)金山银山呢?绿水青山如何才能现实地换取或以其他什么方式获取(以货币计算的)经济利益?即首先是经济学如何进行计算,然后是这种经济学计算如何在经济利益机制上得以实现?这是人类发展和各国发展都遇到的一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也是经济学所面临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形象地说,基于商品经济的两重性,当前的人类发展,尤其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如同一个两轮结构,体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纠缠关系。如何构建一套体制机制和有效治理体系使这“两个轮子”密切契合、协同运转、相互促进、形成强劲合力,是实现人类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根本性问题。市场经济中的几乎每一个变量,都深切地体现着这一问题。例如,最常用的概念指标GDP,就是一个以货币单位计算的使用价值总量(金碚,2016)。在现实中,基于工具理性原则,“赚钱”“创收”成为各经济主体甚至包括政府部门的行为目标,“以GDP论英雄”。当然,没有GDP是不行的,因为没有GPD就没有就业、没有盈利、没有税收,所以GDP增长是很重要的。但GDP毕竟只是一个工具理性指标。尽管企业必须追求利润,人要追求收入财产,社会要积累财富,政府必须关注GDP,但有了收入,有了财产,有了利润,有了GDP,人类生活就真的更好了吗?人类就一定能生活在一个宜居的环境中了吗?如果GDP增长并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没有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健康、舒适、安全,那么人类一味追求GDP的行为就会陷入迷途。现在,我们讨论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工具理性和本真价值“两个轮子”契合协同的问题。现实的困难在于:人类发展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时期,仍然是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而且在技术特征上仍然还是一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世界。在这样的时候,前瞻性地考虑人类发展的现在和未来,让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理念更自觉地体现其本真性,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经历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伟大使命,它将昭示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和本真价值的真正复兴。人类如何才能现实地应对当前挑战和前瞻性地考虑世界的未来?经济科学对此应该做出积极贡献,肩负起推动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历史使命。
   
    本文基于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7·经济学)上的演讲,内容有所扩充。
   
      ①当然,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高,过去的非稀缺物也可能会变为具有稀缺性。例如,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使阳光具有稀缺性,风电的发展使风力具有稀缺性,海水利用的发展使海水具有稀缺性,那样,阳光、空气、海水以至“空域”、“空间”等都可以进行估价,成为自然财富。
   
      ②因而作为生产单位的组织,只能称为“工厂”,不能是“企业”,因为在语义上,“企业”被认为是追求利润的经营单位。
   
      ③其实并非总统的个人认识,而是代表着相当多人的认识和利益诉求。
   
      ④计算对象的替代物,而不是对象本身。
   
      ⑤当然有时候也需要关注和统计“存量”,但那会遇到许多很复杂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存量进行估值。
   
      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深刻讨论了这一经济学的行为假定。
   
    作者简介:金碚(195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836]]>

2018年05月10日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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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