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

沈华

2018年05月09日 12:00

刘伟
《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

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特点做出了科学阐释,把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结合而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发展理念在深化“发展”内涵的同时,形成发展、改革、开放命题的有机统一
   
      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突出的特点在于使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命题有机地统一于“新发展理念”之中。
   
      首先,新发展理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新起点。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年底已达到80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为美元超过11万亿美元,从初期占全球GDP的1.8%,上升至14%左右,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断缩小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距离;人均GDP的水平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同期总人口增长41%以上),到2016年年底人均GDP已超过5万元人民币,折成美元已达到8260美元以上,已高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209美元),从初期世界上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有望在2023年前后达到或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当代高收入阶段;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由70%以上降至28%左右,工业化水平进入到后期,城镇化率由17%的低水平期上升至56%以上的加速期(30%~70%之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工业制造业(47%),开始出现“后工业化”时期的结构特征。就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言,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系统性条件变化,供给侧突出变化体现为国民经济要素成本全面大幅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及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等多方面,要求发展方式必须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推动增长;需求侧突出变化体现为供给不足、需求膨胀的格局根本扭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经济增长和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长期短缺的状态已不复存在,成为新常态的是产能过剩、需求疲软,同样要求发展方式根本改变,由以往规模扩张、数量驱动转变为效率提升、质量驱动,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适应并不断引领市场需求变化。就经济运行状态而言,经济失衡由以往单一方向的失衡演变为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失衡,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先是主要以需求膨胀拉动通货膨胀为特点(1978-1998年),后是以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形成增长动力不足为特征(1998-2010年),自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三期叠加”特征突出,成本推动的潜在通胀与需求疲软形成的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并存,使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面临严重的失灵,要求根本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机制。就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我国仍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这种历史机遇并存的是历史性挑战,就当下最为迫切和现实的经济发展面临挑战而言,突出的在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比较成功的跨越了“贫困的陷阱”,1998年我国人均GDP水平折算为美元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下中等收入起点水平线,表明我们从贫困的低收入阶段成长为温饱型社会,2010年我国人均GDP水平折算为美元达到上中等收入起点水平线,表明我们超越了“温饱”。但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实现现代化面临的挑战更为深刻,“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发展而言绝非“伪命题”。
   
      其次,新发展理念是适应这一系列发展条件变化而提出的重要方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近40年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的集中体现便是社会主义矛盾在新时代发生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理念是这一主要矛盾转化所提出的历史必然要求。一方面,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根本上仍然是“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同的是,“需要”和“发展”本身的内涵均已发生深刻历史性变化,从而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要求没有变,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贯彻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要求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相比较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需要”对“发展”具有引导作用,但是说到底,是“发展”决定“需要”能够实现的程度,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强调发展,特别是强调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突出问题,是以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其三,新发展理念根据新时代约束条件的变化,根据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科学地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包含了一系列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刻历史要求: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经济发展的逻辑要从总量非均衡扩张式增长转变为结构均衡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要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为更多地体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享;经济发展的生态要从外在发展转化为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的国际格局从边缘转化为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形成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历史性变化,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全新的内涵,对“发展”本身提出崭新的要求,新发展理念是对这种新的历史变化和要求的高度概括。
   
    其四,新发展理念强调了发展目标上的结构同步性,强调发展中的“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就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而言,发展的根本在于质量提升和质态改进,即效率的提高和基于效率改进基础上的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及建立在经济要素投入规模不断扩张基础上的经济产出的数量增长。早期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通常是把经济发展定义为“经济增长”。特别是基于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迫切要求,为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陷阱,在探讨“贫困陷阱”产生的原因时,经济学家往往将其归结为投资增长不足,进而导致贫困再造贫困的累积性循环效应,因而不断扩大投资带动经济规模扩张以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实现发展的根本①。显然这种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经济发展的实质重要的在于结构升级,结构优化和升级也构成发展的真正困难。社会经济发展上的真正差异,不仅在于经济数量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高度上的差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不仅是数量水平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结构特征上的不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之间的区别,本质上体现在经济结构首先是产业结构上的区别。因为,结构变化是长期累积而成的,结构变化的动因在于效率的提升,结构演变是效率改善的结果,而效率的改善又只能是创新的结果,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只有坚持长期和持续不断创新,才能够真正引起效率的持续改善,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演进,推动经济实质性发展,而不是单纯的数量增长。新发展理念要求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性,集中体现了对经济发展中质态演进结构变化的强调。
   
      其五,新发展理念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及完善作为“发展”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对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制度和体制变迁的内在统一性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阐释坚持新发展理念时,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强调在基本制度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坚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统一。实际上,这点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区别于西方正统经济学所说的“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发展”命题除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等经济数量和质态变化外,是否包含制度和体制变革与完善?在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发展思想史上,人们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怎样的制度支持发展有着长期争论。从早期单纯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特别是归结为GDP规模扩张,到后来虽然把产业结构质态演变纳入“发展”命题,但往往同时把制度及体制作为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而不视为发展本身的历史内涵,使发展与制度相互之间形成割裂或机械式的联系,再到较为普遍承认制度和体制变化对于“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和内在性,但把这种制度变迁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针对战后贫困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阶段”学说,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针对“拉美漩涡”提出,后又运用到体制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莫不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基于在实践总结基础上的“四个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分配制度,把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相互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作为“新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不仅是对发展本质的科学认识的极大提升,而且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将分配制度同基本制度一道纳入“新发展理念”,是对发展认识深化和科学化的又一体现。“发展”命题应当包括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历史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制约生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方式②。因此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生产关系),统一于“发展”命题,与之相联系的分配制度自然应当成为“发展”命题中应有之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持续健康协调发展,重要的更是普遍的原因之一,在于未能有效地处理好发展成果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之所以发生严重问题,之所以产生深刻经济、金融、社会等方面的危机,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而这种分配制度又是由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及基本制度决定的。“新发展理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特别明确分配制度的特征以及所要贯彻的原则,目的是要体现新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新发展理念追求的目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发展,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不是抽象的无社会目的的发展,“发展”本身是历史的社会的,因而就必然包含“为谁、为什么发展”的问题。
   
      其六,新发展理念把开放纳入“发展”命题,从而使发展、改革、开放形成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阐释坚持新发展理念内涵时指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把新时代的开放纳入新发展命题是对发展认识的科学深化,也是基于对我国发展与世界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刻认识的清醒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53%(2012年),上升至相当于美国的60%(2016年),预计若其他条件没有重大变化,2035年之前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③。2009年起,中国商品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进出口国;2010年制造业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第一大的国家,2011年整个工业和第二产业规模超过美国④,等等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中国虽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距离这种国情并未改变,但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其程度和复杂性均达到新的高度,需要在新时代新发展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国际合作范式,在促进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贡献作出中国的努力,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寻求共同发展中,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社会责任共同体、生态环境共同体,形成新时代的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文化包容、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新时代的开放命题纳入“新发展”,不仅是对“发展”内涵认识的新的升华,对发展、改革、开放三者内在联系的进一步深刻把握,而且更是在义利观、安全观上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价值观。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发展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含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两方面。首先是强调发展质量,提升结构高度,构建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协同发展产业体系,政策和制度创新的着眼点及着力点需要从生产者出发(这是与从需求侧入手的重要不同,需求端入手的着眼点和着力点首先在于消费者),这里的生产者包括: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企业和企业家——提高企业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完善产业组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创新成为关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另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协同发展产业体系,政策和制度安排的落脚点和效应体现在经济结构的演变(这是与从需求侧入手的又一重要不同,需求侧入手的落脚点和效应体现于总量变化),由于创新力的驱动,带动生产者效率的持续全面上升,效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结构的演变,包括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长,基础网络建设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农业现代化加速等等,进而为改善城乡结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改善区域结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民经济重要结构,创造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
   
    之所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和矛盾,其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来说,我国发展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原因在于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首先集中在供给方面的质量、效率、结构和水平的不适应上,因此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运动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等,主要集中于供给方面,在供需矛盾运动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具决定意义。第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质量等各方面发展上仍存在显著差距,发展仍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因此,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与当代发达国家经济相比较而言,约束经济发展、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深化。第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新失衡,新失衡的深层原因主要集中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与需求疲软压力下的经济下行并存的“双重风险”。从表象上看,“双重风险”的存在是总量上失衡,特别是需求侧产生的问题,但从深层动因上考察,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一方面,就潜在的通胀压力而言,主要是成本上升的压力,需求拉上的因素是潜在的,而成本推动的压力则主要来自供给侧,要素成本在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会规律性的大幅上升,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创新提高效率,根本改变以往以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拉动增长的方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可持续竞争力,否则必然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我国经济目前之所以现实物价水平较低(CPI长期在3%左右甚至以下),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疲软,使成本推动的通胀难以形成市场兑现的条件,一旦市场需求重新活跃,便会面临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风险,这种风险的消除,根本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就市场需求疲软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而言,内需疲软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速近年来均出现持续下降状态),深层原因同样集中于供给侧,就投资需求增速放缓而言,主要原因并不是资本和货币供给不足问题,对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是基本通畅的,M2增速和社会直接融资增速并不低,问题发生在供给侧,企业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乏力,因此难以找到有效投资机会,限制了投资需求增长。就消费需求增速放缓而言,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收入未能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近年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问题同样发生在供给侧,从供给的实物形态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结构、品种等不适应人们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求,限制了人们消费的增长,从供给的价值形态上看,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影响了消费需求扩张。因此,克服需求疲软关键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创新驱动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改革。第四,中国经济新失衡要求转变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重点在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统一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调控。在经济出现“双重风险”并存(类似“滞胀”)的条件下,总需求管理方面面临严重的局限。在治理“双重风险”的过程中,从总需求角度采取的宏观政策会发生方向性冲突,进而使政策失效,若简单选择一种风险为政策治理目标,又会同时加剧另一种风险,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只有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优化程度,提高竞争力,才能在不片面扩大总需求的条件下,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在需求疲软状态下能够适应市场、引领市场、创造需求、推动增长,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不以扩大需求激发通胀为代价。因此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创新支撑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制
   
      把制度和体制纳入“发展”命题是符合历史逻辑的,问题在于建立怎样的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应基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在于真正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于真正有利于国民福祉有效公平的增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方略,在强调坚持和实施新发展理念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国情出发,特别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经济体制,根本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第一,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分配制度)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思想史上,包括西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经济理论史,均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在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史上,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都是回归到“华盛顿共识”,以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机制相互兼容,但最终均未能获得预期的发展。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开启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的历史创造性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实践将把这一探索推向新高度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方略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与“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作为有机统一体,把这一经济体制与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作为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强大生命力,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主要是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和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主体秩序是对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激励和约束的制度,交易秩序是对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决定和规制的原则,前者回答“谁在竞争?”后者回答“怎样竞争?”产权制度是主体秩序的核心,要素市场价格制度是交易秩序的核心,两者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一方面,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目的在于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产权制度上使企业面临有效激励和内在约束,成为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硬约束的竞争主体,从而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秩序,特别是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更为困难,同时对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而言,也更具根本性意义,因为要素是形成商品的基础和条件,要素市场化程度决定着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客观真实程度。要素市场化的完善根本在于贯彻公平竞争规则,而公平竞争重要的体现在于,价格决定过程中是否真正体现市场平等交易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就需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特别是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同时完善市场监督体制,形成要素市场自由充分有序竞争的价格机制。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为此需要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总之,“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动力。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两个基本方面,因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过程是发展与改革命题有机统一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内在的统一于“新发展理念”当中,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形成有机统一体。特别是在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现代化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改革要求,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机制的有机统一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否则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灵,资源配置难以遵照市场公平竞争的效率原则,经济难具竞争力。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原本应履行的功能缺失,同时形成政府行政性垄断和集权,造成“寻租”的可能。如果在经济体制出现严重缺陷的同时,法治建设滞后,对市场经济竞争主体产权保护不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不完善,同时对政府行为、对公权缺乏民主监督和制度约束,便可能导致公权的滥用和对市场主体侵权的普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同时,使权钱交易的“寻租”成为普遍,导致特权严重,严重瓦解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目标实现。“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重要症结便在于这种制度创新的滞后。因此,贯彻十九大精神,特别是贯彻“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发展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展现。
   
      ①R.纳克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贫困恶性循环”,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投资—储蓄规模小,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把“贫困陷阱”归结为储蓄和投资水平低。参见纳克斯《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本杰明·希斯顿《经济发展问题:原则与政策》(纽约,W.诺顿公司,1968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③假定未来10年美国保持前20年的平均增速2.5%,我国为6.5%左右,假定价格总水平和汇率保持不变或基本稳定,我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从2020到2050年的30年里的第一阶段,前15年内赶超美国。
   
      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分行业增加值分析计算。
   
      ⑤参见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

2018年05月09日 04:36
652
协作治理与发展主义:产业政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