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共商共建共享:重塑全球化的新基础

沈华

2018年05月21日 12:00

黄卫平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地球村的村民,在全球化中,都向往着美好的未来,都希望通过发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奔向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人说,村民只有唯我马首是瞻,一切听从我的安排,以我的利益为核心,才可能完成这一进程,而另外的人则说,美好的未来必须由地球村的村民共商共建共享才能够实现。此时,全球化的方向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全球化的天平将出现怎样的倾斜,地球村的村民是清楚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潮起潮落并非经济全球化的逆转
   
      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争议,是伴随着全球化与生俱来的。近期,人们普遍关注着全球化的走势。许多人面对着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如贸易壁垒的加强、国际金融流动的受阻等,担心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笔者认为,全球化在历史上总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呈现出起伏状态。潮起潮落是其自然状态,不会引发全球化的逆转,但全球化的基础却可以在起伏中产生新的特点与趋势,中国在全球化的新趋势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能够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着变化。
   
      在2017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对经济全球化用了大海的比喻来描述:“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并提出了打造经济全球化的“四个坚持与四种模式”,即: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1]。2017年7月7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习近平又为全球经济增长提出了四点意见:我们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2]。从而对于经济全球化阐明了中国态度,回答了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提出了推进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笔者认为,面对全球化的新特点,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如一些学者认定的,是世界经济的美国化、资本主义化?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1996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的一次题为《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199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的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经济全球化下的“权威”定义是: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经典看法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扩大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于世界的支配与和控制的过程[4]。
   
      从各国际经济组织和研究者对于经济全球化从不同角度给出的不同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定义:一是把经济全球化描述成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以及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和影响不断加深的过程;二是把经济全球化看成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和控制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共同遵守的经济规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得到认同和推广。笔者在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时,由于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宁愿将它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参与国家的互相依存性与竞合性,而不愿将其认定为一种结果、一种制度性安排或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以便为未来分析国际经济活动预留足够的理论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的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4]。
   
      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来分析,经济史学家们通常将1846年视为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当然也有将大航海时代或重商主义兴起认定为全球化起点的),在那一年,英国废除了实行很久的《谷物法》,在世界上单方面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这些经济史学家们认为,10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高潮发生于1870-1914年。由于蒸汽机替代帆船、铁路的大规模建设等,促进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各种大机器的使用,提高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各国通过双边谈判降低关税壁垒,增加了商品、资本和劳动诸要素的全球流动,促进了各国经济联系的紧密展开。第二波经济全球化高潮出现于1950-1970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主开展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以西欧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推进,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生产的跨国化以及技术和产业的转移,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较高速度发展的阶段。第三波经济全球化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应该说迄今仍在变化发展之中。今天人们讨论的,看法颇为不同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给予经济的影响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学者大多认为这一进程带给它们的主要是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将国内出现的失业、收入下降、产业外流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认为这一进程由于发展中国家廉价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发达国家,因而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欧洲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专著甚至政府研究报告中均有反映。发展中国家正好持相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利益为发达国家所获得,发展中国家在有一定利益的情况下,“边缘化”的趋势被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从经济不发达向发达的转化似乎比过去更为困难。另外,由于有逆全球化的现象,有人认为全球化出现了逆转[4]。
   
    但是,考虑到经济史上一波一波全球化高潮之间,也存在着世界经济的低谷,因而全球化应该是波浪式前进的,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潮起潮落。很难说在世界经济谷底,就一定是全球化的逆转。此时的全球化应该是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在积蓄下一次发展的力量,等待下一次发力的时机。如果认同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仍然是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同时竞合也在不断深化,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则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并没有出现逆转,而只是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表现为商品和资本等有形要素的国际流动,逐步转向技术、信息、服务等无形要素国际多边流动的日益加强。如果再考虑到承载这些诸多要素结合的平台、游戏规则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在无形网络中的传导与结合),就需要对于全球化的全然迥异的看法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才能够找出其中具有规律性的联系来。
   
      二、世界经济在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酝酿着转型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学者大多将其总结为具有科技进步推动、跨国公司先行、美国主导以及发达国家引领的特点。它塑造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动力的弱化,这一轮全球化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进入相对的低谷时期。尽管在今天的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各国的监管在趋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安排出现裂隙和离心化(最显著的例子是英国脱欧),但是否真的出现了英国前首相布朗撰文所称的,全球化机遇已经成为“全球化危机”,或“全球化幻想已经破灭”?笔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应该看到的是,在世界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酝酿着转型。
   
      2004年,罗杰·麦克纳米出版了一本题目为《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的书,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针对经济状况,而主要是讲转型的。作者认为,20世纪40—60年代,人们能预知未来、设计未来,运气好的,小投资可以大赚一笔;到了20世纪70—9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普遍运用,人们更是认为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但进入21世纪后,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无法预知的“新常态”,会发生什么事情难以预料,即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联合创始人及联席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以及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将“新常态”这一提法引入了对于次贷危机后的新世界经济现象的描述,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征: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被迫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正在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他们同时强调,新常态指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新常态出发,经济全球化在上述世界经济的新状况下酝酿着客观的变化和转型。
   
      首先,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上分析,形成、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基础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由此我们可以探讨它们出现的新变化和转型。
   
      第一,各国经济发展互联互通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这没有发生逆转,但供求新平衡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变化。
   
      在全球化发端的时代,各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实现成本最小化生产,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生产力和消费需求多元化水平空前提高,仅仅依赖国内生产,不仅越来越受到国内资源结构和要素市场层次的限制,也无法满足消费者更加多样性的需求。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必然导致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这一客观过程并没有发生逆转,互联互通的要求也没有逆转,只是矛盾的主导从供给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位。世界经济强调结构调整,以形成供给需求的新动态循环和平衡,这种新的供求的动态平衡使得经济全球化具有了新的潜在助推力。
   
      第二,正在酝酿的科学技术跃升式进步,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不同于过去的物质基础和新动能。
   
      人类发展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就是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进步、网络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产物。据统计,1930-1990年,国际空运的平均成本从每英里68美分降至11美分,纽约至伦敦3分钟的电话费从244美元降到3美元[4]。到了2017年,随着网络革命,这些成本已经低到对于个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世界成为扁平的,已经不存在时间、空间的差异。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各种物质产品、服务产品,尤其是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极低成本地流动和交换成为可能,这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特别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类信息大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传递变得非常准确和快捷,使得企业管理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梦想成为现实,也促进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跨国生产的大发展。可以预见,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经济模式,尤其是未来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革命、储能进步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技创新与进步,倒逼世界经济必须互通互联。当一个互联网络把世界变成为地球村,未来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经济全球化也会随之产生新的进程和特点。
   
    第三,世界范围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着微观的制度基础。
   
      经济全球化将助力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和发展需要,按照最有效的方式配置资源,按照最有利的条件从事生产,在最有利的地方进行销售,这形成了资本和企业的跨国流动。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实施,也必然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尽量为在本国发展的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冷战的结束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政治和社会环境,各国都相继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更多的国家对国内市场开放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持积极态度,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今天,在有形商品贸易发展之外,服务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围绕服务贸易展开的减少限制性措施的客观推进,为分析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开辟了另外的视角。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于它所带来的影响与作用的体会在逐渐深化,从而使得世界对于经济全球化从质到结构的层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新的认识,这可以综合为全球范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进入21世纪,新的技术进步在不少国家带来了传统就业一定程度的相对减少,人们误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全球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差距不断扩大,人们认为这种差距拉大是经济全球化在收入分配中的倾向性使然。世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给世界经济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全球的社会与环境赤字越来越严重。同时,尽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连续数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2016年二者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预计超过3/4),但它们在世界利益的分配格局和治理结构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世界经济的天平,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经济增量贡献的变化,从而导致人们对于现行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各个层面更加注重全球化的深层次影响。经济全球化必须能够使世界经济发展可持续,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可持续,以及使世界的环境可持续,这些逐渐成为共识,并将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成为新的趋势,取代过去全球化被诟病的造成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世界环境的破坏,以及收益与损失的失衡。
   
      第二,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各国在世界经济中定位的变化,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
   
      笔者认为,合作、发展、共赢正在逐步成为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向;世界经济在维持原有的传统供求平衡循环的同时,正在逐步形成建立在新基础之上的供求平衡循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产生了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了国际贸易、投资和生产,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形成了由科技进步推动、金融资本主导、跨国公司先行、美国及发达国家引领、新型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上述格局产生了变化。新兴经济体低成本创新,大规模生产,利润追求与世界市场份额扩大并举的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制造、美欧消费的供求平衡循环,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产生了诸多矛盾: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失衡,使得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存在着不可持续性。世界经济失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日益明显,那就是伴随着欧美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的加大,出现了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的现象。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矛盾,以及国家局部利益和世界经济整体利益的矛盾。应该讲,在经济全球化的原有格局中,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商品订单是欧美给的,生产能力是外资建的,它们(尤其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实际上是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华尔街、伦敦城把新兴经济体变成了世界工厂,是“被”世界工厂的。世界的商品流、金融流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格局加大了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认识的差异,也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新特征继续进展下去?这种新特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在加强全球化的同时,兼顾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变化,在利益分配上有所改进?对此,不同国家将立足本国实际,在主权与经济发展之间重新做出权衡。
   
      已有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表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秩序总比无序要好得多,尽管这种秩序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并为人们所诟病。笔者认为,正在酝酿的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其基础是旧秩序;新秩序与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应该会是一个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最终进入全新秩序(应该还会有旧秩序的影子)的过程。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各方利益与实力角力、磨合、妥协的结果,这种转换绝非人们善良意志和学者的设计使然。
   
      三、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呼之欲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曾经反复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和美国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融入经济全球化对于一个特定经济体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显然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可能因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自身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利益的交叉与妥协。在经济全球化的变革中,以金融资本和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的经济利益,在其创建、分配的天平上,就是偏向地球村的某些村民而冷落另一些的,这就产生了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富裕在世界的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积累。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5]。此外,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6]并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6],把经济全球化与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
   
     对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相应的贡献。过去,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今天,中国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关注发展问题,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红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得到全世界公认,中国响应联合国“互联互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倡议,尽自己所能,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一带一路”愿景等国际公共产品,表明中国开始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产品提供者和受益者转变为推动全球化进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在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普惠发展的大目标;基于共商共建共赢的新理念,形成了“五通”的工作重点以及“一带一路”愿景的物质基础与公共产品,构建了世界供应链的新合作形式;彻底更改了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做法,在追求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变人人满足我的需要为我满足大家的需要,变人人听从我的意愿为我听从大家的意愿;落实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来促进包容性发展;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特质,促进全球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以及各个参与方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在老平台基础上形成新的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成是对于经济全球化老平台的一种补充和升华。“一带一路”的愿景一旦落实,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等在全球化中将会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使得世界上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形成世界经济的大海。“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形成了“陆路三个方向、海上三个方向”的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北线、中线、南线,其中北线主要为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线主要为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南线为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前也有三条线:第一条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第二条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第三条是积极推动共建的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在“一带一路”沿线,将出现“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局面。其中,“六廊”指的是六大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规划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六路”,是指公路、铁路、空路、水路、管路、信息路;“多国多港”,则指的是在海路和陆路这两个方向上,选择一些重要国家和港口作为支撑点[7]。
   
      “一带一路”愿景自2013年提出以来,2014年成为中国国家区域发展的三大目标任务与重大举措之一,2015年完成了顶层设计,2016年以来已经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一带一路”贯穿整个亚欧非大陆,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并指向广袤的非洲大陆,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目前,“一带一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成为涵盖全球的互联互通的代名词,其意义大大超出了“一带一路”愿景的范畴,正在演化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联系平台和公共产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愿景的进展已经超出了预期。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多国之间建立了相应机构对接,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有关组织和机构的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这也反映出在原有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争议的情况下,人们在探索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思路、做法和平台建设,同时反映出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应该发挥的担当作用。
   
      从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出发,中国具有担当建立新的互联互通平台的物质基础。按照联合国的产业分类标准,中国是全球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齐全的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产业。这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完成建成新互联互通平台的各种配套工作,也使得中国制造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这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吸引沿线更多国家的企业与之合作和投资。笔者认为,检验“一带一路”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健全的经济全球化的互联互通平台,应该有相应的新视角。除了传统的贸易、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的紧密交流外,由于中国提倡的经济全球化意在实行普惠的经济发展,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宏大目标,因此,在实践“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有几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关系到“一带一路”愿景能否顺利实现,新的经济全球化平台能否成功搭建:第一,“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给沿线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增量,或在世界经济处于下滑时带来摆脱经济下滑的新动力;第二,“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给沿线国家带来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全民福利的提升;第三,“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给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增量的就业;第四,“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给沿线国家带来新增加的税收;第五,“一带一路”的推进,能否给沿线国家的企业带来增量的业务与利润。
   
    当然,与此同时,遵循市场规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应该给中国带来新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愿景才有可能很好地被沿线国家和人民接受并积极参与,才能得以实现。也只有这样,新的经济全球化的平台才有可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建成,而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才能够有新的发展和未来。
   
    作者简介:黄卫平(1951- ),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让·莫奈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北京 100872]]>

2018年05月21日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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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领域中的行为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