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重提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关系

——基于“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流行现象的反思

沈华

2019年01月14日 07:21

梁华
《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6期

当前,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增长奇迹”已经无可置疑。很多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进行描述和总结时,都探讨了“中国增长奇迹”的源泉与动力。总体来讲,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因此,借鉴西方主流理论,甚至“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以某种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国实践,用新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蔡昉,2018),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模式。本文将这种认知模式统称为“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

  工业革命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Douglas North,1981)。经过这次革命,人类告别了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因此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的宝贵财富。但是,也正如梅俊杰所指出的: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和看不见的手等思想并非亚当•斯密首创,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过类似主张,他们之所以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主要是因为不符合当时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国富论》得享盛名的根本原因在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已经通过产业政策建立起工业技术优势,因此迫切希望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而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正好契合了这一需要,是以“互利”为名,诱惑其他国家向英国开放工业品市场(梅俊杰,2014)。回到更近的历史场景,早在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指出,斯密的自由贸易并不是最终目标,只是促进英国国民财富增加的一种手段,他将曾给英国带来富强的保护主义政策巧妙地隐蔽起来,代之以世界主义措辞,目的就在于维护英国已经确立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免其他国家借助同样的手段实现富强(李斯特,1841)。这表明,经济思想不仅反映着当时的经济变迁,更为根本地,也还体现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掩盖真实状况的意识形态的一面。这提醒我们,在历史情景渐行渐远之际,需要运用历史性思维和辩证思维,批判性反思和看待过去的经济议题和经济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重点不在于探究“中国增长之谜”本身,也不在于评介西方经济理论,而在于从认知的视角,基于对理论议题的梳理分析,反思当前探讨“中国增长奇迹”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的无意或有意的情景缺失与情景误置问题。历史渐行渐远,情景渐渐模糊,后人在学习、理解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时,尽量还原其产生和适用的历史场景,明晰其缘起的时代背景,是本文重提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关系这一古老议题的主要意图所在。

  本文意在表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反过来,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成就了那个划时代的思想。但是,当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所倚赖的经济现实已然成为远去的历史存入故纸堆,或者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所倚赖的经济现实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发生重大变化,重提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的关系这一古老话题就显得尤为迫切。在历史进程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因此,正确认识具有那个时代烙印的经济思想,有效剥离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对寻找这个时代的新特征,构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旨。

  之所以用“重提”,一方面意在说明,本文仅仅是针对当前“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流行这一现象,重申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的关系这一古老话题需要引起关注;另一方面意在说明,本文仅仅在于提出这个大家熟视无睹的议题,其深入论证还有待学界共同努力。

  思考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的关系,离不开经济学家,也离不开经济发展进程。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时代诞生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起于西方,改革开放后中国增长奇迹的争论也聚焦于与西方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的“对标”,因此,本文就以此为主线展开梳理分析。

  二、重构经济秩序: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时代的诞生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历史和现实表明,“大的经济学家的想法和见解是会撼动世界的,他们的错误,也足以贻害苍生”(海尔布罗纳,1986)。因此,从认知的视角理解长期经济发展过程,首先需要关注经济思想的创造者。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时代诞生于西方。“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骑士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家和人类计算者的时代”(柏克,1790)。海尔布罗纳(1986)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6000年,且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然而在亚当•斯密(1723-1790)之前,却没有出现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家才成为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明星。

  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时代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要从经济社会秩序这一被各界恒久关注的主题说起。“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社会,是靠‘传统’或‘命令’来安排经济秩序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欧洲的骑士时代,经济社会中的‘传统’或‘命令’也随之失效。一个平淡无奇并且混乱的现代社会来临……谁会想到去过问一下一个贫寒之家的安排和设计,一个投机者在行将倾家荡产时那副绝望和悲惨的神情,要求法令勿朝令夕改的群众在街头游行示威,或者是一个水果商在向他的顾客笑脸相迎……然而,大经济学家的信念是,正是这些看似各不相关的线索,可以织成一条壮丽的花毯,从足够远的距离来看,可以把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的行列,使一片嘈杂的喧嚷转为声调和谐的大合唱……经济学家所耿耿于怀的就是从事探索社会史的秩序和意义”(海尔布罗纳,1986)。他们找到了使一个平淡无奇并且混乱的现代社会变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新手段,那就是市场。市场以其独有的魅力重构了经济社会秩序,并且让人感到大惑不解:一方面,“规则出奇的简单……每个人做他认为对他说来最适合的那种工作……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是最大的个人金钱上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仅井然有序,社会上的一切工作——肮脏的以及舒适的——都可以完成……而且社会福利还能持续改进”(海尔布罗纳,1986)。亚当•斯密就是受市场之谜的吸引而写作《国富论》的。

  那么,在重构经济社会秩序这一重大议题中,为什么是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做出重大发现,而不是更早的经济学家呢?这还要从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

  斯密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次重大革命,一次是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科技革命,另一次是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与牛顿相关联的科学革命确立了这样的信念:秩序和协调塑造了自然界,就像以前上帝的意愿一样,牛顿的科学完全有效地解释了自然界。通过系统分析,人们不但能够发现这些自然规律,也能发现那些统治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规律将引导经济体系以及人们的各种活动。这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斯坦利•布鲁,2000)。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18世纪70年代工业最富有效率且最为强大的国家,英国的企业家日益强大,劳动力大军也随之涌现出来,重商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垄断与管理权力都受到日益强烈的冲击。尽管处于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斯密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他们已经意识到制造业、贸易、发明与劳动分工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斯坦利•布鲁,2000)。

  那么,重构经济社会秩序这一重大议题,又何以能够具有划时代意义,成就斯密以及一个经济学家的时代呢?这也还要归功于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

  以斯密为代表的“这些大经济学家不仅个性是吸引人的,更在于他们的思想是带有其根源所在的烙印的”。海尔布罗纳(1986)称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世俗哲人”(“世俗”做经济解,“哲人”即思想家),“把人们一切活动中最富于世俗性的欲望——追求财富——包含在他们的哲学方案中”,是这些思想家最高明、最引人入胜,也是最为重要的见解。因为公元1500年以前和公元1500年至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1500年至今,市场和贸易已迅速扩展,货币经济已取代自然经济或者自给自足经济,拥有统一市场的国家已成为主导力量。与此截然不同的图景是:1500年以前的时代,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多数产品的生产是为了社区消费而不是先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尽管货币与信用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但远没有被广泛利用;强大的国家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1500年前的那个“道德哲学时代”相适应,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被称为“家政学”(oeconomicus),它表示“家庭管理”。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通过区分“自然和非自然的获取行为”来表达经济思想。他认为,自然的获取行为包括耕种、捕鱼、打猎等能够提供人类生活必需品的活动。而非自然的获取行为,则指获取超过自身需要的物品的活动,是他所反对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指出了在“理想国”里人类专业化分工的好处,这也是后来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思想的起源。在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提出公平价格的概念,在这种价格下,买方和卖方都不能从对方那里获取利益(斯坦利•布鲁,2000)。因此,正是“这些世俗性的欲望”所带有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也就是说,斯密之所以成为斯密,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

  三、走进西方的西方崛起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源起于西方。对于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西方崛起或者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原因,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学者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之路,一直持续至今,各种论著极为丰富。仅就20世纪中期以来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其半个世纪的进展就给交织于其中的经济史学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一)观点总结及其评价

  就其观点而言,已有多位学者进行梳理,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以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o)、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兰德斯(David Landes)为代表的自然环境说。(2)以韦伯(Max Weber)和怀特(Lynn White)为代表的宗教影响说。(3)以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波斯坦(Michael Postan)为代表的人口控制说。(4)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与以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欧洲自由市场说。(5)以诺思(Douglass North)为代表的私有产权说。(6)以多布(Maurice Dobb)、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为代表的农业先导说。(7)以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和莫基尔(Joel Mokyr)为代表的原工业起源说。(8)以卡梅伦(Rondo Cameron)和尼尔(Larry Neal)为代表的金融推进说。(9)以怀特(Lynn White)和莫基尔(Joel Mokyr)为代表的技术发明与传播说(关永强,2009)。

  总结以上研究,西方学者从各种角度出发,一方面在试图证明一个“英国奇迹”或“欧洲奇迹”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试图说明产生这种奇迹的原因完全源于欧洲内部的因素,欧洲历史上的某种或某几种特有现象,引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近代西方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与之构成了同一个渐进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彭慕兰,2000;关永强、张东刚,2017)。总之,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欧洲在人种、自然环境或理性文化方面较世界其他地区更为优越的地方,是其研究的主线之一。

  (二)从议题演变角度的总结及其价值

  从议题演变角度,很少有详细梳理,这里我们综合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1.历史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18世纪的英国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对英国的集中研究使人们对工业革命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原来这场“革命”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突然激增,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加速过程,因此,并不能完全用一场“革命”来形容(范赞登,2009)。既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的过程,那么,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讨论,引发了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西方学界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张丽,2012)的讨论以及中西大分流及其原因的分析也得以深入展开。其中,贡德•弗兰克(1998)、彭慕兰(2000)、王国斌(1997)、杰克•戈德斯通(2008)、李中清(1999)、李伯重(2000)等“加州学派”的经济史学家与社会史学者,把“西方崛起”的故事逆转过来,不再将西方崛起看成是欧洲持续进步而其他地区停滞不前的过程。他们甚至认为,西方崛起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暂时性现象,因为其他国家正在经济领域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伴随西方崛起,对于西方得以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探索,其研究视角正在经历从英国史或者欧洲史到全球史的转变,以及从工业革命当期的现代社会到工业革命前的传统社会的转变。

  21世纪,“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开启了对“西欧模式”的反思。如何正确对待“西欧经验”成为当前西方学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这次反思和转型以及其产生原因和面临的挑战,巴勒克拉夫(1987)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时写道,“近十五年至二十年来的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2.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博弈论和一般均衡为代表的数学化浪潮席卷了美国经济学界,科学取向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学界的主流,主张政府干预的其他学派经济学被彻底边缘化。不可否认,这场被称为“形式主义革命”的数学化浪潮,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意义。但也恰恰是这一科学取向,使新古典经济学强化了自己的主流地位。而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其过于追求形式化和普适性,忽视各国经济现实特殊性方面的不足也日益凸显。伴随工业革命进程的是工业革命研究议题的演化路径,即从最初的以英国为基础的英国经验的总结,到英国经验上升为经济转型的“西欧模式”,再到将“西欧模式”被神话成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这很典型地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史学认识方式的深刻影响。

  此外,在经济学“形式主义革命”的影响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史学自身也出现了研究范式上的革命——计量经济史学革命。计量经济史虽然在定量研究和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的确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忽视对历史数据的考释与解读,往往把很多无法定量化的制度因素排斥在研究框架之外,而用数学关系来取代真实世界的历史因果关系,甚至出现了一些操纵数据,用历史数据来迎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情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史学的发展(关永强,2014)。正如Solow(1985)所言,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使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

  四、“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

  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时代诞生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起于西方。经历经济学数学化浪潮的新古典经济学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后,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国内经济学界也具有广泛影响。而中国增长奇迹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因此在阐释中国增长之谜中,借鉴西方主流理论自然也不可避免。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增长之谜”的论争本质上是西方崛起议题的延伸,其认识的误区就在于,误入西方世界来探讨中国增长奇迹,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将其统称为“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的原因。

  (一)从议题演变看中国增长之谜论证的起点

  在探讨工业革命的议题中,“为什么欧洲实现了工业化,而亚洲却没有”,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专业化探讨,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当时在探讨工业革命形成原因的过程中,以斯密(1776)、马尔萨斯(1798)为代表认为,欧洲与亚洲在经济、政治和人口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观点开始形成。20世纪,随着马克斯•韦伯(1905)和道格拉斯•诺思(1981)等的不断拓展,欧洲与亚洲存在巨大差异的观点开始普遍流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种观点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并继续得以拓展(埃里克•琼斯,1981;大卫•兰德斯,1998)。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工业革命另外一个重要话题的探讨,那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等其他国家”,以及再往后,“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崛起之路”。对此,现在最流行的是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2012)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他们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制度条件。

  无论是认为欧洲与亚洲存在各种差异的阐释,还是近来对长期经济增长中不同制度条件的阐释,都在试图证明一点,即这些都是欧洲或者英国所独有的优势。中国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模仿者而已。①显而易见,在当下流行的“中国增长之谜”阐释中,西方情景而不是中国情景,成为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

  (二)“走进中国情景”探讨中国经济增长

  当前西方全球史研究带来的学界对“西欧经验”的反思表明,西方经验总结对西方历史的解释力尚且存疑,更何况是对远离西方历史情景的当代甚或是未来中国呢?

  反思西方经验,西方史学家柯文(1984)有着更为明确的阐释,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都笼罩在“西方中心观”的势力之下。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符合社会发展、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中国社会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来提供这些条件,西方入侵被看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近代西方社会被看作中国历史发展的目标。西方史学家在谈到“西方冲击”时,往往忽略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的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事实上,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也有很多来自东方的影响,同样,近代中国也确实受到了西方冲击的影响,但这绝不能只看作为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要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要把这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其为内部演变的产物,要把研究立场尽量站在中国这边,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发现历史,这就是柯文所强调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延续“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增长之谜同样也需要“走进中国情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奇迹增长同时发生的,是跨国回归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研究中开始广泛应用。跨国回归中所用的解释变量一般是样本国的经济社会特征及其政策。那么,在这些跨国回归中,有多少能够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呢?帕金斯(2005)的研究表明,国别效应在跨国回归中是重要的,有些国别效应确实是无法改变的,比如地理因素,但大多数的跨国变量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比如自然资源丰裕度、政治稳定性、教育、地区外溢效应等。而且,不能对增长方程中的变量简单相加就得出中国的增长潜力相较其他国家是好还是坏的结论。这表明,不可否认,西方经验甚至跨国研究中的某些方面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更多表现的是伴随时间、地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也更需要“走进情景”、“走进历史情景”。更何况中国有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工业化探索历程,因此阐释中国增长奇迹,在历史变迁中“走进中国情景”,就更为必要。

  五、重提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时代诞生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起于西方,西方经济理论逐渐形成了其广泛性的影响,因此,阐释中国增长之谜也走进了西方。当下,西方各国已经开始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正在通过对认知因素和认知模式的关注,颠覆传统认识论中有关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关系的观点。

  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经济思想是经济现实的结果和反映,经济现实是经济思想的本质和原因,是传统认识论的观点。随着西方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延续,以及对工业化发展史前史的考察,经济学家对以上认识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普利布拉姆(K.Pribram,1983)的经济推理史研究就提出,尽管经济思想的内容会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是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归根结底还是要追溯到推理模式的变化上,主观思维模式转变被赋予了一个优于其他客观经济社会因素的地位。诺思(2005)后期的研究也将视角转向认知,提倡探究人类意识,把认知成分融入分析,寻求关于个体和社会获取的知识是如何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影响变迁过程的理解。传统认识论和普利布拉姆的争论不是我们所要论及的重点,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主观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当前,伴随着西方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等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的成功追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日益显现,世界经济发展阶段面临悄然变化。在此背景下,重提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关系,从认知视角反思“走进西方”的“中国增长之谜说”流行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全球化浪潮中基于中国历史和“走进中国情景”阐释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价值

  以上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时代诞生的梳理分析表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与当时社会相关、能够回答或解决当时存在问题的观点将被留存下来,并传播开来,与当时社会不相干的话题和观点将渐行消亡。因此,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些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人们当时为什么那样想、那样做是必要的。在16世纪以前的时代,不会产生斯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不会有什么重大意义;20世纪30年代后,市场经济能够自动产生充分就业的传统观点同样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因此,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界定了经济学家所提出问题的实质和特定时代经济理论的内容(斯坦利•布鲁,2000)。正如加尔布雷思(Galbraith,1958)所言:“思想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他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

  经济学界如此认为,史学界同样认同。在1929年《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创办之初,西方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描述个别现象,尤其是政治活动为主;另一种是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历史学科,把客观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而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则提倡“全面的历史”,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同时要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重视分析和综合,强调纵向或者横向研究,偏爱“问题历史”或者“全面历史”成为该学派学者的特点。传统史学的危机与年鉴学派的兴起,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动,这种变动的根源来自于同时期西方社会的变动。正如伊格尔斯(2009)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史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拒斥,或至少被大幅修正。这是业已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高度工业化及政治上日渐分立的人群对史学现状的反应。”

  对此,知识社会学中的阐释就更为明确。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罗伯特•默顿、托马斯•库恩和爱丁堡学派等学者的一系列批判性发展,知识社会学已经成为我们对各种学术思想和知识进行实证性和批判性研究的重要方法。知识社会学强调,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2009)。所有的思想和学术理论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形成的,因此,研究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应分析它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说明何种社会群体产生何种思想、某种思想为什么得以发展(马克斯•舍勒,2000)。从结构学或认识论的层面上检验社会结构何时、何地开始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中,在什么意义上前者具体地决定着后者,通过描绘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调查社会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实际影响思想的(卡尔•曼海姆,2011)。

  从这一视角来看,经济学作为一种文化上层建筑,其发展变化也与各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具体历史和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产物。“如果不考虑经济问题和对他们进行分析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经济问题和对他们所进行的分析”(Pribram,1983),而这也正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旨。

  (二)超越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价值

  斯密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时代诞生的标志,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比如施蒂格勒(G.J.Stigler,1965)提出,自斯密所处的时代到现在的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体制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说适宜的环境条件是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话,那么,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主要的经济理论进展都可以大大提前。即使凯恩斯的《通论》也能够在拿破仑时期、19世纪70年代或者90年代找到明显的实践基础。”“因此,当时的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仅起微乎其微的、甚至是偶然的作用……即使在某些情形下,最初的环境因素对特定理论具有明显的激发作用,如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但很快专业化的重新表述方式使之远离了当时的情况,直到最后,最初情形与理论的本质或使用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笔者把这些经过专业化表述、日渐远离当时情景,直至与最初情形没有明显关联的理论,称为“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超越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价值呢?

  如今,“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我们已经成为常识。尤其随着专业化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还有明确细致的学科分工。比如,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表现为局部的、偶发的短期扰动现象,这通常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有些是全局性的、按照一定规律必然发生的长期性趋势,这是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蔡昉,2016)。但实际上,回溯历史,仅就“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一思想的提出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里,他提到“马克思所以有别于同时代和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所持的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者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创见。可能正是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在《经济分析史》手稿里,他提出,“在他(马克思)的主导思想里,经济发展一事不像当时的一切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静态学的附属物,而是中心问题。他把他的分析力集中于阐明由于自身内在的逻辑而变动的经济过程,如何不断地改变社会体制——实际上,即整个社会。”他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②可以看到,熊彼特推崇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认为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

  那么,熊彼特为什么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马克思所探讨的经济发展概念呢?事实上,这和熊彼特所处的时代直接相关。工业化发达国家通过稳定政策和富有弹性的市场,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的严重过剩,如何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又成为关注的重点。因此,二战后,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学术成果大量出现。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比如索洛模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资本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变化上,并将其作为增长的主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积累等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建立在理论模型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新增长理论,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引发了西方历史学界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重新加以审视,这些模型对可能导致工业革命的长期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范赞登(2009)将新增长理论与经济史联系起来,研究了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的发展方式,研究发现,知识积累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的增加是先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而发生的。

  可以说,超越那个时代的新增长理论带来了经济史学研究议题的突破,从而使超越那个时代的新增长理论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进而,经济史学议题的突破是否会继续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加超越时代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对增长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及其对经济史学研究推进的分析表明,那个时代的思想,以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一些理论明显地直接产生于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另外一些进展则来源于对知识的持续探索(斯坦利•布鲁,2000),而这种对知识的持续探索在历史情景渐行渐远之后似乎与当时的情况完全无关而已。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两种探索都有其合理性。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20世纪的经济史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均已表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关永强,2017)。对于中国增长之谜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一方面,需要“走进中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理解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需要“走进新时代”,有效识别那个时代的思想所具有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充分汲取超越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精华,彻底摆脱经济思想中的那个时代的束缚,走进“中国情景”,积极设置“新时代的新议题”。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参见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4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661,2017.05.22。

  ②转引自约瑟夫•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2017年,前言。


作者简介:

梁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电子邮箱:hebeilh74@163.com。 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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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4日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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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个税改革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