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国际农业技术合作模式、问题与对策研究

沈华

2020年04月13日 09:38

张建华
《科学管理研究》2019年第6期


1 引言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促进农业对外合作意见》、《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等文件相继发布,吹响了加快农业国际化的号角。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长期的粗放式农业经济增长引起了农业生产要素价值的严重低估以 及严重的 面源污染,进入新时期,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的加剧迫使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在各类院所、农林高校、农业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本着“对外开放”的理念与国外政府、学术机构、企业开展合作,通过引进大批优良的动植物品种资源、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开展共研活动来加快我国农业现 代 化 改 造进 程。从外 部环 境 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再平衡和全球政治格局再平衡的发展趋势,而沿线大多数国家都是依赖农业的发展中国家,不言而喻,农业合作在“一带一路”与促进“南南合作”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我国与世界各国农业技术合作存在着涉及国家(地区)多、合作内容与形式多样化、受内部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国际农技合作虽硕果累累,但也问题频现,这迫切需要理论界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在将我国国际农技合作模式分为“垂直式”、“水平式”并分析特点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2 农业国际科技合作的模式

2.1 以援助为主要特点的垂直式合作模式

非洲与中亚国家地域广阔,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非常大的农业发展前景,但由于地缘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制度、科技投入、生产管理等因素,农业生产水平落后。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农技合作,多体现为单向、垂直式技术输出,但是,“垂直”并不代表不加修正的移植,而是依据“因地制宜”、“系统化援助”原则进行的针对性、适应性农业创新体系建设帮扶。垂直式合作模式特征有:

2.1.1 强调区域共同,重视适用性技术输出 海南与非洲国家同属热带地区,新疆在自然条件方面与中亚国家具有相似的自然条件,将“海南元素”、“新疆元素”作为中非、中国-中亚农技合作的重要推动是一种客观必然。例如海南以“中非热带农业科技合作论坛”为交流载体、以热带农业科学院为核心合作科研机构,采取与非洲国家共建热带农业研究院、受托帮助培养热带农业人才、向非洲国家推介中国农业生产管理模式与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经验、派遣

专家亲赴非洲实地指导等多种形式,以共推热带农业为纽带促进中非农业技术合作。

2.1.2 强调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带来的系统化援

助功能 农业落后国家的农业问题解决与改善绝不仅是种养殖技术问题,更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道路改造、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建立、农业从业者素质提升、乡村居民福利体系等诸多维度,因此,中国对非洲中亚国家的农技援助,本质上是以产能升级、基础设施改造为手段的系统化援助。以中非合作为例,援非的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21个是由中农发展集团、湖北农垦公司、中地海外、新希望等中方国企与民企承担的〔1〕,这些公司采用“绿地

投资模式”(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办事处)负责具体援助计划,业务涉及农业“硬设施”(电力、道路和农田水利设施)、“软设施”(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化)、“硬技术”(新种养殖技术开发与品种培育)、“软技术”(农区规划、新型农业组织管理与市场开拓)等多个方面。

2.1.3 因地制宜,实现“中技”与“外土”的有机契合

 在非盟《2063年议程》议程下,中国农技要在非洲本土化情景下体现其价值,以袁隆平科研团队为迪拜研发的“海水稻”、中国援助西非贝宁的“水肥一体化”棉花种植技术,中国多家农场帮助莫桑比克万宝农业园试验多种不同的农田管理模式和机械使用模式以归纳出本土化经验等说明,中技非用的关键在于东道国本土元素(人文、自然、观念)在中国农技中的融入与尤其契合。

2.2 以技术共同创造与运用为主要特点的水平式合作模式

中国与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以色列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知名农业科研机构在农技体系上具有互补性,多年来,中方与外方科技管理部门、非公立性科研组织、高校院所、科技企业采取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方式,旨在建立起共享资源、共享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以农技共同创造与运用为最终目的的水平式合作模式。如表1所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式合作,体现出3个特征:

2.2.1 合作内容的“硬科技水平”较高 相比于与非洲、中亚国家的垂直式合作而言,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农林院校、农业科技企业与发达国家开展的合作具有很强的学科前沿性与系统复杂性,除了传统的种养殖领域,涉及小麦基因组、生物多样性、智慧农业、卫星遥感、有机农业开发、现代化农业机械研制等学科与产业前沿内容。

2.2.2 合作形式更多元化 在签订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合作形式包括在东道国或中国共同出资建立联合实验室、通过论坛峰会建立高级别跨国农技人才对话机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样机在国内本土化试验与改良、实现跨国科技成果转化、以高等院校(所)为载体的合作培养人才与互认学位等。

2.2.3 水平式合作重在引入外部资源 对于中国而言,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式农技合作重在“引智”,通过联合实验室建立、对话机制、外聘人才引进、设置联合资助项目、跨国政科企共同出资(场所)机构建立、农企在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技术并购等多种形式引入高端国外农技专家与专利、人才培养资源,在双边、多边合作框架下将 中外农技 技术、智力 进行整合,形成为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绿色生态体系形成的全球技术力量体系。但美中不足的是,以技术共同创造与运用的国际农技合作,多由政府科技推动并主要由公立性科研机构实施,以各类企业为载体和主要中方合作主体的项目并不多。

3 “一带一路”农业国际科技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3.1 垂直式合作存在着与传统国际秩序的张力

中国农技向非洲、中亚等相对落后国家的输出,体现了中国正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与非老牌援助国发挥着以“中国农技”解决世界农业、环境问题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农业技术合作,是以“共赢”、“互利”、“包容性”为根本出发点,在形式上多以产业园项目、共建科技联合体形式,这与经合组织老牌发达资本 主义 国 家在“减贫”理念下所推行的“一揽子财政预算支持”有着本质区别,甚至在一些外国学者的眼中,中国垂直式技术输出形成了以“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2〕。另一方面,中国农技向落后国家(地区)的输出,表面上看是一种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氛围毫无关联的技术生产活动,但本质上却形成了对长期受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殖民、技术殖民主义的颠覆,正如沃尔特. 罗德尼所指出的“殖民主义对技术的破坏必须与在非洲创新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联系起来”〔3〕。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利的国际分工致使包括农业在内的非洲所有产业政策依赖于发达国家,帝国主义的故意技术禁止使得新品种开发、农业生产、加工、机械创新停滞,但遗憾的是,殖民主义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东道国民众创新思维的停滞,对于“中国农技”,习惯于原有农业模式的东道国企业、民众往往会产生抵触心理。总之,中国农业国际合作无论是从国际援助体系、还是长期殖民主义下的东道国民众技术接纳、创新意愿来看,均与传统国际秩序间存在着张力。

3.2 沿线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约束

吕玲丽(2019)对东 盟国家 的一项实 证调查显示,在各个国家中,受访者最希望引进农业新技术的来源国家是中国,选择率超过了日韩与欧美〔4〕。本文认为,除了同是发展中国家背景下中国农技在沿线国家较欧美技术更具适用性外,“选择中国技术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也是优先序较高的原因。“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有限、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主要依赖能源或一些传统支柱产业,但围绕中国农术援助所带来的新物种引进培育改良、农业机械化升级与生态治理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创新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中国与东盟、中亚、非洲等成员国的农业技术合作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①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银行(WB)以及中国与东道国协议经费,主要用于推动国家科技主管机构、研究机构的互访,合作交流论坛与人员互培,但 ADB、FAO、WB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面太广,不可能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提供充裕资金;②以我国农企“走出去”形式与东道国地方政府、企业进行合作进行的合作投资。但我国许多农企本身资金能力校、海外投资风险控制能力薄弱,加之东道国融资体系不发达、政治与市场波动,“走出去”农企往往面临资金及运用风险压力,导致以项目为载体的农业项目可持续性堪忧;③东道国随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政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科技投入相对减少,这就加大了对中方资金投入的需求。这是今后中俄合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5〕。

3.3 中方对外合作机制不完善

2011年欧盟出台的“地平线 2020”计划,在 原有以第七框架计划 (FP7)基础上作出了修正:“①不再主动对来自中国等金砖5国的项目合作参与方提供资金资助;②更加重视欧盟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项目合作中的作用;③更加强调以欧盟政策议程确定的目标行动方向来决定国际合作的领域与内容〔6〕。”这一合作规则的变化体现了发达经济体对包括中国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合作方面的不利态度,使得中国科研机构参与国际框架下的技术合作面临更大的阻碍。①我国各类农研机构、农林高校的农业基础研究力量较为分散,不能在学科研究体系上以一个整合板块与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计划对接;②中国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农业技术合作力量表现为“条块分割”,即国家级与省市级农科院、国家自科基金委、高校、农业科协与地方政府、企业与发达国家农研机构合作中,存在着国内机

构间信息独立、行为独立的现象,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对中国各类农技国际 合作 进 行整 体管控,并作为中方农技合作统一管理机构与各大经济体和国外农技集团组织进行高层次互通,以从最大层面明确合作共同点;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方面,虽然框架建设取得成效,包括上合组织科技合作机制、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合作机制、中国- 东 盟 机制、中国 - 亚欧 博览会 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但机制与平台较为宏观,对

农业领域科技合作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使得当前与中亚农业科技合作仍然以一般性的项目合作和单纯的学术交流为主导,缺少重大生产性科技项目,产业技术领域、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研究开发少,合作不够深入。

3.4 对外农技合作在实践层面低效

中国与发达国家高精尖领域合作往往多由政府部门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外方机构的合作往往停留于表层、缺乏计划性。①合作层次浅。例如中国农科院2017年与德国联邦栽培植物研究中心合作项目“系 统 评 价 法 在 农 业 科 学 和 决 策 支 持 中 的 应用”,名为“合作”但“实为方法培训”,仅停留在在德方向中方人员讲解了系统评价法原理和CADIMA工具使用方法,中德双方并未就实际农业问题中的CADIMA运行以及中国情景下的方法改进开展实质性研究,且后续学术活动安排方面仅使用“择机”这一模糊词语,具体 分阶段 双方科研 人员培训、交流、共研内容与形式并未得到界定。罗青(2017)对中国-保加利亚农科院的合作研究分析后同样认为“对华合作局限于短期、浅层的交流性合作,中保双方合作大多是由研究人员进行点对点的分散合作,缺乏开展院、所之间整体合作的力度”;②农企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农技中也普遍存在着前期准备性不足、“走一步看一步”的现象,例如金正大与以中农业合作交流中心(ICAC3)2015年签订的《深化合作协议》公告中明确了风险性提示:“本次合作协议涉及的事项具体的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对以方设施农业、高效灌溉、新农民种植方式的引进,前期未进行有效的论证与调研,更没有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与执行分阶段的缜密实施计划。

4 提升“一带一路”农业国际科技合作效果的建议

4.1 加强国家顶层 设计,运用技 术手段丰 富合作布局

为了最大限度提升我国农科机构在农业科技方面的对外合作效率,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成立联席机构,专门统筹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与其他国家农科机构的统筹管理工作,具体如下:①对于目前国内科研机构的对外农科合作情况,进行一次彻底细致的调查统计,包括合作的内容、阶段性成果与预期前景,形成“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对外技术合作”统计数据库,并建立各科研机构对外农科合作上报机制,及时更新统计数据;②联席机构在统计的基础上绘制我国对外农技合作地图(附带全球视图查询功能),通过政府数据开放渠道供高校、院所查询,为国内科研机构在认识了解与自身研究方向有关的世界知名科研机构相关内容,以及国内有哪些其他机构与其开展了怎样的合作,从而能够先以联系、沟通国内先行机构,再与国外机构取得合作的顺序,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形成国内农科机构力量融合,避免“条块分割”导致的对外合作谈判能力不强;③大力运用 ESI、欧洲知识产权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专利局等数据库,加强对中外农技合作成果的检索、知识图谱分析,对技术合作的成果及中国贡献进行量化评价,并就突出贡献的中方机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国内农科机构对外合作动力。

4.2 创新探索有效的合作机制

因政治观念、农业环境问题认知的差异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资助框架往往对发展中国 家的参与 形成抑制。因此,在农业技术共研、外部技术引进改良项目中,应积极改变对话与对接方式。①增强中外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研究。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在制定实施国家级科研资助计划时,应适度参照欧盟、美国、日韩近期农业科研资助计划框架制定资助范围,并允许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在与中国机构合作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申报,在整体资助框架下实现在优先资助领域保持与世界组织的平行科研计划;②与其他世界组织、国家科研部门建立对话机制,为达成双边、多边科学家联合资助计划进行努力,在本着共同愿景与目的、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成立跨国农业技术研发资助框架。并积极利用全球性资助框架计划在各国的分支机构与联络点进行高频率专家学者交流,通过云平台等科研可视化工具开展机构间、科学家间跨空间、跨时间的即时交流机制;③章程化每一个合作项目。将上合、中俄、东盟、中非各主要论坛机制进行升级,由中方科技部、主要对外农业合作企业和高校院所、外方政府机构与科研组织定期举办联席会议,主要就农业科技合作中长期规划,确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合作章程、合作领域、合作项目、操作规则等进行确定,并根据合作中重大问题调整合作协议内容,及时交换、通报最新农业政策、农业发展、农业

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

4.3 多渠道助力沿线发展中国家农基与农技,促进农企成为合作的有效载体

①沿线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化进程要并举。独有中国农技的引进与改良是不够的,更需要从农村生产、交 通、智 能农 业 基础 设施 建设 入手,对于沿线国家在农业产业不完善的方面,做好相应的农业外交,与当地政府进行接洽交流,共同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②国内行业协会、智库、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要切实服务“走出去”农企开展以产业园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海外投资项目,帮助企业针对合作国的贸易投资环境应做好风险评估,了解彼此投资合作的风险大小及可能性,避免盲目投资,运用对投资合作的贸易环境监控,建立相应的风险指标体系,以便及时预警,做好风险控制。同时,为应对一些沿线国家在农产品上以欧美标准带来的绿色壁垒问题,企业也需要在初始的农产品生产体系与工艺标准上作出优化调整;③国内财政、科技部门要针对走出去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与投资高风险问题,成立“一带一路”农业专项投资资金与风险补偿基金。

4.4 加快对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无论何种合作内容与形式,人才始终是进行我国国际技术合作的唯一能动要素。为提升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民众对中国农技的认可度、有用性、重大价值,必须对技术、理念向外传播的主体———农技人才队伍进行有效构建。①科技部、农业部、外事办应统筹我国对外农技合作管理,投入资金、场地、专业管理人员成立一个以国际培训、学历教育、人员互访、学术交流、政策咨询、联合研究、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等多功能集合目的的“我国对外农业技术合作管理中心”,对“走出去”农企与高校、院所对外合作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建立管理研修班及相应的学分制度,通过课程体系建设与培训,使农技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农业规则、标准体系区域差异、各国政治金融现状与宗教信仰,从而为规避因规则、标准与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带来的“非技术性”矛盾与纠纷;②加强与各国的农技人才联合培养。各高校、科研院所除了加强原有留学生体系下的来华涉农大学生的农业学习、科研技能与意识培育,努力将这一群体作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明”的载体,还要进一步拓宽招生范围,将各国农业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政府官员为招生对象,设置专项“外来农业留学人员奖学金、助学金”,在综合来华人才学习、科研业绩与为促进国家间科技、人文交流所作出努力的程度等因素条件下发放;③探索以农业实践项目为主要形式的培养模式。以中俄、中法、中澳、中美、中国-中亚、中非等各类科技合作中心为载体,设立农业科技合作促进基金,通过对外招标、委托、合作研究的方式,吸纳各国农技人员报名参加并实施重大生产性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以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为依托,通过学术交流和人员培训,提升各国农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农业企业经营人才的管理水平、科研水平和推广水平,并以互访、农业科技培训班、农业科技论坛等形式加强双方农业科技人才的交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农业科

技创新与交流模式。

参考文献:

〔1〕朱增勇,陈加齐,李思经.中非农业科技合作的可持续性研究〔J〕.世界农业,2018,(9).

〔2〕徐秀丽,徐莉莉.国际发展话语的重塑———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方式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3〕吕玲丽,邓覃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农业技术合作调研报告〔J〕.世界农业,2019,(3).

〔4〕沃尔特.罗德尼著.李安山译.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刘文博,张陆彪,冯东昕,路大光.“地平线2020”计划框架下中欧农 业 科 技 合 作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J〕.世 界 农 业,2014,(6).

〔6〕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承担的中德农业科技合作项目正式启动〔EB/OL〕.(2017-05-12).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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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建华(1978-),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城乡协调

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政策、区域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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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3日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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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对农业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