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道复,私谥文康,四川富顺(今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大岩凼)人。宋育仁于光绪丙戌年(1886)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检讨、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四川矿务商务监督、《渝报》《蜀学报》创始人、尊经书院山长、江南南菁学堂总教习、北洋造币总厂总参议、学部与民政部等五部顾问、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经科教习、国史馆代馆长、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四川国学院院长、《国学月刊》主编等。他一生涉足政界、外交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扮演了思想家、维新志士、国学家、文学家等多种角色,被誉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1]、“清末四川维新派代表人物”“川渝民族工商业创始人”“巴蜀报业鼻祖”“近代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国外有学者甚至称之为“19 世纪 90 年代初最著名的有志于改革的中国学者”[2]。
宋育仁著述等身,学贯中西,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经济思想体系是宋育仁思想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撰写了大量论述经济问题的著述,如其于1905 年撰成的《经世财政学》是当时国人编著的为数甚少的介绍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的专著,引领了时代的进步潮流;他还在《时务论》《泰西各国采风记》及其上陈清廷的奏折中提出不少变革经济的主张,如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设立银行、大兴交通、创办公司、重视农业等。宋育仁对晚清以来农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予以关注和思考,倡导政府重视发展农业,并提出了“以农食为本”“贵土产材料之价”等主张,农业思想成为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一、宋育仁农业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宋育仁亦如此。晚清以来重工商而轻农业的舆论环境与时人对发展农业的呼吁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宋育仁农业思想的形成。
(一)晚清以来重工商而轻农业之舆论环境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办,重工商思潮日益兴起,呈愈演愈烈之势,“以工立国”“以商立国”“以工商立国”的主张主导社会舆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本论”受到挑战。洋务运动以来,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者不乏其人,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实践者,他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军事及民用工业;有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薛富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根本原因在于其重视工商,尤其以商为本,呼吁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士,他们也主张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并设计了详细的发展工商的制度举措上书最高统治者。不可否认,晚清以来,重视发展工商的舆论环境,对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近代化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倾向发展工商业,却忽视了农业的发展。
(二)晚清以来农业日益凋敝之客观景象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举国上下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故农业素称发达。时至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巨大冲击,传统农业逐渐开始衰落。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设厂合法化,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的厂房大量涌现,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急剧解体,农业的衰败随之更趋严重。许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力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谋生,加之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连年频发的灾荒,导致农民颠沛流离,生活苦不堪言,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濒临凋敝。
宋育仁身处晚清以来社会过度重视工商业而轻视农业的舆论环境中,目睹了自晚清以来农业日益凋敝的萧条景象,同时近代杰出人士如陈炽、郑观应、梁启超等发出重视和发展农业的呼吁,多重因素促使他对农业问题予以重视和思索,其农业思想亦随之逐渐形成。
二、宋育仁农业思想的内涵
作为踏出国门、亲自考察过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宋育仁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并没有被传统的农本思想所束缚,而是在吸收传统农本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了近代西方经济学知识和理论,超越了古代中国农本思想的藩篱,形成自己对农业的独特认识,其农业思想的内涵既包括对农业问题的认知,也包括发展农业的具体主张,核心是“本农食论”。
(一)对农业问题的认知
1.对农业概念的认知
在宋育仁眼中,农业概念的内涵是广义的。他借用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领域各部门的说法,并借鉴西方关于农业概念内涵的理论,进一步说明西方森林、畜牧、矿产三科实则属于农业的范畴,“史公曰: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商之通易,本于虞者至多,为天然采集之原,自然材料所出,其在西人分业,应属森林、畜牧、矿产三科,其实皆为农也,故《周官》称之为‘山泽之农’”[3]290。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传统农业范畴与虞的关系,“虞之与农,分之为二,合之为一”[3]291。并且,他还进一步对比中西,以中国农业概念为参照,辨析了西方的农业概念,指出西方所指“种业”即属于农业的范畴,“西人分为国业、种业。循名核实,则种业应专属于农”[3]291。此外,他引用东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生财要素的理论,认为生财要素之一的“自然”属于农业的范畴,“东西计学家言分自然、人力、资本为生财之三要素,自然者主于地产,专属于农”[4]305。可见,宋育仁眼中农业概念的内涵比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概念的内涵宽泛得多。
2.对农业重要性的认知
对于晚清以来农业在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宋育仁进行了深刻思考,他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即农为国本,并认为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亘古今,穷中外,无以易乎此理”[3]291。可见他认识到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根本、国家立国之根本的重要地位。进而,宋育仁强调了农业以及作为农业产品的食物等的重要性与相互关系,“四民之价值,以农为最;百物之价值,以自然材料为最重;材料中之价值,又以食物为最贵,无足与比者也”[3]291。
3.对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认知
宋育仁对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高度关注,他专门阐述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提出:“夫农为国计民生之本,随处见生利之效,又为工商之源,有益而无损。”[4]311 并进一步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阐释发展农业为工商业带来的益处,“举日本葛冈氏之言:一能节省物质;二能平均物质;三能矫垄断之弊;四能竞进艺学;五能坚固民信”[4]313-314。进而,他从物质财富生产过程的角度切入,阐释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关系,“无天然之材料,不但分利之商无所用其转运贸迁之术,即生利之工,亦无从而加工成器,以增生材之价值也,故应分农为生利,工为增利,商为分利”[3]291。此外,宋育仁以“野业”指代农业,以“邑业”指代工商业,并分析了二者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优势互补的作用以及彼此间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野业归农,邑业属工商贾。野业为本,邑业为末。史公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邑业所以通野业之有无,补野业之长短。无野业则无所谓邑业,野业衰则邑业亦无以为资也”[3]293。同时,对于自晚清以来“重商抑农”的局面,宋育仁严厉抨击其所造成“民生日促”的负面影响,并将中西方农工商业状况进行比较,指出与西方相比,农业是我国的优势,而我国却实行不利于农民的“重商抑农”政策,“重商抑农”成为导致民生艰难的原因之一,“扬邑业而抑野业,此吾民之所以流亡,而野业之所以不进也。夫邑业则外洋占优位,野业则我国为富薮。扬邑业而抑野业,则何怪民生之日促乎?”[3]301
4.对发展农业紧迫性的认知
对于重视发展农业的紧迫性,宋育仁有着深刻、独到的认知,他以商业与农业从业者获益的区别为切入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和商业相比,农业为受困贫穷之业,“小贾营运,利市三倍,而农业坐困一区,则自然采集、与动植养成,独为贫人之业”[3]302。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多数农民多年来一直处于贫困境地,“岂不重在农之多数乎?农之多数,贫者久”[5]。他进而放眼国际,强调了由于国力与民力的薄弱及列强加价抢购,我国粮食大量流入外国,导致国家与民众利益受损、受制于人,“民力不足以谨盖藏受,国力又不能以广储积,则外洋得以加价而夺我之食,用财而役我之民。近十年来,米流入于东洋,而盐漏税于商埠,閭阎生计艰而蓄积寡,自然国度低而民气”[3]301-302。此外,宋育仁分析了由于中外货币比价不同,导致我国土货包括农产品出口时备受列强欺凌,即便供大于求时,农产品依然不涨价,华商依然受制于洋商,在外贸中尽受洋商盘剥,“我国出口之土货,听操纵于洋商,洋商计磅,华商计银。但较银数之多寡,不问磅数之涨落,故有时求过于供,宜乎少之珍贵矣,而洋商不必加价,只须涨磅价,洋商自持其经价,华商则认为市价,进口之洋货,则与此为反比例”[3]300。言论中宋育仁揭露了列强利用镑亏操纵我国外贸的不公平局面,反映出在不平等外贸体制下,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中国土特产无法以
合理的价格出口,导致农民收入太低。
(二)关于发展农业的具体主张
1.“以农食为本”
宋育仁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对于国富民强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农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根本,“种业者,国业之根本也”[3]298。为了进一步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基础中的重要地位,宋育仁进一步从生利的角度,认为农业为“生利之源”,并明确提出“以农食为本”,即主张以农业食物的生产作为国民经济之本,认为“就农、虞而分论之,不独工商贾三民之通工易事,非借日食以为资本,则一切资本皆虚无所用,即森林、矿产、渔业、畜牧之自然采择,动物养成,皆非日食无以为资也,则生利之源,断以农食为本也”[3]291。此外,宋育仁从理财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重农与重视农食生产的重要性,“理财必重农,计学必贵食”[3]296。宋育仁还预测了重视农食生产的优点,认为重视农食生产不仅可以使农业本身得到繁荣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商业发展,进而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效果,“吾与斯密氏所见之理论相同。彼谓邑业盛而庸值自增,乃递委输(即输送积聚)于野业。而吾谓农食重而力价增,乃能递增其庸值,而商运贾售,始日取赢焉,由野业而增进邑业”[3]302。宋育仁还介绍了西方著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并认为在关于发展农业可以带动商业乃至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这一观点上,他与亚当·斯密的观点一致。
2.“贵土产材料之价”
对于具体该如何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宋育仁将目光聚焦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他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谷物的价格为例,阐明谷物的价格低会伤害到农民,并认为这是从古至今的常理,“夫谷贱则伤农,古今之定理也”[3]302。随之,他强调重视发展农业首先要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入手,“重农如何?在贵土产材料之价”[3]296,进而列举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如土货价格便宜、人们对出口土货之漠视等,还阐述了由此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并以此为缘由分析了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地域广,土产盛,人口多,而土货贱,森林渔业,矿业畜牧,皆废而不讲。近日风气初开,有志计学者,皆孜孜以开利源兴制造为说,顾于已出之地产,出口之土货,反置而不问,一任愚民之粜贱贩贵,以操纵于洋商之手”[3]296-297。宋育仁分析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土货贱卖、社会普遍不重视农业的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利权被列强操控的局面。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土产材料宜贵不宜贱的主张,并引用了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的观点来印证,“土产材料之价值,宜贵不宜贱可知,畅销出口抵制进口之说,似是而非,《原富》既明言之矣。食者人力之资本也,我国饶人力而产米谷,本为资本最富之家,然而仰屋嗟贫者,贱其资本也”[3]297。宋育仁还以食物乃人力资本为论据,分析了我国虽盛产米谷,却贫穷且受制于人,其重要原因在于作为人力资本的食物被贱卖了。在宋育仁看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还能改善农民的收益,进而调动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三、宋育仁农业思想的特点
宋育仁的农业思想体现出他对农业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反映出他对晚清以来农业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其农业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顺应时代的进步潮流
宋育仁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及主张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潮流。其一,宋育仁重视并呼吁发展农业的主张与 19 世纪末部分有识之士的主张不谋而合。晚清以来,面对传统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萧条凋敝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政府重视和发展农业,并提出发展农业的具体举措,如陈炽、薛福成、麦孟华、郑观应、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都强调过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重视农业、主张发展新型农业成为不少有识之士主张的一股新潮流,宋育仁对农业问题的看法显然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潮流[6]。其二,宋育仁重视发展农业的主张顺应了清末清政府对农业的态度及依次颁布的一些农业政策。自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对农业日趋重视,认识到商务的振兴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发展农业为振兴工商之根本,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举措,如设立官办机构农工商局、设立农会、编印西方农书、设立农务学堂等。
(二)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
在阐述其对于晚清以来农业问题的见解时,宋育仁并不囿于以传统思维进行分析,而是大量引用中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农业问题的观点,体现出他分析问题时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一方面,宋育仁引用中国古代传统典籍文献中关于农业的阐述作为论据,如他运用了《史记》中司马迁对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分类及对“虞”这一概念的解释,来阐明其对农业概念内涵的认识;另一方面,宋育仁多次引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来阐明其农业主张,体现出他分析问题时宽广的视野以及良好的西学素养,如他在阐述应提高农作物价格时,引用东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来印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就土货之中,又以食物为最高之价格。东西计学家以衣食住为经济之本、财政之源,顾人可廿年不筑屋,终岁不制衣,不能一日不得食”[3]302。此外,他在论及“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两种观点时,专门引用了西方经济学名著《富国策》中的说法,“西人《富国策》专重分业,谈财政者有商宗计学、农宗计学两家”[3]290-291。他在批判以出口抵制进口的错误说法时,也借助《原富》作为佐证,“畅销出口抵制进口之说,似是而非,《原富》既明言之矣”[3]297。
(三)折衷重农与重商主张
重商思想是近代中国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其内涵主要是认为商业乃国家富强之根本,主张国家大力发展商业,对发展农业却甚为轻视,倡导者不乏其人;重农主张则兴起于19 世纪末,甲午战后各种重视农业发展的主张纷纷见诸报端,某种程度讲,重农主张的出现是甲午后民族危机恶化与一些进步人士对于重商思想的反思共同推动的结果。宋育仁便对自晚清以来盛行的重商思想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他将重农与重商两种主张进行了比较后,认为两种主张虽各有道理,但都有局限性,不可过分偏重一方,并引用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名著《原富》的观点作为佐证,“斯密亚丹书晚出,农宗商宗之不可偏重,较出诸家与近出财政诸书,其理为精,而于说为备”[3]292。“《原富》之言,主于邑业与野业相因,驳商宗与农宗失计,矫古今之流失,斯固然矣”[3]293。宋育仁陈述了《原富》中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商宗)与重农主义(农宗)的看法及其优点,并表示赞同,体现出他对重农、重商两种主张利弊进行的理性辩证思考,他折衷重农与重商的主张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此外,宋育仁主张“以农食为本”,其中的“本”同传统农本论中的“本”截然不同,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农本论的理论新意,他从价值与物质财富生产的角度强调了农业食物生产作为国本的重要性,这是传统农本论所不具备的内涵,从这个意义讲,他对农业的认识在深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农本论。
四、宋育仁农业思想的局限
当然,客观而论,由于时代及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局限性,宋育仁的农业思想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与近代呼吁重视发展农业的一些代表人士相比,宋育仁的农业思想在深度和广度要逊色一些。以陈炽为例,陈炽的农业思想较为全面与深刻,颇具代表性,他除了认识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藩,而利源可浚”[7],还极力呼吁政府重视农业,强调对农业进行改革,把农业近代化作为国家振兴的基础,提出兴修水利、科教兴农、发展农业机械化等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与陈炽相比,宋育仁主要运用西方近代经济学观点对农业问题作了理论层面的阐释,而对于发展近代农业的具体举措,则不如陈炽思考得深入、具体、全面,这种状况与陈炽多年任职于户部便于了解农业密切相关。其二,在阐述其农业思想时,宋育仁对一些经济概念运用的不准确以及某些观点存在偏颇,反映出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和运用没有达到精准到位、游刃有余的程度。如他在阐述农业本体地位
时,本意是从农作物价值的角度切入,实则谈的却是其使用价值,将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概念混淆。
此外,他过分强调农产品对于保障劳动力的重要意义,由此推导出农业劳动比工业劳动的价值更高,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他对农业生产效益过分乐观的估计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宋育仁认为机器无法取代人力,不适宜农业生产,这种观点显然是落后的。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领域,农业的兴衰事关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宋育仁的农业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他对农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抓住了晚清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运行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要害问题,一些发展农业的思想主张至今亦不过时,如宋育仁以农食为本的主张,提高农产品价格以促进农业生产、防止出现工农产品价格差距过分扩大的主张,关于农业凋敝对国民经济不利影响的阐析,对于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如何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与深化农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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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 炽.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M]//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232.
作者简介:董凌锋(1980-),男,山西偏关人,编辑,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