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

沈华

2021年03月29日 08:08

任保平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4期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关键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畅通”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需要深入分析畅通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

畅通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国民经济的循环流程包括生产、分配和使用等基本环节。畅通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形成供需对接的循环体系。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是制约内循环的关键因素,表现为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首先是形成供需对接的循环体系,通过供需对接畅通内部循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形成有效循环。一是产业循环。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方向,构建产业循环体系。以制造业为主体,构建高质量的制造业循环体系,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二是科技循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新阶段的发展新优势。构建科技循环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以科技循环体系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效率变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三是市场循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循环体系,消除城市群内的各类隐性市场壁垒,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的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市场循环体系。四是保障体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大体包括居民、产业和政府三大主体。”[2]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就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具体环节相互畅通,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改革和深化提供支撑。一是要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构建创新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加高质量实体经济的供给,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我国产业向智能化、高级化转型升级,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解决要素资源流动的

障碍,加快各类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顺畅流动。

推动要素市场升级,将数字、知识等新兴要素纳入新要素市场,完善国内循环体系的市场制度。三是充分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供给来创造新需求。围绕需求市场推进产品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化的消费方式推动新形态、新业态经济的成长。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痛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消除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痛点。一是提高技术的有效供给。目前,技术供给不足既制约着国民经济循环,也成为了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痛点,需要加强技术的有效供给,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消费升级方向,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二是促进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平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是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痛点,为此需要促进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得供给质量能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以结构优化促进供给

升级,不断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三是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是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痛点,为此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加速产业结构由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疏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堵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要疏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一是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素市场不完善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需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自主流动、高效配置。二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向小微企业、农户等的循环还不够畅通,存在堵点。要积极疏通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农户等流动的渠道。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优化金融产品结构,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助推制造业科技创新。三是促进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完善促进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以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创新能力。

畅通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难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布局不合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协同、生产供应体系不可控等因素制约着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难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应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基础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构建新的发展优势。一是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重点突破关键科技问题,面向重大技术领域,着力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对接。二是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健全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健全企业自主创新的人才管理机制。三是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坚持市场导向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效率

变革和动力变革。

构建内外兼顾的产业链新布局。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协同,打造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体系,构建国际国内相互连接、并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产业链新布局。一是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构建国际国内相互链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二是推动国内外产业的分工协作。在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国内产业与世界各国的分工合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效联通,加强国际国内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的一体化融合,使我国产业链具备领先于全球市场的水平。三是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但中国制造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需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引领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度。“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构建封闭的自我经济循环体系,而是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循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让开放的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消除市场分割,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度。一是转变开放方式。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以开放的国内市场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二是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调度。注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相结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衔接,培育我国经济开放的新优势。三是发挥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外资投资范围,稳定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以高质量供给体系为目标,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构建高质量的、自主可控的、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一是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各类需求主体构成的全领域、多层次的国内需求的总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通过需求的升级带动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用高质量的供给引领需求的升级,形成两个市场循环、供给和需求互动的内需体系。二是打造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坚持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健全我国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体系,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现代化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顺应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规律,引导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推动我国制造业形成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可控全产业链体系。

畅通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3]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不畅通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缺陷,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供需梗阻,在提高供给质量上下功夫,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一是扩大有效供给、高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以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优化供给结构,通过扩大内需拓展供给空间,通过创新提高供给效益,通过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二是提升产业质量。着力优化产能,合理规划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提高产能利用率,完善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目标。推动传统产业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生产流程、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再造。三是提高产品质量。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优

化产品结构,推动产品结构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四是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强化各类主体的创新发展导向,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驱动创新发展的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要推动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投融资、进出口管理、大物流、大交通等各种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畅通宏观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二是推动流通体系的完善。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吸收就业,促进社会再分配,保障社会稳定。现代流通体系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有效衔接的纽带与通道,又是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流通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构建新发展

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一是构建大流通体系。把物流、商流、价值流、信息流以及信用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结合起来构成大流通,推动物流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二是把短期需求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推动国内流通与国际供应链体系相融合,让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推动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以国际一流流通标准为指导,积极培育在国内具有生机活力、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流通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强标准化建设,支持商贸流通设施改造升级,提升流通企业的数据化和智能化水平。

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问题在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指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强化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因此,在畅通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积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目标是形成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特点,打造新兴产业链,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另一方面,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二是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提升产业链质量。形成具有更高附加值、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支撑,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步伐,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

四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消除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的障碍、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障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人力资源供给和实体经济需求的结构性障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循环的障碍、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服务的障碍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推动体制创新。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提升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破除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二是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开放型经济的新动能,构建新开放格局和国际合作新优势。探索实施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提升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外贸新动能。三是完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制度。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目标,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国内规则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四是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扩大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吸引非国有资本参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发挥财政对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释放消费潜力,扩大社会总需求。五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优化消费供给机制,构建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培育壮大中高端消费市场,完善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措施,加快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塑造新型消费体系。

注释

[1]《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2]李晓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深度释放经济潜力》,《经济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11版。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作者简介:任保平,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质量、高质量发展、发展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西部资源富集区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学分析》(合著)、《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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