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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劳动特色 推动初次分配共同富裕

沈华

2023年02月07日 08:39

李波 孙依婷
中国社会科学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及“中国式现代化”11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又是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石,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座,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劳动者)的唯一来源和唯一依靠。中国人口14亿多,其中,就业人口是通过劳动创造社会收入的人民(即劳动者)主力。2021年,全国就业人员7.465亿人,占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84.83%,占总人口的52.85%。众多优秀劳动者和建设者,无一不根源于人民,无一不服务于人民。

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赋予“人民”和“以人民为中心”新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展现并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底色,强调从人民到人类,从中国人民到全球人民,从现代人民到未来人民,从人民物质需求到人民精神需求,从人类到自然,均锚定“人民”,均展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中国智慧不穷、中国方案不缺、中国力量不竭的源泉。

二、生产性劳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色

生产性劳动是人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关键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工作任务。

生产性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和根本保证。激发最广大人民投入生产性劳动,方能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做大蛋糕”。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待减少非生产性劳动行为,急需揭示不劳动行为及其表现,更需要推动全体人民(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员)弘扬尽责尽职尽能尽力风尚,倡导敬业精神和精业风范,追求卓越和精益求精。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人民投入生产性劳动的实现方式。劳动就业不再仅仅是广大人民谋生的手段,而是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能够让广大人民通过勤奋劳动,突破养家糊口标准及其制约,实现收入自由,满足衣、食、住、行、娱、育、医、养,走向共同富裕。

新时代新阶段定义“生产性劳动”及其行为表现,既重要又急迫。“生产性劳动”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量创造的劳动总和,包括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增量的劳动(即生产经营部门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如企业的工人、经理人等),也包括为创造社会财富增量提供生产经营条件的劳动(即职能服务部门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如企业股东、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1],急需明确新阶段“生产性劳动”的本质特征和行为表现。这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本色的重要任务。

三、创造性劳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亮色

创造性劳动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是深化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首要方略。

创新,是人才创造性劳动的典型性特征,区别于普通劳动者的一般劳动;科技,是人才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成果,区别于一般劳动产出(产品或服务)。人才主导创新,创新驱动科技。人才依托创新产出科技。科技是追求,创新是路径,人才是依靠。激发人才创新、产出科技的核心,在于构建促进人才“名利双收”的体制和机制。

人才是创新和科技竞争的重要基础,“名与利”是激发人才创新并产出科技成果的重要手段。用好科研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重视必要的物质激励,使他们“名利双收”。国家先后颁布系列文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提出优化科技人员“名利”配置的政策方案。《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等提出科技人才的科研激励、评价标准、项目评审等改革意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科技人才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机制,完善校企、院企科研人员“双聘门”或“旋转门”机制;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成果类型,细化分类评价标准,评价各类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五元价值,形成符合创造性劳动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

中国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强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持续推进原创性引领的科技创新。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获悉,截至2022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21.2万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4267.2万件。全球创新指数(GII)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创新表现的主要参考指标。众多国家使用全球创新指数评估,完善其创新生态系统,并作为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的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连续10年稳步提升,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在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工业设计、高新技术出口、创意产品出口和国内市场规模等9项指标中,排名第一。保障人才“名利双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科技人才的高产出、高贡献,应匹配高收入、高名誉,推动科技单位(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尊重科技创新(创造性劳动),营造重视科研人员(创新性人才)的良好氛围,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亮色(创造性劳动)。

四、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劳动特色的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这既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也是初次分配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还是新时代明晰负劳动、不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及其界限的重要指引。

新时代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初次分配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策要点:深化“底色”,厚植“本色”,铸就“亮色”。

(一)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扩大参与按劳分配(即初次分配)的人民群体。除企业工人与高管(经理人)外,企业投资人(股东)与政府公务员,也是为企业提供生产条件、生产工具、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的生产性劳动者,是按劳分配(即初次分配)需要纳入的群体[2]。

明晰新时代劳动的范围和表现形式,区分要素贡献(即要素投入过程)和劳动贡献(即要素使用过程),确保人均劳动收入大于人均要素收入[3]。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和话语权,既有提供劳动的机会,又有凭借劳动获取合理收入的话语空间。跳出“劳动就业是谋生手段”,落实勤劳致富(即凭借劳动,实现“收入自由”)。缩小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公务员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降低同群体内部的个体收入差距[4]。基于要素贡献和劳动贡献的科学评价,适当扩大劳动收入与要素收入之间的差距。

(二)瞄准生产性劳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依托生产性劳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丰富企业可分配收入(即“做大蛋糕”),关键在于鉴别与激励生产性劳动行为。区分新时代负劳动、不劳动与生产性劳动,引导负劳动与不劳动转变为生产性劳动。

劳动收入源于初次分配,生产性劳动是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关键。劳动收入=(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公务员)×(生产性劳动收入+创造性劳动收入)。生产性劳动及其贡献,是度量和获得生产性劳动收入的最基本依据,是提升劳动报酬或劳动收入的基础[5]。生产性劳动越多,贡献越大,收入越高。防止生产性劳动收入在群体间或个体间的不合理挤占[6],确保生产性劳动收入的合理计量,依据所得,应得尽得。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共同富裕。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质上是生产性劳动收入与生产要素收入之间的比例结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提高生产性劳动收入比重,还需检验其对群体间收入差距(工资、利息、薪金、税收之间的差距)与同群体内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如股东之间的利息差距、高管之间的薪金差距等)的影响[7]。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8]。

(三)突出创造性劳动,坚持多劳多得和鼓励勤劳致富

引领创造性劳动,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性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又区别于一般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依靠劳动人民(即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就业人员);创造性劳动依靠人才,如科技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等。创造性劳动,是攻坚科技创新瓶颈、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突出创造性劳动及其收入,坚持多劳多得与鼓励勤劳致富。创造性劳动贡献与创造性劳动收入挂钩。当期易鉴别的创造性劳动及其贡献(如发明专利等),以即期分配为主,保留延期支付的权利。当期不易鉴别的创造性劳动及其贡献(如管理创新等),设置延期分配制度(如期权、分红权、终身追奖等)[9]。推动凭借创造性劳动实现“发家致富”“财富自由”,树立多劳多得与勤劳致富的社会典范。

坚持多劳多得与鼓励勤劳致富,促进共同富裕。以创造性劳动及其贡献,作为初次分配中“高收入”的分配依据,上不封顶,推动创造性劳动实现“财富自由”。创造性劳动及其成果,是企业创新创业的核心,是能否发掘并将市场机会商业化、产业化、产品(服务)化的关键,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领企业全体利益相关者率先走向共同富裕。扩大企业内部合理的收入差距[10],例如,拉开创造性劳动收入(如研发人员的工资)与生产性劳动收入(如普通职能管理人员的工资)之间的差距,形成鼓励创新、创造、创意、创业的示范效应,引导全体劳动人民以创造性劳动为目标,提高个人初次分配收入。

(四)立足企业共同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

构建企业共同体,促进高质量发展。“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背景下,组织创新不断改变要素组合方式和劳动协作方式。立足企业共同体,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公务员之间,以合作代替竞争,做大协作成果,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

构建企业共同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企业共同体,强调多要素参与企业生产协作,提高协作效率,创造可分配收入。厘清要素收入与劳动收入的边界。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其收入数量的下限是根据要素贡献计算的应得收入,上限是要素之间协作创造的协作成果。

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优化企业共同体协作成果及其利益分享机制[11]。一是防止“伪稀缺要素”挤占“真弱势要素”,合理化工资、利息、薪金、税收之间的差距;二是在个体层面推动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技术、信息等)对应的要素贡献和劳动贡献透明化,合理化个体间的初次分配差距。

(五)强化有为政府,引导初次分配共同富裕

构建初次分配收入比例结构指导线。具体包括工资、利息、薪金、税收之间的比例结构指导线,生产性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之间的比例结构指导线,群体内个体间的比例结构指导线。三条指导线,对应三种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12],扩大合理收入差距,均是初次分配共同富裕的落脚点。

构建初次分配收入信息披露制度。设置初次分配收入信息披露的必选项和可选项,指引企业披露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公务员的生产性劳动收入、创造性劳动收入、要素收入等,作为调控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数据支撑。

完善企业预算生产性劳动报酬和创造性劳动报酬的指导性依据。组织部人才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部门,制定并发布企业生产性劳动行为和创造性劳动行为的清单,引导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做好生产性劳动收入和创造性劳动收入的依据甄选工作,确保“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构建初次分配四方(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协商机制。协商的主要内容:一是基于企业预算生产性劳动报酬和创造性劳动报酬的指导性依据,制定适用于本企业的劳动报酬分配指引,保障科学且合理的初次分配收入差距;二是针对要素协作和劳动协作的成果,通过四方集体协商,重点解决协作成果(新创造的可分配收入)在工人、投资人、经理人、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机制。

注释:略。

作者简介:李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乡社区社会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孙依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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