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古代成都与丝绸之路(上)

钱翥

2017年06月19日 12:00

何一民
《中华文化论坛》2017/04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一般说起北方丝绸之路,都会将长安、河西走廊、西域、大漠、草原相联系,说起海上丝绸之路则会将泉州、广州、福州相联系,较少有人会想到成都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丝绸之路如果离开了成都,可否还能称为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丝绸之路之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关键在于它是以“丝绸”命名,而成都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地,是丝绸的高端产品“蜀锦”的制造中心。成都不仅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因而在古代中国成为内对对外开放的枢纽。当前,成都正在出现第四次崛起,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再现汉唐时期的鼎盛发展。因而当“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时,重新审视成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探讨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成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三大经济带交汇点

成都处于中国内陆深处,四周为高山所环绕,四川盆地底部与盆地边缘山地高度悬殊相当大,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致使成都通往盆地外部的交通十分不便,尤其是在远古时期,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能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对于交通和经济发展影响非常显著。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对成都对外交通造成巨大困难,但并不能阻止盆地内外的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地理上的封闭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内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就已经开辟出无数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交通走廊和经济带的交汇点。

从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深居亚欧大陆内陆地区,距东海1600公里,距南海1090公里,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城市。尽管成都深居内陆,地处盆底,但成都却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即居于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丝绸之路三大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是中国西部内陆城市的地理中心,成都位于中国中原、西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宏观区域的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成都与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的距离基本相等。〔1〕因此,成都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点的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西安虽然是多个王朝的都城,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但是它与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之间横亘着秦岭而不能直接联系。洛阳、宛等汉代大都会也在秦岭、淮河以北,同样不具备这样的交通地理条件。唐宋时期,开封、建业、扬州、杭州、广州等城市虽然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同样不具备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的地理优势。特殊的地理区位使成都很早就与外部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和西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汉代“列备五都”,唐代则被称为“扬一益二”。总而言之,成都虽地处内陆盆地,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成为长江上游对内对外交流发展的中心和纽带,为城址千年不移,城名千年不改,城市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汉唐成都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闻名于世的大都会,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南方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和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与互动。正是成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促进了成都在先秦、汉、唐的三次崛起。

二、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称呼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是古代中国同亚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的物品以丝绸为大宗,故称为“丝绸之路”。〔2〕一般都将长安作为中国开展丝绸之路贸易的起点,但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并不盛产丝绸,特别是高档的丝绸品,因而长安对西域和亚欧各国进行贸易的丝绸都是来自在于中国其他地区,而成都就是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之一。

(一)汉唐时期,成都是中国丝绸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并为丝绸之路商业贸易提供了大量的丝绸产品。

中国是世界上桑蚕、缫丝、丝绸的原产地,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生产丝绸。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传说中丝绸发明者嫘祖的故里,也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地之一,古蜀时期成都就拥有了相当发达的丝绸生产工艺和生产系统〔3〕。至汉代成都的织锦业已经高度发达,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秦并蜀国时,秦国就在成都置锦官管理织锦,汉朝沿其制,也在成都设立锦官进行专业管理,并修筑锦官城,进行集中生产。蜀锦成为朝廷贡品,大量地运至长安,并畅销于全国各地。其时,蜀锦成为上层人士争相拥有的奢侈品和财富的象征,汉王朝也多以蜀锦赏赐勋臣百官,动辄上千匹。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凌、绢和锦等丝织品还可用作交换货物的媒介”,“和金钱同时流通”〔4〕。汉代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丝织业不论是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后汉书》所载: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5〕,即是时人对蜀地的纺织业(包括丝织在内)之兴盛的高度评价。蜀锦在汉代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扬雄在《蜀都赋》中称:“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匪须,縿缘卢中,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说明了蜀锦品种之多,文采之华美。蜀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成都。左思《蜀都赋》说:“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以上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即是对汉代至三国时期成都蜀锦业的发达和精美品质的生动描述。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的锦织品基本上都是蜀锦,故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东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在成都老官山出土的东汉织机模型,经复原后,以实物充分证明了此一时期成都织锦技术已经进入程序编制阶段,其织锦质量和图案之美丽无可匹敌。三国时期,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温度普遍下降,山东、河南等的蚕桑业受到严重影响,襄邑等地的丝织受到沉重打击而衰落,成都作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制造中心,其产品供应海内外,此种垄断地位一直保持到隋唐。民国朱启钤先生《丝绣笔记》说“:魏晋以来,蜀锦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织成,遂使锦缕专为蜀有。”〔6〕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先生认为:“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7〕。隋唐时期成都的丝织业有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载:成都“人多工巧,绞锦雕楼之妙,侔于上国”。费著《蜀锦谱》亦说“:蜀以锦擅名天下,该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蜀锦织造技术在此一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唐中宗时,益州所献“单丝碧罗笼裙”成为当时成都丝织业精湛水平的代表作:其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备,隙视者方见之”。后蜀时,成都的工匠能够一梭织成三幅宽的无缝锦被,时人称为“鸳表”。成都的丝织品的种类也甚多,仅进贡的丝织品就绢、绞、罗、单丝罗、袖、高抒衫段、双圳等7种〔8〕。另外,成都的丝织业规模庞大,唐玄宗时期,益州一次上解京城的丝绸织品就可达10万匹。成都等蜀中所生产的丝绸织品不仅能够满足蜀地官民的需求,而且还大量向外输出,特别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向西域和欧亚等地输出丝织品。

近数十年来,在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成都所产织锦等丝绸实物,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先后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经过研究考证这些丝织品被确认为是产自蜀地的蜀锦〔9〕。另外考古人员在今青海海西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夏日哈乡唐代吐蕃(含吐谷浑遗族)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以蜀锦为主,其蜀锦的考古年代从北朝后期至盛唐时期〔10〕。1995年,中日考古学者在对新疆尼雅遗址 1号墓地发掘发现了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经考证为三国时期蜀锦产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在对北方丝绸之路的蜀锦研究后发现:“汉代及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北方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丝绸居多,而丝绸大宗来自四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大批织锦,多为蜀锦,其年代从汉代到南北朝、唐代均有”。“比如,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丝织物残片‘连珠龙纹锦’背面,就有墨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细绩一匹,八月官,主薄史渝’。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罕见的有出产地记录的丝织物。此外,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还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蜀绸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真实地反映出了四川丝绸在西域贸易情况。”〔11〕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教授认为:“以往,蜀锦在丝绸之路沿途屡屡被发掘出来,这次在成都发掘出用于生产蜀锦的工具,印证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证明其是丝绸之路的南起点”。“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丝绸作为特殊的贸易品,是其最重要的载体。而蜀锦,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撑”〔12〕。可以说,在汉唐时期成都是中国主要的丝绸生产地,为千余年间北方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商品。

(二)汉唐时期成都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南延线,而在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因战乱出现中断时,成都则通过“河南道”,继续推动北方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成为连接南朝与西域的枢纽。

从汉代至唐宋,由成都进入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主要有川陕交通要道和“河南道”。

1.成都——西安——北方丝绸之路

成都与关中地区的陆路交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川陕相邻,却囿于秦岭、大巴山的天然阻隔,交通艰险。但自先秦以至汉唐,古人凭借智慧,根据地形、河流等自然条件,在川陕之间打通了数条沟通两地的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牛道、褒斜道和故道。古人“在川陕之间形成了以这三条道为主干的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交通网络和贸易网络”〔13〕。汉唐盛世时期,在社会安定的正常贸易条件下,成都的丝绸等各种商品主要是通过金牛道,或褒斜道,或嘉陵道(故道)进入关中,再从关中出发,沿河西走廊,以至到达西域,然后再源源不断地输往欧亚。同样,欧亚的产品以及文化等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西南内陆的巴蜀之地,并以成都为集散地,与西南各地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交流。

2.成都——“河南道”——北方丝绸之路

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一直到西晋,北方中原王朝的强盛保持着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控制和影响,因而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和交流主要是通过关中——河西走廊——西域这条北方丝绸的主线来实现①。此一时期,成都所生产的蜀锦主要是通过川陕道路进入关中,在长安集散,然后沿着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这条丝路销往西域和欧亚等国。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除了商人向西域运输丝绸织品之外,中国皇帝经常性地、大量地对西域各国统治赏赐蜀锦等丝织品也是西域丝绸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晋末年,中原发生严重动乱,传统的从长安出发经由河西走廊的丝路贸易严重受阻。公元4世纪初,割据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地区的前凉政权,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开始经营绕过关中,经由今青海、甘肃和川西北地区进入西南内地的交通要道。前凉政权灭亡以后,统治这一区域的吐谷浑统治者为了缓解来自北方各政权的政治、军事压力,提升本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为了从南朝输入先进的汉文化和蜀锦等产品,也十分重视开发和经营这条交通要道。因吐谷浑统治者曾接受南朝刘宋国的册封——“河南王”,其国也被称为“河南国”,故这条从位于青海湖畔的吐谷浑王都伏俟城出发,经贵德、同仁,进入甘南,经若尔盖草原,再从松潘城顺岷江河谷而下,经茂县、灌县,抵达成都的这条道路,被称为“河南道”〔14〕。“河南道”成为南北朝时期开辟的一条新丝绸之路,即以成都为起点,至青海伏俟城,然后再西向到鄯善、且末,进而通往亚欧各地。《南齐书》卷15《州郡志》明确记载: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条丝道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的北段绕开了中央王朝的管辖区,而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域内展开;其二,它的全程基本上是溯岷江而行;其三,其沿线的民族多为少数民族,如湔氐、蚕陵、冉马龙、白马、邓至等”〔15〕。当中原的汉、唐两朝政权对西域能够有效管控的时候,北方丝绸之路能保持相当的畅通,成都通过长安或者洛阳连接上北方丝路,进入“外面的世界”。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的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路线受阻,避开河西走廊的“河南道”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好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而且是北通柔然的唯一道路,虽曲折遥远,却安全可靠”〔16〕。成都的蜀锦也正是通过“河南道”运往吐谷浑、柔然(突厥),再经由他们的商人转手销往西域和亚欧等国。另外,此一时期,不仅是成都的蜀锦产品,还有来自南朝各地的各种商品也大多经由成都,从河南道踏上北方丝绸之路,销往亚欧等国。同样,来自亚欧等国的商品也大致是沿着这样的路线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先是在成都集散,然后再分销到西南、江南各地。河南道成为魏晋南北时期,以成都为枢纽,连接中国内陆地区与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线。

(三)在丝绸之路上活跃的群体除了商人外,还有官方使团,南北朝时期成都在沟通东南政权与西北各民族政权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长安——河西走廊——西域这条丝路主线畅通时,中原王朝与外国的政治外交主要是在长安、洛阳等城市进行。但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丝路干道受阻,前凉政权和“河南国”等西北地区的政权与南朝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南朝也多派出使团前往西北地区,其交通路线多是以成都为中心,经河南道来往。相关史书也有大量记载。如《南齐书》卷59《芮芮虏》记载:“芮芮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升明三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期共伐魏虏”。《资治通鉴》卷129则明确记载:王洪范即是从河南道出使西域:“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因而此一时期,无论是南朝的使团,还是西北各政权的使团都是以成都枢纽,或东南而下,或西北而上,进行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都成为连接西北“河南道”和东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枢纽。通过对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并不是单线式的,而是由多个交通线路相互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节点城市除了长安、洛阳、敦煌以及西域诸城外,还有西南的中心城市成都。汉唐时期,成都作为丝绸织品的主要原产地,支撑着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其丝绸产品不仅在和平时期经过川陕道运至长安,再运至西域,被商人们带向世界各地;同时来自欧亚大陆的域外产品和文化也通过着这个交通网络进入成都,然而再向成都平原扩散,并进入到西南各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朝战乱年代,当河西走廊交通受阻后,成都则通过河南道与西域等地区仍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线的原点,从而使丝绸之路贸易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得以保持而以曾中断。

三、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

今人 所称南方丝绸之 路,即古人 所指的“蜀—身毒道”,是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的一条陆路重要交通线,总长2000多公里,在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之前便已存在,是古代中国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之一。“蜀—身毒道”的出现,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早期蜀地的丝绸即曾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20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成都地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早就有着经济、文化往来。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经研究这些实物是来自海外异邦。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海贝,不排除是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舶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类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17〕。广汉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齿贝,“据生物学家考证,此类齿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18〕。另外,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古蜀国其实很早便与域外通过“蜀—身毒道”发生联系。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蜀身毒道”应在西汉以前就开通,商业贸易往来已具备一定规模。秦并蜀后,蜀太守李冰曾“开僰道、通文井江”,开始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派“常頞略通五尺道”。五尽道即成都通往今云南的重要交通要道,此条道路的开辟促进了成都与今云南、印度等地的经济联系。据《史记》载,张骞向汉武帝奏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三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19〕。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汇报,随即派出密使前往四川、云南考察,准备打通一条以成都为出发点通往云南和印度的商道,虽然这个计划因云南地方势力的阻拦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得到一个信息,即在云南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20〕。据考证,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地方的迦摩缕波国〔21〕。这表明蜀地与南亚诸国很早就有商贸往来,蜀商在此一时期相当活跃。汉武帝时,汉王朝不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交通开发,据《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曾先后令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通西南夷道”。“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22〕。元封二年(-109年),汉武帝现再次派军从成都出发,分东西两路,进入今云南地区,“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此役汉军大胜,汉王朝相继在西南地区设置牂牁、沈黎、汶山、武都等郡,从成都出发的“蜀—身毒道”可直通洱海。汉孝武帝时,置雟唐(今云南保山)、不韦(今云南施甸)两县,开通了洱海至中缅边境的博南道,官民可“通博南山,渡兰沧水、耆溪”,直抵今缅甸边境。东汉时期,中央王朝为有力地控制西南地区和这条外交通线,于永平十二年(69年)设立永昌郡(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至此,博南道、西夷道、南夷道三条干线连成一线,全面开通,“蜀—身毒道”中国境内的道路,从民间开发的商道开始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官道,成都与“西南夷”地区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由此促进了沿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1938年,有人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的核桃园荒冢中,发现了数十枚五株钱〔23〕。1979午3月,考古工作者在大理洱海东边的小岛上出土了一罐古钱币,内装双五铢钱13枚,另有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钱币共332枚〔24〕。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发现有汉代中原的货币,充分证明在汉代中原与云南存在贸易活动,因而成为“蜀—身毒道”存在,商品经济并较为活跃的一个证据。唐代,“蜀—身毒道”仍然持续发展,骠国使团献乐的队伍就是沿着“蜀—身毒道”,“自羊咩城西至永昌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南至乐城……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犀利城七百里……至骠国(指都城)……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罗国……西至摩羯陀国”〔25〕,献乐使团到达大理后,经成都到达唐都长安。

目前有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每当中央政府力量增强时,南方丝绸之路的通畅就得到保障,而当中央政府力量薄弱时,交通和贸易就会受阻。但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保护,不仅为了经济目的,更重要的还有政治目的,拓展疆域,加强统治,稳定边疆,成为中央政府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汉代以后,历朝中央政府都积极地采取多施来保证该交通线的畅通和发展。成都作为西南大都会,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桥头堡”。成都的发展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与管理,有利于开发西南边疆,促进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边疆的稳定。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中,除了中央和各级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外,作为贸易主体的商人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或滇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尽管历经无数的变乱,以逐利为目的商人群体依旧维持这条道路的畅通,使其不至于衰落。如东汉时期,汉王朝一度因北方匈奴边患严重,“专力事匈奴”,无暇兼顾南方,于是关闭了蜀郡边缴,但是商人们为利之所趋,经常“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6〕。《三国志》亦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27〕事实上,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在汉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使得四川地区能不断地与云南以及东南亚地区诸国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官方使者和民间人士,“沿南方丝绸之路把汉族先进的农具、农耕技术、种桑技术、农作经验等带到了中缅边境,后来,这些技术再南传到缅甸等地”〔28〕,对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中国道教正是从成都通过“蜀—身毒道”,传播到南亚,并对印度佛教密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而西亚、中亚一带的动物造像艺术文化在东汉时期也对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大型石兽造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都、雅安等地区出土了为数较多的东汉“天马”造像画像砖和画像石等就是很好的证明〔29〕。有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与汉帝国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开发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族与羌氐、旄牛、南夷这样一些具有很强流动性的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因素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常常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达到极为广阔的空间”〔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项目编号:12AZD0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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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9日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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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巴蜀文化的国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