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理论研究

成都东进战略对成渝经济区的意义与策略建议

管理员

2017年12月25日 12:00

王光龙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第5期

成渝经济区地处四川盆地腹地,自古就是中国大一统中央王朝重要的经济支撑。在中国当代区域经济版图中,成渝经济区是继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渝经济区地处中国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发展战略的空间交汇点,是引领中国西部发展、提升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增强中国西部地区综合实力与推进中国西部内陆区域全面小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但是对比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带,成渝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差距甚大。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水平、单位土地产出、产业创新发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都全面处于较落后水平,没有完全体现成渝经济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地位。成都东进战略的制定与强力推进,不仅可以全面带动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快速发展,而且可以极大促进并全面提升成渝经济区的发展进程。

一、成渝经济区城镇空间分布的先天缺陷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城镇就始终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与联结纽带,城镇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并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可以极大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反之则可能严重制约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近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东部地区,直接导致了中国东部城市的繁荣、经济发达与中国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与欠发展。国外如墨西哥,由于片面过度发展首都墨西哥城,导致首都墨西哥城的恶性膨胀与全国其他地区极度发展滞后,严重影响制约了墨西哥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工业化后发优势,逐步在中国中西部进行现代化产业与新型城镇布局,使成都、重庆、西安、贵阳等城市迅速转变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同时带动发展出了钢城攀枝花、汽车城十堰、航空城汉中等重要的现代产业城市,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

成渝经济区自然禀赋优良,人力资源丰富,城镇分布密集。但成渝经济区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与形态质量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成渝经济区的现代化发展。

1.农业型城镇占比过大

城镇是农业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有农业充分发展,能提供超过农业从业人口自身所必须的食物之后,非农产业才有可能诞生出来。因此在人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城镇的空间分布结构总是与农业生产的服务半径需求相适应,笔者称这种城镇体系为农业型城镇。农业型城镇是服务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城镇,其典型特征就是缺乏现代工商业生产能力,商业形态是集市贸易,交通半径通常以步行1小时为常态,四小时为极限。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气候与耕作技术差异,直接决定了人口密度。兼之自然的河流与起伏山峦的影响,使不同地貌状况下的农业型城镇规模与密度存在极大差异。[1]

成渝经济区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自古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产品输出基地之一。因此,成渝经济区的城镇分布先天地适应于四川盆地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从现实状况看,成渝经济区的城镇至今仍然严重受制于传统型农业的影响,绝大部分城镇没有完成从农业型城镇向现代化工商业城镇的全面转型。

2.骨干城市产业不发达与功能重叠

成渝经济区自古就是发达的小农经济区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城镇分布众多。由于远离沿海,多山与丘陵起伏,导致现代交通体系发展严重滞后,影响并制约了成渝经济区城镇的现代化转型。与此相适应,成渝经济区的骨干城市基本上分布在较大型的河谷冲积扇的开阔平坝地区,但由于这些骨干城市缺乏更广阔的现代化产业城镇做生产与消费的市场支撑,直接导致了成渝经济区的骨干城市难以形成植根深广的产业规模化积聚,使成渝经济区的骨干城市难以发展出具有市场领先水平的优势产业。客观地看待,应该说成渝经济区的骨干城市都认识到了产业欠发展是自身发展的严重短板,都试图大力发展产业来突破发展的瓶颈。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成渝经济区骨干城市的产业发展并未达到理想的预期,更多的情况是这些骨干城市的发展定位出现功能重叠,进入互相之间的恶性竞争。例如,成渝经济区的骨干城市几乎都坚称要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都把物流中心作为发展重点。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城市希望流动的物从何而来?最后结果多是物流园区遍地开花,园区内却是门可罗雀。

3.城市群功能衔接断裂

良好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产出,稠密的人口规模,催生了密集的成渝经济区城镇群,为发展成渝城市群经济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但是由于河道走向与丘陵区山地阻隔,使成渝经济区的城镇之间很难实现理想的城镇空间距离分布。许多城镇由于自然与行政区划的影响,使城镇的区域经济功能难以发挥。例如,成都与遂宁南充之间,空间距离已经大大超过了理想的城市之间一小时经济圈,成都与遂宁南充之间200公里内出现了明显的产业发展断裂,[2]从城市群经济发展角度看,它们之间理应布局一个规模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承接二者之间的产业延伸桥作用。

类似的情况在成都与巴中之间,南充与广元之间,成都与重庆之间,乐山与西昌、攀枝花之间。

二、成都东进战略的成渝区域经济效应

成渝经济区是以成都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为龙头增长极的城市群经济区域,成都重庆的两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直接影响着成渝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进程,也对成渝经济区充分发挥国家对其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作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成都东进战略可以有效缓解成渝之间的城市

绵延带的空间断裂根据城市空间体系的断裂点公式测算,遂宁南充是成都重庆之间的最佳衔接城市,但遂宁南充与成都之间距离太大,有明显断裂带。为了弥补遂宁南充与成都的城市空间断裂,理想的位置应该在大英县设立一座5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产业城市,但大英县的地理条件先天不足以支撑大中城市,只能继续向西延伸。成都的淮口镇完全具备填补成遂南之间地理空间断裂的条件。成都东进战略把淮口镇规划为100万规模人口级别的淮州新城,这里有良好的现代制造业基础,有水源充足的沱江河畔,有发达的农业,人口密集。

与此类似,成都东进战略规划的龙简新城,简阳新城,天府国际空港新城都具备相应的城市空间断裂填补功能,可以明显增强成都向东向南的辐射功能,极大填补了成渝经济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共振距离。

2.破解成都大城市病,科学推动成都城市的永续发展

龙泉山脉是四川盆地中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区的一道天然屏障,自古以来经济与城市发展基本上以这一山脉形成分割,造成成都平原开发过度,环境资源承载力不足,而川中丘陵区始终发展滞后,现代化水平严重落后于龙泉山脉以西的成都平原区域。

2016年,资阳市下辖的简阳市划归成都市代管,为成都“东进”战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拓展机会,成都在行政辖区内可以沿龙泉山脉以东区域由北向南布局淮口新城、龙简新城、简阳城区、天府空港新城等城市绵延带,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拓展了充足的空间。

据初步统计,龙泉山东侧成都行政辖区内面积约2672.26平方公里,金堂县、简阳市的国土开发强度分别为14.13%12.48%,明显低于成都平均水平,未来可以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足够的承载能力。

成都东进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成都在过去的中心城区之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承载地,可以科学地优化和拓展成都的城市空间,为解决成都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困扰,推动成都城市永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3.为成渝经济区丘陵区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丘陵区地形地貌是成渝经济区幅员最广的区域,不仅面积占比最大,也是人口占比最集中的区域,这些区域也恰好是成渝经济区欠发达区域,迫切需要现代化产业城市的强力带动。

根据成都东进战略规划,未来成都辖区的龙泉山东侧,将成为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工业增量的主要空间拓展区域和现代产业聚集地。目前该区域已经布局了成阿工业园、淮口工业集中发展区、龙简新城、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等产业城镇,工业用地布局合理,初具规模。

按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产业规划,天府国际空港新城重点发展商贸物流、研发设计、信息金融等高端服务业。龙简新城、简阳城区、淮口新城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打造“成都制造”的主战场,成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成都东进战略从北向南分布了淮口新城、龙简新城、简阳城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四座百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南北贯通约50公里,与成都平原区域的城区共同形成新城市的双核之一,龙泉山脉成为大成都的中央公园。成都东进战略的实施,将成都的人口总规模提升到2000万元上规模,其经济社会辐射范围与能力都将成倍增长,成渝经济区的丘陵区域成为成都东进战略的城市高产辐射范围,为这些区域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成都东进战略的主要机遇

产能过剩、区域失衡、大城市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每个区域与城市都同时面临着这些问题的现实挑战。挑战与机遇从来是相伴而生的,成都的东进战略也不例外。

1.宏观政策机遇

成都是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也是国家认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承担着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当前形势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经济带经济带战略是提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战略了,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

为破解以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人口密度过大等大城市病,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中国中央政府推出了跳出城区建新区的雄安新区模式。成都东进战略很好地借上了这一战略东风,为成都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地理空间与政策机遇。

2.产业革命的机遇

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以智能化、大健康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全速推进。成都为了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得到相应的竞争优势,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成都东进战略基本上是在工业欠发展区域展开,完全可以越过传统产业革命的梯次顺序,利用后发优势,在新的地理空间下直接进入产业革命的前沿领域。[3]

成都东进战略规划的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布局就体现了充分利用产业革命机遇的理念。

3.区域发展进程的机遇

成都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城市面积、农业品保障、气候条件、科教文卫等方面,还是文化积淀、历史传承、国际影响、交通便利等方面,都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特别是与国际同类型的一流城市相比,成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成都的区域发展客观上要求成都必须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产业水平,改善人居环境。

成都东进战略很好地体现了成都区域发展的内在发展逻辑,既有外延扩张、也必须加大内涵发展。东进战略很好体现了这二者的有机结合。

四、成都东进战略的对策建议

成都东进战略是顺应时代的伟大战略,也是成都进一步履行国家中心城市职能的科学举措。但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夜实现,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始终保持科学的态度,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1.东进战略的城市规模效应对策

淮口新城、龙简新城、简阳城区、天府空港新城是成都东进战略的三大城市组团,虽然三大城市各自组团都规划了约100万人口规模,但要真正达到合计约400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的规模效应是需要成都东进战略认真研究应对的。比如,四大东进组团从南到北约50公里,每个组团之间都有20-30公里的空间距离,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分布。因此,成都东进战略的四大新城如何发挥出城市规模效应需要创新规划,科学连接,一体化融合发展。在交通方面轨道交通,免费的高速公里都应该做为四大新城的基础设施配套。否则极可能出现孤立的四个工业园区,难以发挥城市规模效应。

2.东进战略的城市产业对策

成都东进战略承担着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创新引擎的使命,意味着四大东进新城必须高起点发展现代化产业,智能制造、信息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临空产业等是东进战略的产业重点。

但客观看待东进的产业现实,四大东进新城产业基础仍然薄弱,制造业龙头企业缺乏,原材料配套服务不足,产业工人聚集度严重不足,新城远离传统城区,生活配套短期难缺环较大,高素质人口聚集存在较多困难。这些都需要发展东进战略产业认真研究与科学应对。

3.东进战略的城市生活对策

成都东进战略的四大新城,远离成都传统城区。最近的淮口约有40公里距离,天府空港新城超过了70公里距离,这些都表明东进战略的四大新城更类似于城市绵延带的卫星城。它们很难直接分享传统城区的生活服务设施的溢出效应,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城市配套生活设施。

四大东进新城必须坚持产城一体的发展思路,形成独立完善的生活配套半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功能,快速形成人口聚集,发挥经济增长极的极核功能。

参考文献:

[1]王光龙.成都市小城镇建设的调查分析——兼论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路径[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5(6).

[2]王光龙.论成渝经济区的区域经济节点问题[C]//川渝合作论坛论文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社,2009.

[3][]迈克尔·波特,陈小悦,译.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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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5日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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