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由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组成。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创性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 同年 10 月,习主席在出访东盟时提出了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两个构想共同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当今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 各国面临的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高速增长 ”已成为过去时 ,“中高速增长 ”成为了主旋律 ,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加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就成为了时代要求。
“一带一路 ”的提出给沿线区域经济体带来了诸多机遇 ,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为区域发展战略转型提供了契机。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国土面积最大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区域,资源禀赋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空间很大,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锦上添花。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哪些重大机遇和挑战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回顾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成果进行梳理,试图将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分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一带一路 ”倡议的机遇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诸多机遇,为此,很多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 赵天睿(2015)[1]20、雷德雨(2016)[2]和安树伟(2015)[3]2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注入了新机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塑、过剩产能的化解、基础建设拉动内需提供了新机遇。 有学者从公共产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黄河(2015)[4]139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日美欧经济停滞背景下解决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不足问题的新思路。张茉楠(2015)[5]指出,“一带一路”为我国国际地位实现由地区性向全球性转变提供重大机遇,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重构起到关键作用。毛艳华(2015)[6]则认为,为世界经济治理输出公共产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着眼点,这体现了中国积极承担全球经济治理责任的地位,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全球经济治理理论。
2.“一带一路 ”倡议的挑战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众多,但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不可小觑。 为此,很多学者从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万喆(2014)[7]、刘海泉 (2015)[8]、于津平 (2016)[9]69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面临大国政治博弈 、个别国家政局动荡 、恐怖主义威胁等多种政治安全挑战。 董红(2015)[10]、廖萌 (2015)[11]、徐念沙(2015)[12]则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面临投资贸易风险。 闫衍(2015)[13]和霍伟东(2016)[14]则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力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主权信用不高导致信贷风险逐渐累积,这种金融风险形成了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约。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视角有创新,如黄河(2015)、张茉楠(2015)和毛艳华(2015)等,但其他机遇表现得较明显,不需要深究就易得出,并且除了袁新涛(2014)[15], 很少有学者对可能存在的国内风险与挑战进行研究。
三、“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1.机遇之一 :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我国西部地区包括渝、川、黔、滇、藏、陕、宁、甘、青、疆、蒙和桂十二个省区市和恩施、湘西两个自治州。 沿海地带的率先开放让诸多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 同时拉大了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而对外开放时间的先后与水平的高低所造成的开放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强弱可以部分解释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对外依存度是一国(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 从表 1 可以看出,西部整体对外依存度和全国平均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东部相比差距更大;从表2 中可以看出 , 西部所有省区市对外依存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川渝,其他省区实际利用外资均不足 50 亿美元,处于低水平,并且西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总体偏低。 这足以说明各省区开放程度较低,以开放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不显著。 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落后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分布不均衡和西部地区区位差异(张军,2014)[1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17]”。西南地区的“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得该地区成为我国对东盟国家开放的门户,东南亚次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安树伟,2015)[3]3”,而且推进与东盟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多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这为西南进一步深化与这些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重大契机。
西北地区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 “桥头堡”,“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强化了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这为西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
注:此表中“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其中西部含 12 省区市,中部 6 省,东部 10 省市和东北三省。
数据来源: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2.机遇之二 :
贸易往来促进过剩产能调整投资和出口支撑中国经济度过了 30 多年的黄金增长期,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企业投资激励的扭曲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刺激[18]导致的产能过剩相继出现在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2016 年中国钢铁 、煤炭 、水泥 、成品油加工以及尿素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65.4%、67%、75.2%、69.1%和 44.8%[19], 明显低于欧美国家认为的“79%~83%”的“合理区间”[20]。 以四川为例 ,2015 年钢铁和煤炭产能利用率为 61%和 56%,产能严重过剩,攀钢面临的困境就是典型。“一带一路 ”沿线包含 66 个国家和地区 (含中国 ),涉及人口约 46 亿②,已经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长 、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其覆盖区域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资源互补性强(赵天睿,2015)[1]21”,沿线国家多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优势各异、供给与需求互补性强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欧美国家消费疲软导致中国出口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
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催生并壮大了区域间的产能合作,既弥补了承接国的产能不足, 又减少了转移国的过剩产能。 西部地区钢铁、水泥、煤炭、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可以通过与中亚、西亚、东盟、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在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实现转移。 “一带一路”提供了西部地区与中亚、西亚、东盟、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开展更大范围的贸易合作的契机,从而为西部地130区过剩产能的调整提供了机遇。
3.机遇之三 :
推动改善区域发展失衡格局“先富带动后富 ”、优先发展东部等偏向性政策带来的中国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尽管听到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等政策福音,但前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使得这种失衡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观,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推动改善区域发展失衡格局:
首先,需要改变西部长期在区域垂直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西部地区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为东部输送了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资本, 造成了区域不平衡的加剧。 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点区域,强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为实现产业转移,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改变其不利地位提供了重大机遇;其次,需要增强城市群的区域增长极作用。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处于“一带一路”的关键区位,丰富的资源禀赋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正在完善的交通运输网将吸引更多的区外要素聚集,有利于城市群发挥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对改善区域发展失衡格局形成重大利好。“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更为流畅的要素流动渠道、发挥以城市群为载体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最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了契机。
四、“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1.政治环境欠缺和平与稳定
安定的政治局面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不稳定威胁会带来更大的投资收益不确定性抑制了投资增长和外商投资规模 (董志强,2016)[21]。 “一带一路 ”沿线的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 、社会动乱和战乱当中。中东地区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社会动乱不断发生、西亚的卡塔尔遭遇“塌方式”断交危机[22],在这些动荡的国家里,执政者当务之急是要维持政局稳定,对长期性收益项目的兴趣并不浓厚。 如果缺乏沿线国家(特别是节点国家)的响应与支持,“一带一路”就难以畅通,即使得到了这些深陷动荡国家的支持,但其不安与恶劣的政治环境对“一带一路”的长期畅通形成了巨大挑战。另外,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存在领土领海主权的权益之争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 “南海问题”虽已渐趋淡化,但其“悬而未决”始终是政治环境稳定的“隐患”。 持续一个多月的 “中印对峙”因为印度越界事件而陡然升温,中国各部门对此先后严厉发声[23],印度的“一意孤行”、“恣意妄为”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这些关于领土和领海主权的政治博弈势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造成极大的破坏。 比如,印度的侵犯我国领土行为必然影响西部各省区市与印度在经贸上的合作。
2.文化认知差异的广泛存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本覆盖四大文明古国的全部区域 ,各国文化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差异明显。 西方倡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价值观念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成了利益之争,正如 19 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利益论,但其倡导“人之初,性本善”,并且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是必然的,社会福祉最大化是其共同目标,按此逻辑,“国际经济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利益可各方均沾共享(王国刚,2015)”[24]。 东方的道教 、佛教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差异亦甚大。 各国文化的明显差异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协调与分享上产生分歧。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政策制定圈层是信息的主要掌控者,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语言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等问题,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误解和质疑。 美国一些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类比,认为其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地缘政治再定位并且比“马歇尔计划”更有雄心(Shannon,2014[25];Michele,2014[26])。印度部分学者则赋予了 “一带一路”更多的安全因素,其认为中国提出该战略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二是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军 事 力 量 (
尤 其 是 海 上 力 量 )崛 起 的 担 忧 (Gurpreet,2015[27];Teshu,2015[28])。 国内学者则对 “‘一带一路 ’是否经过严密的论证和成本—风险分析,以及可能出现的‘大跃进’”产生了怀疑(翟崑,2015)[29]。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 ,民族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3.项目投资收益率难以保证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高需求,但这些需求大多属于无效需求,即有意愿但无支付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收益获取慢的特征,民营企业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函数使得其投资热情较低,并且沿线国家和地区无法保证其政治环境安稳,因此,投资收益率就难以得到保证。除了基建,“一带一路”其他项目大多也带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的属性(黄河,2015)[4]142,如环境保护 、疾病防治等 ,虽然带来很强的正外部性,但也无法摆脱“收益低、周期长”的特性。除了民营企业投资兴趣较低之外,“商业性金融对‘一带一路’项目到底有多少积极性,目前不得而知。即便商业性金融愿意投资,但高企的利率也不是‘一带一路’项目可以承受的(高伟,2014)[30]”。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 其财政压力的大小会影响这些项目的投资规模和进程,而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31]。 这些不利因素给“一带一路”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因而其投资收益率难以保证。虽然利用国内投入在周边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促进西部地区出口和部分化解省内过剩产能,但受制于多种因素,这种完全依赖各地区内资源的国际化经营未必是最有效率的投资方式(于津平 ,2016)[9]69。 西部地区地形复杂 、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 ,与平原相比,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要高得多,收益回收规模和时间难有保障。
注释:
①西部地区的两个自治州由于处于中部省份,为了方便统计故纳入中部地区统计。
②根据“一带一路”网统计数据计算所得,https://www.yidaiy-ilu.gov.cn/datasearch.htm?1#country_macro 。
作者简介:程润华(1993-),男,安徽安庆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