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论选摘 理论研究

新的工作形式造就了越来越强烈的时间紧迫感

赵庆秋

2018年10月24日 02:34

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行坤
澎湃新闻

 

  但瓦克曼并没有对经济气候和不稳定状态展开论述,当然也没有论述工作形式变化所造成的时间感的转变。瓦克曼用“在过去5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来反驳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所提出的美国人过度工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劳动时间差别甚大。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欧洲的国家政策,因为欧洲比美国更为平等,更是因为相较于美国,欧洲劳工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因此欧洲劳工所争取的“我的”时间要多于美国劳工。正如肖尔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我所称之为的‘长工作时间’。最终之所以能夺回闲暇,是因为工会和社会改良家们展开了漫长的争取更短工时的斗争。”事实上因为德国工会的强大,他们正在争取将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缩减至28小时,其诉求之一是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而美国则显然因为工会力量的衰落,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劳动者则明显过度工作,缺少闲暇。

 

  瓦克曼写道:“工作性质、家庭构成、关于抚育子女的观念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所有这些与技术变革的共同作用让我们感到世界在加速”。如今,随着离婚率的提高,单亲妈妈越来越多。另外,随着国家的退出和社会福利的紧缩,再生产的任务完全落到核心家庭或单亲家庭头上,而家庭内的无偿劳动则主要落在妇女头上,这就造成女性相较于男性的时间紧迫感。另外,现在对孩子的(过度)关注的确造成了父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品质时间”的后果,这也造成人们闲暇时间的缩水。再者消费主义的浪潮将大部分劳动者都裹挟其中,人们通过消费去制造幸福的幻象,然后再拼命工作以维持收支平衡。正如肖尔所指出的,长时间地工作,长时间地看电视,大肆购物,拥抱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不会增进幸福感,反而会让人变得抑郁、焦虑。这些要素在瓦克曼的书中都有详细论述,但作为工作社会学家,瓦克曼对于当下工作性质的转变却着墨甚少。而在我看来,工作性质的转变是造成劳动者时间紧迫的最关键要素。

 

  瓦克曼的确通过引用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来指出长期稳定雇佣关系的终结及其对人格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详细分析具体是什么样的终结。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确立所产生的雇佣的不稳定化,即不稳定阶级(precariat)的产生。他们没有稳定安全的工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有的只是少得可怜的工资和自己难以认同的工作身份。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指出:“全球的非正规工人阶级(与贫民窟居民有交叉,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约有十亿,这让其成为地球上增长最为迅速、史无前例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群体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拥有瓦克曼所说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自由不仅意味着免于贫困的自由,而且意味着掌握时间的自由,在朝不保夕的工作的驱使下,他们不能不感到时间上的紧迫。

 

  另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各种各样网络平台的出现,企业抛弃了传统的雇佣方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派任务(如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优步、Facebook等)。这样企业不需要与劳动者缔结任何劳动关系,它们只需要发布任务,然后等待合适的人来竞争获取并完成任务。这种新时代的计件工资形式一般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种工作形式看起来很美好,好像劳动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像个企业家那样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从事零工经济的主要是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待并且竞争企业平台所派发的任务,而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而因为他们不是企业的员工,因此也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有组织预测,到2020年美国全职就业将会变得稀缺,超过40%的劳动力将是自由职业者、合同工或临时工。

 

  在不稳定雇佣的背景下,劳动者很难分清工作时间与“我的”时间,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工作任务的内容,因为他们总是在焦急地等待任务,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关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学者,瓦克曼在最后的部分强调了如何正确对待家务劳动以及数字技术。但瓦克曼只是提及了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利用,形成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零工经济就是当下新兴的剥削形式。如果我们想要夺回更多的闲暇,那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从而提出更为激进的时间政治。

 

  瓦克曼似乎接受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只想保卫这40小时之外的“我的”时间不受侵犯。但作者忘记了在美国30年代曾经出现的争取30小时周工作时间的运动。事实上,工人运动从最开始就在争取更短的工时,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庭和社区以及自我的发展中。从根本来说,争取更短工时意味着解放,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来说。马克思也将“工作日的缩短”看作是“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历史学家亨尼卡特(Benjamin Kline Hunnicutt)考证了另一个被遗忘的“美国梦”:逐步削减劳动时间。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曾经是比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美国梦更高的梦想。

 

  瓦克曼的结论没错,数字技术的确不是造成现代人时间紧迫的元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技术所处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但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获得时间主权,那就必须削减工作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工作时间不断渗入“我的”时间,获得时间主权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不稳定劳工时刻都要担心或者操心工作。

 

  但这根本还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作者在书中提到,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另外,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即在工作时间之外可以无视工作电话或者邮件。但是对于那些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来说,断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随时处于在线状态以接收任务。他们无法控制工作的日程和内容。这种工作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有学者和活动家主张用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rperativism)来代替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合作主义的根本在于这个平台必须由依赖或参与平台经济活动的成员集体所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掌握自己的工作日程和时间。

 

  当然,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职业都要消失,其中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岗位,如记者,律师,医生等,剩下的工作将寥寥无几,而且的确呈现出极化的趋势:高收入且能带来成就感和意义感的工作越来越少,低收入且只能带来挫败感的工作越来越多,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零工。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应该尽可能消灭后一种工作形式,同时对前一种工作进行更为普遍的分配,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像凯恩斯所预期的那样,每天只需工作很短时间,但又不必担心失业的前景。这是诸多“后工作”理论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荷兰等国家也在实践这种分享工作(work-sharing)的形式:每人都有工作,每人都少工作。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不仅仅意味着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同时也意味着更民主的工作场所、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劳动分配。这是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也是当下的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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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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