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论选摘 理论研究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

赵庆秋

2018年10月24日 02:35

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行坤
​ 澎湃新闻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不仅仅意味着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同时也意味着更民主的工作场所、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劳动分配。这是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也是当下的大政治。

 

  随着“后工作”(post-work)思想的方兴未艾,对工作时间、工作与闲暇、工作与生活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凯恩斯于1930年所发表的具有预言性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乐观地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满足人类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时(100年以后即2030年),人类“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在凯恩斯看来,那时人类可以广泛分配所剩不多的工作,每周工作15小时就足以同时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工作愿望——凯恩斯将这种工作愿望称为劣根性。

 

  时间已来到2018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物质和闲暇都极大丰富的时代吗?就物质来说,全世界某些地区的匮乏依然触目惊心,但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已经享受到了丰富的涌现;就闲暇来说,反而是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行色匆匆,深感时间紧迫。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进步的巨大悖论。

 

  作为研究时间利用、工作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专著,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的《时间紧迫:数字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加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自然也提到了凯恩斯的预测,并且其主要目的就是解释,为何先进的数字技术没有能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而是让我们更加感到时间紧迫。但时间紧迫真的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造成的吗?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时间上的紧迫感吗?如何看待技术对人们的时间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如何才能慢下来,享受高品质的闲暇,从而享受真正的自由?瓦克曼的这本书将工作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及女性主义熔于一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一、时间紧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现代都市中的居民最为常见的抱怨之一就是“忙忙忙!”。现代技术如各种自动化机械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省了我们的劳动,为何我们还辛劳不已,无法摆脱亚当的诅咒(the curse of Adam)?前文所引凯恩斯所说的劣根性原文即是“the old Adam”,指的是人类不得不劳作并忍受劳苦的命运。尤其是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似乎进入全面加速的时代,原本线性的钟表时间趋向于消失。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甚至发明了速度学(dromology)来解释人类所面对的加速化世界,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瞬时的时间(instantaneous time)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等。

 

  这些概念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加速社会。的确,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交易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伴随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而伴随着交通网络的发展,人和物的移动更是超越了日千里。因此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变快,因而就感觉繁忙不堪。但是难道技术不是会节约时间的吗?因此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闲暇吗,为何会感到更加的匆忙?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

 

  但我们的闲暇真的变少了吗?瓦克曼通过数据指出,自“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减少,其实还有所增加。但为何人们还是感觉时间紧迫?当然,对时间的感受本就很主观,人们可能在量上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但如果在享受闲暇的同时还要担心工作内容或者家庭事务,这也会造成时间紧迫的感受。因此,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瓦克曼解构了太过概括性的时间紧迫话语:男性在家庭内的劳动时间要少于女性,对家务在精力和情感上的投入也弱于女性,这当然造就已婚已育女性在时间上更加紧迫的后果。

 

  当然,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家庭空间不也自动化了吗?洗衣机,微波炉,烤箱等家用电器不是大大节省了我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吗?的确,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很多原本属于家务劳动的活动都被社会化和商品化,如制作衣服、养殖家禽家畜、酿酒、腌菜、甚至于做饭,以至于很多社会学家认为家庭只存在消费功能。但是家用电器依然需要有人操控,这就产生了很多额外的活动。另外,像准备饭菜,照料老人与孩子的活动依然属于劳动和时间密集型的活动,无法被机械化,也无法加速,大多时候都是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另外,当下文化对于卫生、对于与孩子相处的“品质时间”(quality time)的重视都让家庭活动的内容有增无减。尤其是对单身母亲来说,她们可以说是时间紧迫感最为强烈的群体。

 

  因此当我们说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要分清不同群体——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精英与大众——所面对的不同时间体制。换言之,时间紧迫感是一种多维度的现象。

 

  时间或者说钟表时间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有着紧密关联。正如芒福德(Lewis Munford)所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都是根据自然节奏以及上帝或者神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作息。关于这一点不得不提E.P.汤普森的经典研究《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中,这也是瓦克曼非常重视的文本。农民会根据自然节气来安排农时,欢度比现在多得多的宗教节日,而教士则会根据教堂的钟表来安排每天的活动。因此有论者认为圣本尼迪克特的信徒们及其严格的工作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奠基人。

 

  汤普森所指出,在农业社会,时间标志法曾被描述为任务导向(task-orientation)。完成这种任务不需要计时,农民有活就干,无活就歇,因此也就没有“生活”与“工作”的区分问题,因为工作完全是自主的(前提是不至于土地荒芜而颗粒无收)。最后,与需要计时的(工厂内的雇佣)劳动相比,这种劳动不慌不忙,毫无紧迫感,甚至显得浪费时间。因此前工业社会并不需要精确的计时工具,不需要那样分秒必争。

 

  在韦伯看来,作为入世禁欲的新教滋长了现代工作伦理,从而也确立了现代的工作社会和工作意识形态。新教徒不再通过神迹或巫术来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所拣选,他们的标准更为客观,那就是在禁欲的前提下勤劳致富。因为所有禁欲的新教教徒为了确认自己的“恩宠状态”,无法再借助任何巫术—圣礼手段、忏悔赦罪或个别的虔敬善功而获得保障,最终只能诉诸自己的行为举止。最终就是“着眼于彼世而在现世内进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财富,于是劳动或者做工(如《约翰福音》94所说,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就成了绝对命令。任何对于时间的浪费,如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绝对是应该加以道德谴责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虽然未曾听闻,但其背后的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教徒的懒惰有损于上帝的荣光,现代工人的懒惰则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对此汤普森写道:“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必须有所利用,必须销售掉,使用掉;劳动力白白地‘消磨时间’(pass the time),这是一种错误。”

 

  于是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工作伦理越来越成为一种虚假意识,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无法从工作中得到财富,更不要说拯救了。工人会通过怠工与造反等方式反抗这种工业生产方式,于是作为驯服工人机制的工作意识形态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会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有赖于各种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在高兹(Andre Gorz)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之为工作社会(work-based society)。在工作社会中,作为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的时间当然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即创造财富和剩余价值。因此所谓的时间紧迫悖论也就很好理解:一天二十四小时要在(“我的”)自由时间和(由老板所支配的)工作时间进行分配,前者必然不断为后者所侵占或者殖民。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生产力如何发达,资本总是要剥夺越来越多的劳动,而不可能主动削减劳动时间,满足于已经极大丰富的生产。在《资本论》和《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论述均是从穆勒的一句话开始的:“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这个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缩短工作日,而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抽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瓦克曼没有注意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所造成的劳动时间的不减反增,这无疑是巨大的盲点。

 

  《时间紧迫》指出,在过去5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事实上,在19652010年,当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感觉匆忙的时候,他们的自由时间其实在增多(第6465页)。那问题就来了,时间紧迫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而且主要是工作女性尤其是工作的单身母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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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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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作形式造就了越来越强烈的时间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