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论选摘 理论研究

论文写作三部曲之一:选题

赵庆秋

2022年07月15日 02:38

姚洋
爱思想网作者专栏

不要做游牧民族式的学问 

选题三部曲中最重要的。怎么做选题?在我看来,千万不要做“游牧民族式”的学问。年轻人因为发表压力很大,所以往往哪儿有数据、哪儿有新奇的点位,我就做什么研究。到最后,别人问你是哪个领域的,对哪些问题有深入研究,你或许只能回答:没有,我只有发表。过一段时间回头看,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哪个领域都不是权威。

对年轻人来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领域非常重要。只要你在某领域发表三到五篇文章,别人就会认可你。这个领域再有动向时,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你。这样你才能在学术圈里建立自己的声誉。

做学术是有共同体的,发表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有没有发言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教育部在“破五唯”,即坚决克服高校在人才培养、职称晋升中所存在的“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倾向。有些人表示反对,觉得这样一来就没有标准了。我非常赞同“破五唯”,在我看来,“破五唯”就是正确的矫枉过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发表量虽然上去了,但没有多少建树。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话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 

要选好题就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有些人觉得历史上那些大师的作品流传千百年,我们现在还在读,如果那些作品针对的是当时的问题,肯定无法流传这么久。这个解读是错的。

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回应他本人所在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宣称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维持万年,这是不可能的。

孔子、柏拉图、洛克、马克思,他们都是在回应自己的时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是。近期的宏观经济学家,如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也是为解决美国当时的滞胀问题才出现。凯恩斯更是如此,他正是想为大萧条找到解决办法才创立的所谓“凯恩斯经济学”。所以学术大师都是在回应自己所处时代最急迫的问题或在现实中观察到的重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追逐文献不是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在北美和欧洲有大量的学生,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留学生,每天都在苦思冥想、追逐文献,试图找到更好的研究方向。我们身处中国,这方面的优势显然不大。

反过来看,中国的实践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为什么不去研究?比如宏观经济学,现在的理论创新越来越少。然而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世界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国的实践里挖掘出一些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素材,最后形成理论。 

在我看来,好的问题有两点:

1.对改造或者理解中国有贡献。简单说,就是对中国有用。你生活在中国,如果你做的学问对中国没有用处,我觉得你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青春。人要活得有一种归属感,我们通过学术来参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应有之义,社会科学家尤其如此,人文学家也是一样。

2.你的研究对经济学文献有所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研究中国,倘若你的研究对推进文献的发展没有贡献,只不过是他人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那也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做经济学研究,一定要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国有用,一个是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

3.如何找到好的选题

1)新的理论构想

怎样找到好的选题?最好能有新的理论构想,但既使是新的理论构想,也要有现实支撑,在此基础上抽象现实,发现新的benchmark(基准)理论,这是最高境界。例如,“阿罗不可能定理”“科斯定理”都是这样。

“阿罗不可能定理”主要从反面入手,即如果经济决策符合四个条件,那这种决策就不可能符合个人理性。

阿罗之所以从事这项研究,主要因为其所处的社会正在兴起社会选择理论。经济决策是否可行?这引起阿罗的关注。“阿罗不可能定理”并不是说经济学不可行,因为这是在四个限定条件下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现实是如何工作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恐怕都是违反了该理论的假设,才可能进行经济决策。

关于“科斯定理”也存在很多误解。既然有了科斯定理,那产权的归属就不重要了。科斯自己也曾说过,我的理论就是一个benchmark,只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没有交易成本,同时产权可以清晰定义的情况下,产权的归属对于经济效率才没有影响。科斯也强调,“科斯定理”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指出什么不可能,它好比一面镜子,对照来看就能知道现实中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能起作用。

在理想状态下,制度安排并不重要,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由于交易成本太高、产权定义不明晰等原因导致。

即便是“科斯定理”这样的benchmark理论,仍然要有的放矢,要解释现实中发现的情况。

“科斯定理”并非凭空而来,是科斯在为美国无线电波频道做咨询时悟到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也是科斯在美国调研时发现的。我们中国学者的优势就是观察中国,在此基础上提升出具有普适价值的理论。例如,从中国经验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那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论。作为青年学者,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的特殊性里发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 

研究文献

我不反对研究文献,我认为青年学者更应该阅读文献。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熟悉自己领域里的文献,还要跟踪这个领域里的新文献动态。研究文献可以拾遗补漏,发现理论的不完备之处。比如诺思提出“有效制度变迁假说”,但它会不会总是发生?以这一点为突破口,你就可以进行一些深度思考,随后有可能找到相应的理论。比如,如果完备合同是不可能的,委托-代理关系将如何改变?就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可以生发出很好的理论,最后还获得诺贝尔奖。

通过读文献,可以扩大视野,发现新的理论。我强烈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相关领域的文章。比如看看经济学里其他领域的文章,或者看看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文章,这些都会给你带来帮助。例如,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把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简称MM定理)应用到国家层面,提出了货币的股权说。 

2)解释一个“谜”或“意外”

如果提出新理论构想比较难,也有一些其他的捷径,比如解释一个“谜”或者“意外”。

“谜”指的是从现有理论出发,逻辑上无法找到答案的经验发现,如“李约瑟之谜”。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技术,他提出一个疑问,即发展技术就应该有科学,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这么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这就是“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们沿着“李约瑟之谜”的逻辑继续提问,激发了很多人投身研究之中。比如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中国有何增长之谜?中国存在腐败,为什么经济仍然快速增长?这其中肯定有正向激励,这正向的激励是什么?能不能由此产生一个新理论?这就是“谜”。

“意外”就是benchmarking,指和现有理论预测相左的经验事实。比如汇率是名义价格,一般认为它不会影响实际汇率,因为还有国内价格、国际价格等其他因素发挥平衡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或地区采取固定汇率?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固定汇率,这说明固定汇率有用。因此,上述国家和地区采用固定汇率的做法就相当于一种“意外”,既然有意外就需要给出解释,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新颖。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做理论的捷径,关键需要从现实中不断发现这种“意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青年学者可以注意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3)应用现有理论解释现象

更多的时候,我们用现有理论来解释现象,以此检验现有的理论、前人没有检验过的理论,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学方法。现在中国人做的最多的是应用微观计量学进行研究,即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解释现象,并用数据做出证明。

例如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否降低了农民信教的概率?”首先需要弄清楚一般人为什么信教。信教者一般都会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因此宗教都会对来世有所描述。正是因为来世不可证伪,很多人才会相信。倘若农村地区引进合作医疗,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因此大大降低,生病之后有保障,老百姓对未来也可以少一些焦虑。这样一来,农民信教的概率是否会降低?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能找到比较好的数据加以研究,一定可以出一篇好文章。 

哪些是不好的选题 

一是修改别人模型的假设,这是年轻人特别爱犯的错。别的学者做出一个理论模型,其中的假设不能随意修改,否则可能导致整个模型土崩瓦解。此外,修改假设后的一系列推导也很有可能产生错误。

二是生套理论模型。不管模型是否适用,拿起来就用,这样肯定行不通。

三是“稻草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曾有一本杂志向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什么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有人认为是马料,即马吃的稻草。在这些人看来,没有马料,人们就不可能养马;如果没有马,欧洲人就不可能战胜北方的蛮族,也就不可能有欧洲文明。

这一论断乍一看没毛病,我们也知道,欧洲文明的进程是从南向北逐渐推进,但马料真的如此重要吗?我看未必。只要养马就会知道马需要什么饲料,自然而然会想到搭配马料,这是一种职业本能。在我看来,很多年轻人做学问都是“稻草学问”。诸如此类逻辑上看起来成立,但在现实中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问题,只做回归分析的经济显著性也比较低。这种学问没有太大价值。

四是为了研究中国而研究中国。此类研究一般仅描述中国的现象,并不考虑其研究可能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何种贡献。

五是缺乏政策含义的经验研究。此类研究的特点是:方法好、做得好、成果发表也很好,但就是缺乏政策含义。比如有人做了“测度配置效率”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得很好,很多人就跟风研究。这种研究不能说没用,至少可以知道中国的配置效率还有多大改进空间。但我认为更好的研究应该是如何改进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想要发现好选题,需要学会联想。青年学者要学会多种联想,从现实到理论,理论到现实,要学会构建一个经济学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做经验研究的学者,找到一个X,再找到一个Y,接着就跑回归,跑完之后再回头来解释。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纯粹是在跑回归。一旦Y确定了,就换不同的X继续做;或者X固定下来,把Y换一下,这样可以出好多篇,甚至是一个系列的文章。

在我看来,既然决定做研究,就要做点有经济学含量的,有经济学逻辑推导的研究。如果青年学者或博士生不能完成这一跨越,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就尚未入门。缺乏经济逻辑和理论支撑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经济学有理论大厦,这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区别。我知道现在很多青年学者喜欢跑回归。“跑回归”的门槛很低,读完本科就能做到,但如果读博期间仍在跑回归,那博士阶段接受的学术训练意义何在?即便是“跑回归”,也需要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否则跑出来的回归也没有意义。

还有一些年轻学生不喜欢参加学术会议,其实参加学术会议的好处很多,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文章中获得联想和学习动力,不仅要学习别人的研究方法,还要学习如何发现和界定一个问题,进而跟进一个领域的发展。 

中国研究的陷阱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研究存在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跟随式研究,即用中国的数据把文献里已有的成果复制一遍,做一些边际上的改进。二是讨好式研究,即刻意迎合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暴露出中国“不好”的一面,以此获得更多发表机会。

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学问,必须要学会设立自己的研究议题。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大家都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建立中国自己的议题确实有难度。作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的理事长,我正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只有整个经济学界一起努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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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15日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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