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从而加快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信息化,而农村的信息化必须努力缩短城乡之间的“信息沟”。在当前,开展有关“信息沟”的研究和探讨缩短“信息沟”差距的对策,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息,作为一种“社会水泥”,是社会的黏合剂,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信息社会里,信息也是一种财富,是能够带来新的财富的一种手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存在着差异,在使用媒介和接受信息上也是不均等的,这就产生了“信息富有”和“信息贫困”的两极分化,由此而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传播学中所谓的“信息沟”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乃至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和农民接触大众传媒和获取信息的条件较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善,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我国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差距在使用媒介和接受信息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反过来又成为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据统计,我国每千人每日平均拥有报纸量为150份,其中城市每千人拥有报纸量为394份,而农村每千人拥有报纸量却只有79份;虽然我国已有电视机用户3.7亿户,受众人数达到11亿人,但是在农村仍有几十万个自然村属于广播电视覆盖的“盲村”;我国城乡之间网民数量及普及率差异更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05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人数已达到1.11亿,网民普及率达8.5%,其中城市网民大约有9168.6万,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却占有网民总数的82.6%,普及率达16.9%,农村网民的总规模1931.4万,在占全国58%的人口却只有17.4%的网民,普及率仅为2.6%。根据传播学家松伯格关于“信息沟“的假说,大众传播虽然对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前者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就会产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老沟未平、新沟又起的现象,使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不但在信息和知识的拥有之间,而且在财富的拥有之间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是什么原因造成和拉大了这条横在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信息沟”呢?
首先是由于城乡尚存在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这些年来我国的农村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其富裕程度从总的来说还远远赶不上经济发达的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经济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带来社会交往的差异、接触媒介的差异、传播技能的差异和学习知识的差异。报纸是一种较“经济”的媒介,但需要读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并需要有一定的交通条件以便能及时投递,这恰恰是许多农村和农民不具备的;互联网络方便快捷,但除了需要信息基础设施外、购买电脑、上网等需要一大笔费用,对知识水平、传播技能等也有很高的要求,难以在农村中普及;电视机对知识水平和传播技能要求不高,容易在农村中普及,但除了基础设施跟不上外,购买电视机对一些贫困户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表明,受众接触大众传媒的动机不仅受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需要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群体归属关系等社会动因的制约。特别是对那部分还没有从温饱问题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农村和农民来说,“大众”传媒确实还只是一种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
其次是由于城乡在传媒资源上分配的不合理。从政治属性看,我国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代表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对媒介的传播权、接近权以及信息的知晓权上,城市和农村理应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从经济属性看出,我国的大众传媒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为全体人民所有,为全体人民服务,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城市和农村理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然而长期以来,在使用媒介的权利上和在传媒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却存在着极不合理的地方。我国几乎所有的传媒机构,包括报社、杂志社、电台、电子视台、网站都集中在大中城市,所有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发射塔、光纤光缆、网络设施、发行站点也都优先考虑城市,在传媒资源的分配上城市和农村出现了严重失衡。再看农村、农民媒介使用的情况: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而农业期刊仅187种;报纸2000余家,而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下属的“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于1984年,现在仅有50多家会员;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有4%。同样是刚入学的儿童,但城市居民的孩子与农民的孩子在接近和使用媒介上从小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条件是造成农村和农民信息贫困的内部因素;那么,传媒资源在城乡不合理的分配则是造成农村和农民信息贫困的外部因素。
再其次是由于新闻传媒办报(刊、台)指导思想的偏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新闻传媒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被突出其宣传和教化的功能,传媒的运作基本上不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传媒作为文化产业逐步进入了市场,完成了从宣传纸到新闻纸、实用纸的嬗变。传媒以市场为取向,通过满足社会对信息传播的多层次需要来争取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不仅是不可非议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条件下,传媒也有可能迷失方向,因为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忘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以社会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在办报(刊、台)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偏离。如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媒体、包括不少“主流”媒体,堂而皇之地把服务对象定位于“主流”人群,即所谓包括公务员、专业人士、白领阶层和个体工商业主在内的“强势人群”,而过去我们曾经依靠的广大农民,却成了被媒体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反映在报刊版面和广电频道上,那些以白领、金领、“成功人士”、“新新人类”为对象的专刊、栏目令人目不暇接;那些攀富、斗富、比眩、比酷的内容产品叫人眼花缭乱,而反映广大农民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来自农村和反映农民的愿望、要求和呼声的声音却越来越弱。这种大众传媒在受众和市场分层上的地区和身份歧视,不能说不是我国城乡“信息沟”加宽扩大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乡“信息沟”的问题不仅引起了新闻传播界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建设新农村从根本上就是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全面推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努力缩短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让九亿农民过上更加宽松的日子。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为城乡“信息沟”的缩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但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还需要全党全国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内必须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 加大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
早在“十五”规划中,我国就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正在制订的“十一五”规划中,又把信息化列入十大发展目标之一。信息化离不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今后“把国家建设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的原则,国家将切实加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政策、资金、人力、物力方面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老少边穷地区卫星电视接收及转播站点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工程、无线通信的3G工程、“三网合一”工程,件件都是缩小信息鸿沟、消除信息贫困的“民心”工程。国家还应在电视接收设备、家用电脑、数字或有线电视收费上对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农民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实行价格优惠,以推进现代传媒在全社会的普及,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传播机会。按照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大众传媒在新技术的扩散过程的每个环节中都发挥作用,而新技术的产生和扩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城乡之间的“信息沟”将会逐步“合拢”,城乡在传媒资源上分配将会趋于合理,农民个人的社会机会将会迅速扩大,而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将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二.确立为“三农”服务的指导思想
2005年11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常务会议上要求各部门要明确自身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调整工作思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迈出有力的一步。新闻传媒是建设新农村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缩短城乡“信息沟”上担负着义无反顾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传媒要端正思想、调整思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的观念。无论是报纸版面上还是电视屏幕上,要更多地反映来自农村和农民的愿望、要求和呼声,帮助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勤劳致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我国绝大多数传媒集中在大城市,办“农民报”“农村台”的往往是城里人或已“洗脚进城”的农村人,从城里人的立场和视角看农村,写出来的文章、拍摄的节目,让农村人看了后总觉得不太像。因此新闻工作者要坚持“三贴近”,改变作风、深入实际,学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审视和思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在新闻传播中变过去单向的由点到面的旧模式为双向的平等交流的新模式,让农民有更多的传播权和话语权,克服信息传播中的不对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人总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可能有效的统一,其实就信息产品来说,农村是一个远远没有被开发的潜在的大市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媒体一定能在满足农民多方面需求中获得社会与经济双重的效益。
三.加强对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获取、分析和传播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或者说“媒介使用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一个传媒人所必须的,而且也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所必须的,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需要学会通过不断增加的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来选择、理解和整理思想和信息,通过平面的、电子的文本来传情达意。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说:媒介文化已经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学会生存”。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媒介的使用能力,城乡“信息沟”的形成与市民与农民在媒介素养之间的差距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仅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接收设备等“硬件”的改善是不够的,还要有媒介尤其是新媒介使用知识和技能等“软件”的普及,否则,缩短城乡“信息沟”只能是一句空话。加强对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从“媒介扫盲”开始,要通过新闻传媒、各级各类学校、培训班等方式来组织农民进行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加强对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还必须从青少年抓起,通过义务教育教会他们掌握和使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使接受“媒介启蒙”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必要和必须;加强对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教育,还需要新闻、文化、教育等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通力合作,把其纳入到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去,提高到培育造就一代新型农民的高度去认识。我们相信,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我国城乡之间的“信息沟”连同在经济、文化的差距将会不断的缩短,最后被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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