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能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就成为能否坚持抗战直到胜利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经济建设进行了诸多可贵的探索,剖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系统阐述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根据地社会性质的分析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的力量十分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中国土地广大,经济落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尤其是日本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在经济上,就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并存决定了当时社会性多元性和复杂性,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最重要的是没有帝国主义经济的统治,没有半殖民地性质,其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性质有几大特点:第一,在经济上实行了节制资本、保护工商业和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使工商业和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二,在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在文化上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为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
1.“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空前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再加上华北地区连续的自然灾害,1941至1942年根据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号召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做《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方针是以“经济决定财政”为理论依据的。毛泽东指出:“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这就阐明了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领导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领导、发展生产的具体方针,主要有“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与此同时,为了既保证财政收入有稳固的来源,又不至于加重群众的负担,民主政府采取了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提高群众实际收入的方针,对边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普遍改善了生活,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政策
由于根据地一般都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区域,人民生活以自给自足为主。且当时战争所需要的最大供给是粮食问题,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农业生产是壮大根据地经济的主要途径。因此,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第一等任务,是发展整个经济的先决条件。毛泽东要求各级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上。这一方面是从当时形势出发,力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从长远目标着眼,使农业的发展与抗战救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党和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必须是发展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移民政策,实行农贷政策,奖励开荒、推广植棉,实行农业累进税等八项发展农业的具体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使解放区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自1939年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重视工业建设,创办了一些公营企业。边区政府和银行通过大量投资和贷款积极支持工业建设。边区政府还十分重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公私并进,公私两利”的原则,提出“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等政策,强调要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供应企业的繁荣,使根据地工业建设蓬勃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解放区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了促进商贸业的发展,边区政府也采取了建立领导商贸的组织机构,调整公营商业,发展合作商业,保护私营商业,实行灵活的外贸政策等举措,使公营商业稳步发展,合作商业发展迅速,私营商业得到相当发展,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促进物资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繁荣和发展,给边区经济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
3.组织起来,集体互动发展生产的途径
抗战时期,由于根据地农业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加上受封建地租的剥削,造成了农民的长期贫困和落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实行劳动互助。毛泽东指出: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劳动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他还指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落后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非常需要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农民习惯的传统互助方式进行了改造,变工队、扎工队等各种农民自愿组织的劳动互助组织在根据地大量涌现。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劳动人口总数的24%,山东根据地占20%,太岳区占10%。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有效地节约了劳动力,合理地利用了土地、畜力等资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针对1943年前自上而下的合作社中农民权力缺乏和主动性不够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及时的纠正,对合作社的规模以及劳动互助的领导的选拔进行了规定,这样就将传统的互助协作方式改造成了新型的农业互助组织。在合作社的分配标准上,既以劳动力作为分配的依据,也以资金、牲畜、农具作为分配的依据,极大地调动了富裕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劳动互助组织不但在数量上有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内容上和组织上也都发生了变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实践经验。
4.战时财政经济政策;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时局和国情,采取灵活性原则适时地调整了经济政策,在财政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主张,要求“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与此同时,还确定了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通过对时局的分析,于1938年10月在中共 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的十大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做斗争。第二,有计划地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部分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改善工厂管理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一切摊派。第六,征募救国公债、公粮,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允许被隔断的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十大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体现了根据地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迫切要求,对组织和发动广大根据地人民参与生产,克服困难,支持抗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弄清这一问题就可以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谬论,同时也可以澄清当时党内的思想混乱,以达到统一全党认识的目的。为此,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和纲领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确立。
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后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由三部分组成: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同时,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条件下,也允许封建地主经济的存在。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这四种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提出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民生计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即凡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经营;对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大资本、大企业,必须采取没收、剥夺的办法,将其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还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因此不是要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允许其在城乡的存在和发展。关于合作经济性质,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组织,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要的。
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
毛泽东从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抗战时期,为了团结各阶级抗战,并不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减租减息,并保护地主土地私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顺应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并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
3.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步,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也有别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的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
综上,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的理论逐步全面和系统化,涉及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涉及到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