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担“在新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之国家战略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9月29日挂牌运行以来,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和推进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和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深化金融领域开放与创新,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法制和政策保障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试验,初步形成了一批经验和制度创新成果,一些经验已经在全国复制和推广。2016年以来,中央领导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要继续成为扩大开放“破冰船”、深化改革“掘进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2013年9月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2015年4月公布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提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一些总体目标,比如“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等。2015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3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用整整一篇描述了“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要务,就是对接国家开放新战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开放实践,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开放。这既是已有的先行先试任务的深化和延续,又是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对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发展。
中国现有的自贸试验区,除了一些共性任务以外,还有一些特色性的、有明显针对性的任务。比如,广东自贸试验区承担了“促进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任务,天津自贸试验区承担了“努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外开放新引擎”的任务,福建自贸试验区承担了“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任务。
作为最早设立的自主开放的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没有明确主要的对外开放针对对象。但从溯源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最初启动与中美BIT谈判有密切的联系;从上海已有的比较优势和投资贸易的基础来看,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双向投资和贸易的最主要对象;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贸区的要求来看,应该学习和对标以美国为首构建的,包括TPP、TTIP、TiSA等在内的高标准投资贸易新规则。①
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可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作为主要对象国。而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步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战略侧重可以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框架下进行前瞻性设计。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演进和解读。刘建飞(2014)②和余南平(2014)③都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普通大国之间,或普通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而是特定地指向崛起大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问题。袁鹏(2014)④指出,由于中美两国战略实力、战略态势、战略基础和决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中美两国需要积极、稳妥、理性和务实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巍(2015)⑤分析了习近平主席阐述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三个层次,以及与之对应的低、中、高三个层次的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美关系战略协调研究”课题组(2014)⑥提出,从中美交往的历史看,战略谅解的余地总是存在的,谅解总是与斗争相伴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框架需要厘清和完善。尹京子、秦立志和焦健(2015)⑦则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及进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不同解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挑战以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和前景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张颖和次仁白珍(2015)⑧介绍了美国智库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几种不同观点,分析了中美智库对这一概念存在分歧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是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分析。宋国友(2015)⑨提出,中美两国经济结构都正在进行再平衡,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的竞争态势越发明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两国要注重通过利益置换以形成更为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美关系战略协调研究”课题组(2014)⑩提出,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影响,应通过务实合作,提升两国经贸关系的合作水平。李晓、裴祥宇(2015)(11)指出,近年来中美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并不意味着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发生。由于贸易和投资,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国经济联系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平稳降低态势。项卫星、王冠楠(2015)(12)提出,中美经济曾经长期处于生产—消费的消极依赖状态,并强化了两国经济的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经济开始“再平衡”,这将赋予中美经济互补性之新的涵义,也是中美经济向积极依赖方向发展的推动力。
第三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合博弈。张春(2014)(13)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实际上是亚太地区公共产品比较优势结构转变的体现。而陈绍锋(2016)(14)则指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动向,使传统稳定的“二元格局”正在走向“二元背离”,很可能打破亚太地区的均衡;对此,中美两国必须谨慎管控,降低风险。杨帆(2014)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一环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并把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基本拉走的制度性歧视做法,体现了美国“ABC”(Anyone But China)战略。刘威、陈继勇(2014)(15)提出,TPP与RCEP的参与方存在利益冲突和目标差异,协议约束力和一体化标准不同,谈判推进的原动力和“主导”目标有差异,导致二者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竞争性。
而熊李力、刘丹阳(2015)(16)指出,TPP可能加剧中美战略分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必然转变为现实,同时在贸易层面和投资层面则存在可能的兼容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滕等(2014)(17)提出,中美之间应该进行双边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CHUSTIA)的可行性研究;这个协定将对中美两国间的整体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将推进中美两国的经济改革进程,还可以为推进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两条路径的融合提供一种可行的现实途径。李罗莎(2015)(18)也提出,中美应共同推动FTA构建,通过FTA来加强经贸关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安排,进一步提高相互依赖水平,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奠定基础。
而关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大意义。龚雄军(2013)(19)、裴长洪(2013)(20)、陈爱贞和刘志彪(2014)(21)、王新奎(2014)(22)、张幼文(2014)(23)等都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同时以开放倒逼改革的重要试验,对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目标内涵、重点领域、影响与意义等进行了阐述。邢厚媛等(2016)(24)、郭晓合等(2015)(25)、刘超等(2014)(26)都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对中国应对TPP、TTIP和中美BIT等的重要意义。
二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的整体介绍和评估。肖林等(2014)(27)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框架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陈林和罗莉娅(2014)(28)、王孝松等(2014)(29)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效应;肖林等(2015)、孙元欣等(2014)、江若尘等(2014)(30)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情况进行了评估;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度和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
三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具体领域制度创新的分析。比如上海工商局课题组(2014a;2014b)(31)、杨峰(2014)(32)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商事登记制度、企业年报公示制度、综合监管制度等具体的制度创新;丁剑平等(2014)、汪川等(2014)、李露(2015)、罗素梅和周光友(2015)(33)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与创新;沈国明(2013)、郑少华(2013)、周汉民(2014)(34)等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法治领域的制度创新。
四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思考。王战(2016)提出,今天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单兵突进的时代,自贸试验区这样的制度性改革,必须依靠系统集成才能修成正果。张湧(2016)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的重要使命,就是强化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内外投资者、企业家在上海自贸区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赵晓雷(2015)提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三个维度,继续将制度创新作为主体建设任务深化推进的主线,以功能培育为引领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以及创新试点对接国家战略的制度平台。
综上所述,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自贸试验区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而本文将在这个方向上力求有所突破。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由中方首先提出。(35)经过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的元首会晤、2014年奥巴马总统访华、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等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和交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日益清晰。虽然美国国内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不少人对这个概念还心存疑惑和顾虑(36),但总体上,从2010年至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逐步由概念向实践转化。中美现在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不再拘泥于如何表述这个概念,甚至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用这个提法,而是积极、理性和务实地思考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开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不对抗、不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之一就是要打破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和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37)“不对抗、不冲突”需要“战略性互相依存”来保障。中美之间战略性互相依存已经形成了四大支柱(达巍,2015)(38),分别是核力量为终极制衡的武力均势,已经达到“互相确保摧毁”程度的经济依存关系,两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包括气候、能源、反恐等在内的全球性共同威胁,以及中美日益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39)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关系复杂性明显增大。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已经并将继续增强,而且正从经贸关系延伸到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次问题。未来,中美之间小摩擦不可避免,总的趋势还会增加。但只要战略性互相依存没有削弱甚至得到加强,双方就会主动避免大规模或终极性的对抗和冲突。因此,从战略上看,要实现“不冲突、不对抗”,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战略性互相依存关系。
其次是“互相尊重”,核心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作了四个方面的界定:一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安全;二是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三是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得到尊重的“普世”价值;四是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2009年7月,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在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时曾对中国核心利益作过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这个层面上,中美双方存在“互信赤字”。王缉思和李侃如(2012)(40)提出中美双方“战略不信任程度的提高可能将不可避免”,“如果战略不信任以当前的速度较快增长,那么不可避免地将对所有相关方面造成极高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产生对立关系的自证预言,使双方在所有方面基本上都是零和博弈。”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41)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已经对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形成全方位挑战,中美两国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展开了全面的、正面的博弈。两国在战略和安全上的“互信赤字”也开始外溢到经济领域,使得双边经贸关系呈现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趋势,同时也加剧了两国在亚太地缘经济上的竞争。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承认,TPP有边缘化中国的意图。(42)
中美“互信赤字”形成的原因,很多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互相尊重”比“不冲突、不对抗”的难度要大。推进“互相尊重”,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求同存异,包容互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对话、沟通、协调和合作机制,通过充分的信息沟通和长期的交往互通,互相了解和学习对方社会的观念与制度,缓解猜疑和不信任,争取更密切的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在具有战略竞争的领域,坚持渐进主义的路线,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底线、规则以及约束双方行动的机制。(43)当然,从长远和根本上讲,中国要赢得美国的尊重,还是要靠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来争取相应的谈判地位和话语权。
最后是“合作共赢”。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和中美的互信合作,不仅将使两国和两国人民受益,而且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2015年9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就强调,白宫视美中关系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滕2008年开始提出G2(两国共治)的概念,并得到布热津斯基(2009)和基辛格(2009)等的呼应。(44)中美两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1/3,中美两国贸易值在全球的占比超过1/5,中美两国高水平、高质量的合作共赢将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中美经贸合作受阻甚至倒退,就会重创两国经济,也会把全球经济带入衰退。近年来,中美在环境、气候、反恐、新能源、地区事务(比如朝核、伊核、乌克兰等)等众多领域面临共同挑战,开展了一系列的务实合作;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很多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中美“合作共赢”更大的空间则是在国际治理体系和公共产品体系正经历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所提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然,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层次问题,因为这个过程漫长而崎岖。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但一方面美国需要时间和事实来接受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现实和趋势;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时间和实践在参与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建设中提升自身的软实力。
中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要坚持正确方向,也要一步一个脚印,积水成渊、积土成山。(45)
三、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其中的战略定位及前瞻
承担着“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要求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46)战略重任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的重点显然应该侧重于针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而在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创新的进程中,应该且完全可以衔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相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衔接可把以下几个领域作为战略重点:
1.巩固现有对美经贸交往优势,提升对美经贸关系的水平和质量,为深化和提升中美战略性经贸依存关系作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元首会晤时提出,“经济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奥巴马总统也指出“双方确认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重要性”。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的“压舱石”。
据中方统计,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同比增长0.6%,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据美方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980.7亿美元,同比增长1.3%,占美货物贸易总额的15.8%,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美方统计,2015年中美双向投资存量已超过1500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资774.7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六大外资来源地;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已遍及美国44个州,创造了8万多个直接就业机会。(47)中美经贸的相互依存确实已经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比较优势在于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2015年,上海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8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比上一年提高0.6个百分点,达11.4%;排名前三的进出口对象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值分别为5764.1亿元、4602.3亿元和3097.6亿元;其中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为5050家,较2014年增加820家,进出口值占全市的26.4%。(48)截至2015年8月末,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突破500家,其中美国企业设立的地区总部最多,达150家,占28.7%;其中,落户浦东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35家,占45%,而落户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地区总部达到185家。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外投资便利化的措施使其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越来越重要的平台。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中资境外投资总额达到56.21亿美元,超过了截至2013年底的历史累计总额;2015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共办结境外投资项目636个,相当于2014年149个项目的4.3倍;排名前三的中资境外投资目的地是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49)
目前中美经贸合作正面临重大挑战和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原先的生产—消费型的国际分工关系发生了变化,(50)中美两国都开始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美国着力推进“再工业化”,希望实现先进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和回流,以促进国内就业,减少进口;大力实施出口促进倍增计划;积极吸引国外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等。2008年金融危机、产业空心化,加上不断涌入的移民压力,使得美国的中下层群体利益受损。这次美国大选初选中透过“特朗普现象”凸显了这些群体的焦虑乃至愤怒,出现了本土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无论谁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民粹主义有所妥协。(51)中国则致力于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能级的提升;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和自主创新的发展等来弥补人口、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的消退,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变;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等。从未来趋势来看,中美传统的货物贸易的增速将延续近年来已经持续走低的趋势;(52)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有望逐渐得到扭转;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将继续相对下降,而对华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则将继续相对上升;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增速将有明显提高。同时,中美双边投资也将延续再平衡趋势。按照现有的增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宋国友,2015)(53)。
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中传统的互补性仍然存在,但演进的趋势是边际递减;由于各自国内经济再平衡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也不断涌现,存在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经贸合作的巨大空间;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也趋于增加,加之安全化和政治化因素叠加,如果应对不当,就有可能使经贸关系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成冲突点或摩擦源。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利用制度和措施的创新优势,巩固现有的在中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应进一步深化和集成已有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变政府供给导向为企业和市场需求导向,变纵向条文导向为横向综合解决问题导向,加强部门间的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将现有的碎片化的、“蜂窝煤”状的便利化措施加以整合、贯通,让企业有真正的获得感。应在完善监管的同时,将目前在有限范围试点有效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时间和成本节省、程序简化、效率提高。应以新加坡的TradeNet系统为标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让更多的功能能够通过高效、便捷的电子平台实现。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通关一体化的便利程度,及时总结经验,促进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54)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积极探索和试验,开拓对美贸易新领域和新模式。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外,还应利用现有的政策空间,加大力度探索生物医药、软件信息、数字产品等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利用现有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平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平台功能,完善对外文化贸易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文化版权贸易、艺术品贸易、印刷品对外加工、文化装备贸易等。通过完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和知识产权社会参与机制,优化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推进上海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发展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打破跨境电子商务的垄断,通过建设便捷高效的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为各类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一站式”公共产品和特色服务,同时促进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转型升级;深入研究TPP关于跨境数据传输、数字产品交付等的条款,为应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升级版作好相应的准备。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深化投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拓展中美双向投资的领域和深度,提升中美双向投资的能级。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进一步拓展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的功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来自美欧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充分发挥综合性的制度创新优势和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的包括美资跨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总部将其功能从原来比较单一的市场运营中心功能拓展提升到市场运营中心、研发中心和资金运用中心“三位一体”的复合功能。以张江空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将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贸易便利化措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直接延伸至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时积极探索保税研发的监管新模式,支持区内企业承接离岸研发在内的服务外包,以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区内新设研发中心或将其地区总部增设研发中心功能。应及时总结张江空服中心的经验,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探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桥片区和陆家嘴片区进行复制。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深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革,在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境外融资和集团内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化,支持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区内设立资金运用中心或将其地区总部增设资金运用中心功能。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便利化,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企业和资本对外投资,特别是对美投资的国际化平台。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境外投资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不断拓展上海自贸试验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整合金融创新开放政策,吸引多层次金融市场主体参与,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的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还应对接国际惯例,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争取跨境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税收减免政策尽快落地,降低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成本。
应有序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配套“51条”和新“40条”政策的落地,(55)加快推进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和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吸引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参与,提升金融市场配置境内外资源的功能。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在总结沪港通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研究。
总之,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巩固和发扬现有对美经贸交往优势,顺势而为,深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改革和创新投资贸易监管模式,开拓对美经贸新模式,积极参与高水平、高质量的中美新型经贸关系的构建,为深化和提升中美战略性经贸依存关系作出贡献。
2.对接和服务中美BIT谈判,为中美“互相尊重”开辟法律化、制度化的机制保障
目前,中美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已经存在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等在内的90多个对话和合作机制,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袁鹏,2014)(56)。中美同时又是联合国、20国集团、WTO、APEC等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为两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争议与纠纷的磋商、调节乃至仲裁提供了平台和途径。但是中美之间在政治、经贸的主要领域还缺乏含有实质性内容的双边正式协议,以及争议解决强制执行的机制。
因此,中美双方正在积极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就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历史上,还没有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达成过类似的协定。中美高水平双边投资协议的达成,将可以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清晰的投资问题解决的整体框架和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投资领域“互相尊重”的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可预期性和透明性显著增强。并且,中美BIT的谈判本身就体现了“互相尊重”的特点,双方都彼此承认和尊重对方的正当利益,不可把己方利益凌驾于对方利益之上,更不可以牺牲对方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宋国友,2015)(57);自2015年6月第19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后,双方已经多次交换了各自负面清单的改进出价,这体现了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以利益置换方式达成高水平协定的务实的市场化理念。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诞生与中美BIT谈判有着直接的关联。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直接促进了中美BIT谈判自2013年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版和2014年版“负面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BIT谈判的负面清单出价提供了支持。虽然2015年版“负面清单”由商务部牵头制定,在全国四个自贸试验区通用,但上海自贸试验区仍然可以继续为中美BIT谈判作出重要的贡献。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及时对负面清单和开放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已开放产业压力测试的结果。从已有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调研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产业开放后都有项目落地,对本国产业也没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但还有一些产业实施开放措施后迄今还没有具体项目落地。这就需要展开深入分析。如果是由于区域范围有限或商务成本过高等问题,则相关的产业开放就要放到更大的地域范围或更合适的地域内展开才能得到有意义的测试结果。
服务业开放是中美BIT谈判的重中之重。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扩区,自贸试验区的企业、产业和业态更加丰富,因此可以在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电子商务等领域争取更多的有序扩大开放的试验,对接和服务于中美BIT负面清单的改进出价。
从现有公开的信息来看,中美BIT在投资领域的标准基本相当于TPP相关条款的标准。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要结合中美BIT谈判,加强对TPP的研究和试验准备。上海自贸试验区要研究TPP提出的环境、劳工、竞争中立、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原产地要求、知识产权、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等高标准规则的核心内容;要研究TPP针对不同成员的具体条文,尤其是深入研究针对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的负面清单和其他特殊措施;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应在做好风险防控预案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在TPP的一些核心领域,比如环境、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先行先试,率先形成有意义的压力测试结果。
当然,上海自贸试验区还需要着重探索和完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或长或短,都只是列出了不符之措施。但对中国更大的挑战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核心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管理理念,以及事前审批取消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对政府从治理理念,到权力职能、组织架构,再到环节、程序等,都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乃至重构的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应更大胆地先行先试,探索和积累经验。
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强力推进中美BIT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在已有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的力度,为促进中美BIT的达成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为中美BIT达成后的管理模式变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3.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联动,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作硬实力和软实力“双提高”的排头兵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最重要的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虽然中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趋势产生共振,进一步放大了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袁鹏,2014)(58)。而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之一,在于美国还没有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大国地位没有应有的尊重。要获得别人的尊重,不能靠施舍,根本上还是要靠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的提高。
上海在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硬实力方面承担了重要的战略任务。上海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上海承担着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战略。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他要求上海应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应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联动。
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发布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要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建设面向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大力促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201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方案》,具体措施包括:深化体现市场导向、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型体制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面向全球集聚高能级创新机构、创新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发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优势,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技术和知识跨境双向流动,建设国际化、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跨境流动制度,创建国家级人才改革试验区。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积极协助中央部委和上海市,尽快制定推进自贸试验区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联动的实施方案,尽快制定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联动的实施方案,同时全力推进已有联动方案的实施和落实;应在与“四个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的联动建设中,注重制度创新与制度集成、功能创新与功能集成,完善经济整体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通过经验的及时总结、复制和推广,产业、功能和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促进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率先发展,促进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59),他认为软实力区别于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治国理政的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新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重大实践。(60)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为国家战略的推进做了成功探索,为我国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提供了有益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经验、摸索规律。应发挥管委会和浦东新区政府合署办公的组织优势,在一个完整的政府层面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系统集成;应以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为契机,主动探索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市场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有机结合,同时探索实现多维治理的协调匹配、便捷合作;积极探索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和规范化,营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借鉴和运用现代化、网络化的治理手段和技术,优化政府组织架构,不断提高治理效率。
4.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加快总结提炼制度性成果,为完善“合作共赢”的国际治理提供制度和规则公共产品
中美在经济、安全、环境等诸多领域已经开展了共赢的合作,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多赢”的贡献。未来,中美除了在实务层面拓宽和加深“合作共赢”以外,更重要的是以“合作共赢”对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目前,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顾虑颇多,担心中国挑战其领导地位,因而设置重重障碍。这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利。中国强调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共赢,一方面是为了化解美国对国际秩序“变天”的焦虑,另一方面这也确实是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中方对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和规则充分尊重,并积极推动其改革与完善。比如,在2015年11月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不同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空间。我们应该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要继续为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提供强有力指导,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平衡、有意义、符合发展内涵的成果。”(61)某些领域的制度若尚未建立,或正在重构,那么中国就应尽早积极参与制度和治理框架的建构。
国际公共产品最终为世界各国接纳和采用,实际上是各国权衡公共产品性价比的结果(张春,2014)(62)。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实践中,引入了领导权分享机制的开放式设计,“共同贡献、共享成果”的新型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得到了参与国的积极响应。这也增强了中国以“合作共赢”理念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
经过两年多的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体制、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法制和政策保障等领域搭建了比较完整的制度框架,积累了一大批措施和做法。其中,有些措施和做法对标了TPP、中美BIT这样的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比如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有些正在学习与借鉴新加坡、香港、迪拜等高水平开放地区的通行做法,比如企业准入和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有些又契合了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边际上的改进或过渡性的安排,比如不断深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已经形成了一个虽然发展深度不一,但宽度广阔的经验、措施和做法的谱系(还不能称之为“体系”),为中国参与编制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贸制度和规则的“项链”提供了大小不等的“珍珠”。
下一步,上海自贸试验区应按照国务院2015年12月下发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可把对外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具有共性的难点、焦点问题,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先行先试,通过在局部地区进行压力测试,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探索最佳开放模式,为对外谈判提供实践依据。”这就需要在更多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开放领域,以及TPP涉及的环境、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领域,在更广范围,特别要扩大试点企业范围,将最初上海自贸试验区2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试验扩展到2015年4月扩区后的120平方公里范围内,以更大的担当、魄力和力度,开展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为包括中美BIT和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对外谈判提供有意义的测试结果。
在深化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上海自贸试验区应以运行三年评估为契机,加快经验的归纳、总结、提炼和提升,对标现有国际和区域经贸制度和规则,率先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企业准入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建设、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亚太仲裁中心建设等方面形成一批制度性产品,为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以及参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治理作出制度和规则的贡献。
①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
②刘建飞:《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与现实基础》,《学习时报》2014年10月13日。
③余南平:《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文汇报》2014年4月21日。
④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
⑤达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⑥⑩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美关系战略协调研究”课题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战略认知与路径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
⑦尹京子、秦立志、焦健:《近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成果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
⑧张颖、次仁白珍:《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观察》2015年第5期。
⑨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1)李晓、裴祥宇:《中美经济脱钩演进及其测度研究——兼论中美经济联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
(12)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13)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
(14)陈绍锋:《东亚从“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离”》,FT中文网,2016年2月12日。
(15)刘威、陈继勇:《TPP与RCEP的竞争性及对中美亚“三元”贸易的影响研究》,《亚太经济》2014年第5期。
(16)熊李力、刘丹阳:《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国际观察》2015年第3期。
(17)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尚英杰(Sean Miner):《跨越太平洋:向中美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迈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14年10月,国研网编译。
(18)李罗莎:《中美自贸区问题研究》,《全球化》2015年第9期。
(19)龚雄军:《第三次改革开放突围——上海自贸区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对外贸易》2013年第11期。
(20)裴长洪:《全球治理视野的新一轮开放尺度:上海自贸区观察》,《改革》2013年第12期。
(21)陈爱贞、刘志彪:《自贸区:中国开放型经济“第二季”》,《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
(22)王新奎:《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新金融》2014年第6期。
(23)张幼文:《自贸区试验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理论参考》2014年第1期。
(24)邢厚媛、白明、袁波:《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视角看TPP及其影响》,《科学发展》2016年第1期。
(25)郭晓合、陈雯诗:《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国际BIT谈判接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4期。
(26)刘超、禹伟:《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若干问题及对中美BIT的启示》,《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7)肖林、马海倩:《国家试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设计》,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
(28)陈林、罗莉娅:《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
(29)王孝松、张国旺、周爱农:《上海自贸区的运行基础、比较分析与发展前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7期。
(30)江若尘、陆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及其评估——基于全球比较的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0期。
(31)上海市工商局课题组:《浅析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综合监管制度创新》,《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年第11期。
(32)杨峰:《上海自贸试验区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法学》2014年第3期。
(33)罗素梅、周光友:《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资本流动与利率市场化》,《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34)周汉民:《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4年第1期。
(35)“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早正式提出是在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由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提出。
(36)主要的顾虑包括:一是不愿意和一个新的地缘大国分权;二是双方对核心利益的界定上存在分歧,比如有争议的领土归属;三是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忽视了美国亚太盟友的利益;四是无法确认中国是否会打破历史常规,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五是担心这一关系的目的和路径就是要美国单方面做出让步。还有极端观点认为中美之间仍是旧式的大国关系,不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框架;或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称之为大国,并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大国不仅意味着国土面积、经济总量,还包括维持现有世界体系与秩序、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等大国责任。
(37)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的结论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冲突乃至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38)达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39)刘延东副总理在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前,在《今日美国报》发表题为《系牢中美人文交流纽带》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关系虽经风雨,但人员往来、人文交流从未停止。……目前中美间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2014年有430万人次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中美结成了逾24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两国人文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
(40)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论文,2012年3月。
(41)转引自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的演讲。
(42)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月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在谈到TPP时,他说TPP能够推进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有了TPP,在该地区制定规则的不是中国,而是我们”。当然,他说这句话也有平息美国国内部分人的担心,使TPP能顺利在国会通过的战术考虑。
(43)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美关系战略协调研究”课题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战略认知与路径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
(44)C.F.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 Foreign Affairs 87.4,July/August(2008).C.F.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 Foreign Affairs 87.4,July/August(2008).Z.Brzezinsli,"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3(2009).H.A.Kissinger,"The Chance for a New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12(2009).
(45)习近平主席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提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用积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46)转引自2015年4月公布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47)转引自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2016年3月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
(48)数据源自新华社2016年1月31日通讯:《上海2015年对“一带一路”相关市场进出口逆势增长》。
(49)数据源自商务部网站2016年2月23日《2015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以1/50面积创造上海1/4生产总值》。
(50)原有的中美国际分工份额特征是:中国通过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拉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经济的景气增长;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口廉价商品,同时借助金融比较优势,大量吸引中国等拥有较高储蓄的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入。
(51)美国总统大选之两位主要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竞选演讲中都表示了对TPP的质疑,对非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担忧。
(52)按美国商务部2015年6月3日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美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592亿美元,同比增幅24.6%,此后增速持续放缓,2011-2014年增速分别为10.2%、6.4%、4.8%和5%。
(53)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54)海关总署政法司司长陈旭东2016年5月18日在“国际报关协会同盟2016上海国际会议”上说,6月1日起,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将率先在上海启动试点。
(55)“51条”包括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中的30条具体意见,2013年9月中国保监会公布的8条支持性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布的5条支持性意见,以及中国银监会公布的8条支持性意见;新“40条”是指2015年10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
(56)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
(57)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58)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
(59)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年。
(60)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是党中央治国理政重大战略抉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启示》,《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
(61)“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第2版。
(62)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尹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王卓群,马继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