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形式理性”: 复合框架下的市场经济立法进路

———以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为视角

沈华

2020年06月18日 07:45

余清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20 年第 3 期

引 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一认识取得普遍共识,由此带来了对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关系的新一轮思考: 市场经济究竟需要何种法? 其实,这并非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上世纪末,苏力教授已在《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一文中提出了这一深刻的中国发展问题。他从法律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条件。同时,他引入了韦伯( Max Weber) “形式理性法”的概念,提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文化中也需要“形式理性法”的观点。按照韦伯的法律观,市场经济的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法。这种法律具有明确的成文法规则,形式上是可算度和可预测、可推理的。[1]( P1394 - 1395) [2]( P82 - 83)它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的法律,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为“理性”。之后,苏力教授在《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一文中,通过运用“效益”“资源分配最优化”等相关经济学概念或原理,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立法才是“形式理性”的立法。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当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非理性化”,这种“非理性化”表现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备、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等。[3]( P86 - 87)然而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以往研究的问题基础逐渐瓦解乃至不复存在后,学界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热情也渐渐消退。但是,随着“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以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观念的深入,市场经济领域的法治问题再度回到研究视野之中。然而,目前法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立法问题的探讨更多关注于部门法或具体法律条文,而对于立法理论的分析研究与思考创新相对缺乏。①其实,这一较为传统的法学话题,若换一种方法( 理念) 去看待,便能产生新的生命力。

一、“形式理性”立法: 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的复合分析框架

可以看出,苏力教授关于市场经济立法的两篇论述,仅分别从法律社会文化和法经济学角度作出了分析,并未有意识采用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这两种路径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这一复合框架对立法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在综合二文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一种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相结合的进路,即强调在法社会学“形式理性”法律观的引导下,运用法经济学原理,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立法的一种新方法与新理念。采取这种复合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通过结合这两种范式,区别于以往研究者所使用的单向分析路径与方法;二是在这种复合分析框架下,尝试以一种“跨方法”的综合性视角探讨市场经济立法问题。这样一种研究范式不是对前人研究方法的摒弃,相反,是对“市场经济需要‘形式理性’立法”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运用这种复合进路进行立法探讨,不意味着先进行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而转为法经济学的研究,反之亦然; 而是在法社会学“形式理性”法律理论观念的指导下,运用法经济学原理探寻市场经济立法的方向。因此,这两种路径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经过统合后形成的一种复合分析框架。

采取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这两种范式探讨市场经济立法问题,是源于法社会学中“形式理性”概念与法经济学中“经济理性”概念在理论上产生了暗合。[4]“形式理性”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尽管韦伯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不完全等同于法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但如果将二者放在市场经济立法层面,就会发现它们基于“理性”概念而存在内在统一性。根据韦伯的法律理论,他将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法”“实质非理性法”“实质理性法”和“形式理性法”四种理想类型。简要概括之,“形式非理性法”是指,依赖明确的程序,对案件作出非理性裁判的法律,如根据神谕或巫术裁判的规则。[5]( P157)“实质非理性法”是指,不依赖具体法律条文而是依据道德、情感和政治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对某一案件进行具体处理的法,如雅典城邦民众法庭的裁判规则。“实质理性法”是指,不依赖具体法律条文却严格依据某种政治、经济或道德原则,对某一案件进行处理的法,如家长制社会中的法律制度。而“形式理性法”是指,依赖高度系统化的成文法,运用抽象的逻辑分析和解释方法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法律。[6]

由此可知,韦伯对于法律类型的划分考虑了两个因素: 一是该法律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 二是该法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直言之,“形式”与“实质”的区别在于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 “形式”的法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原则或者程序; 而“实质”的法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则,更多的体现为政治、道德等不成文规范。“理性”与“非理性”则取决于法律的制定方式和逻辑严密性: “理性”的法基于理性算度,其在逻辑上也是可预测、可推导的; 而“非理性”的法往往不重视算度和推导,其有效性不依赖于逻辑推理,而是由神意等不可控的因素所决定。在韦伯看来,只有“形式理性”的法律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市场经济的精神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7

]( P56)他认为,这一精神指引着人们采用科学合乎理性地生产,它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的勉强糊口的生存和资本主义追求的享受特权的传统是截然相反的。[8]( P55 - 56)因此,市场经济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法经济学的“个人理性”观念相契合。②同时,法经济学强调将“经济理性”运用于法律分析当中,[9]( P25)将效益观念融入法律意识之中,[10]

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法律分析工具。这就是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功利和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原则是追求“个人理性”的结果,同时也符合了市场经济下立法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即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实现立法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尽管“经济理性”这一概念,与韦伯所提出的“形式理性”概念之内涵不完全相同,但二者具有统一的内在逻辑。法经济学中“理性行为”的预设是,人们对法律熟知,且会全面考虑法律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选择。[11]而“形式理性”法社会学概念中的“理性”,同样是立基于法律的可算度性和可预测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的法律由立法者“理性”制定,且可由市场主体加以预测; 而市场主体在运用这些法律时,也经过了“理性”精细的考量和计算。从此种意义上说,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立法领域产生了理论暗合,共同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形式理性”立法这一复合分析框架与研究进路。

二、“形式理性”与市场经济的立法逻辑暗合

现代市场经济是“理性”的经济体制,其特点不仅在于人们追求利润的动机和愿望、货币在市场中的自由流通和符合价值规律的大规模生产,而且在于市场参与者“理性”的思维行为方式。[12]( P81)与此相应,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则被韦伯称为“形式理性法”,即可以通过确定的一般规则原则加以“理性”算度、预测的法。可见,“形式理性”立法与市场经济基于“理性”而存在逻辑暗合。然而,这种算度与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体系自身的完备程度和融贯性。换言之,市场经济下的法律若要充分发挥引导人们理性行为的作用,其前提应当是本身拥有一套“完美无缺”或者以“完美无缺”为最终目标的体系。[13]( P18)

( 一) “形式理性”立法与市场经济具有逻辑一致性

市场经济是基于可算度性的一种特殊经济。韦伯认为市场经济不再需要求助于宗教这一非理性因素的支持,[14

]( P52)而是选择立基于“理性”的算度。这种可算度性在于: 市场自身发展出一套价值规律,而市场的参与者则根据这些规律进行着可预测、精确性及系统化的投资和交易。这一经济过程不立足于非理性的投机活动,而是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达成理性化的经济目标。[15]( P56)而经济过程的这种可算度性,同时也渗透到市场经济的立法过程当中,立法的“理性”算度、可预测性以及实现法律资源分配最优化,成为了市场经济立法的基本准则。如苏力教授所说: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不只是更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需要更多的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16]( P85)一方面,“形式理性”立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二者因强调“理性”而具有逻辑一致性。市场经济的“理性”要求算度、资源分配最优等,而立法作为其中的一项社会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遵循“理性”,即可预测、立法资源分配最优等。然而,“这种‘理性’应当是韦伯所指称的‘形式理性’,即在立法上体现为强调系统的法律条文、能够运用形式逻辑而作出高度形式化的推理”。[17]( P83)另一方面,立法的形式理性化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对确定的成文法,有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同时,可预测的法律引导着市场参与者“理性”地决定自己的投资交易行为,并从多方面考虑自身行为所带来的“长远”法律后果。

( 二) “完美无缺”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目标

根据韦伯的观点,形式法的要求之一是,“适用的、客观的法是法的原则的一种‘完美无缺的’体系,或者本身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种体系,或者它本身必须被看作是为了应用法的目的的这样一种体系”。[18]( P18)由此可

知,形成完备融贯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形式理性”立法的内在要求与理想目标。同时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的

法律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它能够使人们以它为根据,预测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效力和后果,从而更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行为。这种预测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19]而法律的可预测性,依赖于法律体系自身的完备程度和融贯性。因此,法律若要充分发挥指引作用,其前提应当是本身拥有一套“完美无缺”或者以“完美无缺”为最终目标的体系。同样,现代市场经济也应当追求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是开放自由的经济,无论是交易行为还是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均由市场自身所决定。然而,没有约束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容易造成自由和权利的滥用,进而导致自由和权利本身受损。正因如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的规制,需要借助于包括经济法律在内的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然而,“完美无缺”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似乎是一种抽象化的目标或是理想化的愿望。但作为“形式理性”立法的原则,其并非仅仅停留于美好愿望的层面; 相反,它具有两重具体的规范内涵: 其一,市场经济下“形式理性”法律体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质言之,市场经济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存在”。如果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了( 某一) 法律的缺位,那么与此有关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就会欠缺行为规范或合法性依据,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主体因缺乏法律安全感而降低交易积极性。其二,这种“完美无缺”要求法律规范具有全面性③、有效性。追求全面、完满,是“理性”的内涵之一。尽管市场的波动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使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完全覆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立法者应当及时回应市场的法律需求,不断完善立法。此外,立法者也应当及时修正或修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条款,同时及时废止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过时法律,确保市场活动中法律规范的有效性。

三、形式与理性: 市场经济立法进路及其实践阐释

“形式理性”立法进路包含“形式”与“理性”两方面。为了详尽论述这一进路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立法启示,此处在狭义上将这一进路主要概括为: 理性立法的“形式化”与立法方法的“理性化”。前者侧重于肯认“制定形式完备、融贯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一观念共识,后者侧重于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理性”立法的经济学内涵之一,即“理性”配置立法资源。应当注意的是,韦伯的“形式理性”立法概念外延较广,其在市场经济立法方面的运用也不仅仅局限于理性立法的“形式化”与立法方法的“理性化”。因此,只能说这两种区分是“形式理性”立法概念的内容之一,也是市场经济立法实践最为基础的两方面。此外,作为一种立法层面的方法论或理论原则,“形式理性”立法同样需要实践阐释,在此基础上或许能够对这一立法进路作出更有意义的分析与释明。

( 一) 理性立法“形式化”

正如前述,“形式理性”立法的一个前提是“有法可依”,即在形式上拥有可预测、可推理的成文法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理性立法“形式化”的要求之一,就是制定一套形式完备、融贯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以看到,近些年我国经济立法不断推进,审议制定或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多部法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日趋完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应当涵盖民法、商法、经济法等与经济有关的规范内容,还应当包含看似与经济无关、但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其他法律规范。因为法律体系不是个别、孤立的法律规则,而体现为统一、融贯的一系列规则。[20]( P3)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追求的是形式上完备、逻辑上融贯的一整套法律规范,它是市场经济这一环境下统合所有法律部门的一套法律体系,而不是仅与经济有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被称作经济法领域的“法典”,而非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以经济犯罪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分则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明确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抽逃出资、信用卡诈骗等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通过将这些危害市场经济的具体行为入罪化,来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可见对于经济犯罪,经济刑法及有关条文扮演着主要作用。[21]④当然,《刑法》只是处理经济犯罪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法律规范中的一部,且不论经济犯罪实施前可能涉及的民商法规范( 如订立合同时涉及的合同法规范) ,在对经济犯罪的审理过程中仍会涉及刑事诉讼法这一诉讼法律子部门。因此,市场经济下的法律体系是一个融贯统一的整体,理性立法“形式化”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完美无缺”或“完满”的法律体系。

当然,理性立法的“形式化”并非所有国家法律的特征,也并非判断法律体系理性与否的根本。韦伯认为,体系化的任何形式都是后来的产物,甚至在今天,也并非任何的法都提出形式化和体系化的要求,例如英国法就没有这种要求。[22]( P16)但是,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对法律作出形式和体系上的要求,无疑是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形成完备融贯的法律体系,只是立法“形式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按照韦伯的观点,法的形式品格的形成是多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其中包括司法。[23]( P18)可以说,韦伯对法的形式的理解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他将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的逻辑适用过程,也作为法的“形式化”的体现。因此,理性立法的“形式化”并不是一个孤立或偏狭的规范要求,而是涵盖了理论与实践合理性的立法原则。

( 二) 立法方法“理性化”

值得一提的是,韦伯认为“形式理性法”中的“理性”容纳了“形式”这一内涵,即“理性”包含了“概括化”

“体系化”等形式要件。[24]( P15 - 16)然而,韦伯将法的“形式”纳入“理性”的范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混淆“形式”与“理性”这两个不同的法律分类标准,也容易导致“形式”在“形式理性”概念范畴中被边缘化。⑤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区分“形式”与“理性”,同时为了更具体地分析我国市场经济立法实践,下文将在方法论意义上着重强调立法方法的“理性”特征之一———通过算度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当然,这一特征并非“理性”立法的全部内容,但其却是“理性”中“可算度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市场经济立法原则的最直接体现。

如前所言,市场经济与“形式理性”立法具有逻辑一致性与内在统一性。“形式理性”立法本身即要求法律制定方式的“理性”,其实践内涵之一就是通过算度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合理配置立法资源依循着一个基本原则,即结合我国国情,合理利用并整合国内外立法资源。市场经济下的“形式理性”立法,体现的是一种开阔多元的立法视角,它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分析借鉴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法律制度。这种多元、平等视角的本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获得的法治成果的尊重与肯认,这些法治成果乃是建立在共同体的普适原则和价值之上。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法律不是也不应当是封闭的法律; 只有结合人类法治文明有益经验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理性”的法律,才能从根本上趋向于构建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法的变迁,正是在这四十多年间,中国的经济法律在学习域外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5]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立法方法的“理性”隐含着立法创新之要求与敢破敢立之精神。如果说合理利用并整合国内外立法资源,更多的是以一种外部眼光关注域外立法资源的国内效用,那么立法创新则是从内部视角对“理性”立法作出要求。令人扼腕的是,“创新”这一概念因被过度使用而导致其象征意义大于本质意义,但不可否认,“创新”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根本和人类思想理性的体现。立法创新蕴含的敢破敢立精神,实质上要求立法者在切实考虑国内立法需求的基础上,敢于对某些立法事项作出制定法律或废止法律的决定。这种建立在社会立法需求上的破立并举,是对国内立法资源分配的前置性审查,可以尽可能地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将立法资源调配到真正需要立法的社会议题上,实现了立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正如前述,我国目前所形成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其内容很大程度上借鉴于域外,在形式上也更类似或接近于大陆法系。回顾立法历史,我们在制定法律时或多或少会对比其他法系或国家的法律制度,既可能是借鉴国外有助益的立法经验,亦可能是吸取国外已产生的立法教训。无疑,取长补短、去芜存菁是“形式理性”立法的要义。然而,所有立法事项皆以域外经验的有无或多少为标尺,而忽略了国内社会本身的需求程度,则很可能会形成“立法依赖心理”或“惯性看齐意识”。这种“惯性看齐意识”会潜在限制我们自身的立法范式与立法意识,进而约束我们的立法创新性与立法理性。所谓立法创新,不是完全摒弃域外经验,而是倾向于用“本土法律话语”转述法律价值。这种创新的本质在于,勇于掌握立法话语权,展现敢破敢立之精神。而掌握立法话语需要借助“对接”或曰“变通”,即古今中外法律价值之对接与法律语言之变通。语言是创新的桥梁或工具,通过理性且本土的立法话语,培育和推动理性的立法精神。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则为立法创新的一个经典例证。实践证明,法院调解不仅在解决纠纷等方面具有判决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起着沟通法律与社会的作用,[26]同时也节约了法律资源。因此,合理利用法律的域外与本土资源,“理性”对待自身的法律需要并进行创新性立法,是对立法方法“理性化”深层内涵的理解与揭示。

( 三) “形式理性”的实践意义阐释

市场经济下立法的“形式理性”不应局限于抽象的立法原则,它仍需要实践意义上的阐释。首先,这一原则要求充分利用立法资源,避免法律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下,社会资源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并力图达到最优分配。而作为一项社会分配活动,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着资源分配最优化原则。[27]( P96)无疑,制定法律规范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立法机关内部运作亦需要成本。因此,立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立法工作的复杂性,要求限制立法机关对立法资源的任意使用。其次,资源分配最优原则强调立法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不同立法事项上如何分配各种法律资源,如何实现立法的“帕累托改进”⑥,是立法者应当加以考虑的。具体来说,立法机关应当明确立法内容的“轻重缓急”,优先制定最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 同时,在人员分配与预算编制等方面,立法机关也应理性考量和规划。此外,这一原则主张用最小的立法成本实现最大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如果立法仅仅降低了法律成本,却未考虑自身带来的法律和社会效果,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律极有可能与实践相脱节,甚至会因背离立法目的而导致“公民不服从”。

与此同时,立法不是独立的法律过程,它是司法与执法的前提,亦由司法与执法所检验。相对于后两类法律活动,立法本身的成本较低,但它直接决定了后两者的成本。因此,考虑其他法律活动的资源配置,也内化于“形式理性”立法的实践阐释之中。这一点可以从苏力教授例举的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 》( 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 试行) 》) 的实施情况中得到例证。尽管当年这部《企业破产法( 试行) 》,是为了回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迫切需要,但其实施效果却反映了它适用的现实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由此造成了相应的司法和执法资源浪费。当时,为贯彻实施这部法律、履行规定的破产程序,需要动用法院、政府、企业、职工等多方面资源: 法院需要多次召开债权人会议并组成清算组对破产企业的财产进行细致安排,政府需要考虑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和劳资纠纷,企业和职工也需要就企业破产后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协商。[28]( P98 - 99)由此可见,在当初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制定一部相对超前的破产法,会给相应司法和执法增加很多额外的成本,而这一成本原本可以通过( 破产法) 立法以外的其他途径降低或避免。譬如,在《企业破产法( 试行) 》施行以前,可能会采取调解或者以行政措施关停并转一个企业,尽管此类方式不能使企业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甚至再生无望,但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不失为节约司法和执法成本的有效途径。[29]( P97 - 100)至少,其仅侧重使用单一的司法或者行政资源,而没有产生因立法条件不具备导致的各方资源浪费。但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这并不是主张我们不需要破产法律,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应当考虑法律的制定所涉及的经济效益和资源配置。

可见,对“形式理性”这一立法原则作出实践阐释,需要复杂且全面的考量。立法原则或理念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口号标语,它的提出是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然而,上述对这一原则实践意义的探讨,只是阐释和适用该原则的初步尝试; 或者说,是对“形式理性”立法这一新进路之可行性的初步分析。无疑,一种法治理论及其构建的制度体系可欲与否,需要经过实践层面的检验。而这种对规范的检验与评判,并不囿于上述标准,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去抽象化。简言之,法治理论需要在不断变动的法治实践中,给出一种兼顾普适性与具体化的理念引导。

四、结语

市场经济的立法理念与未来方向,不仅是一个在经济发展初期才会面临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在经济与法律相成中需要反复思考的时代问题。“形式理性”立法进路,作为一种结合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的复合研究范式,以一个“跨方法”的综合视角试图探讨这一传统问题背后的理论价值。如苏力教授所说: “法学研究者应当做的,就是使我们的法律理论思维更精密、语言表达更精确、逻辑表述更严谨。这也是影响我们的法律文化进而影响我们的法律制度,使之具有更多‘形式理性’的一个重要途径。”[30]( P90)

而作为市场经济的立法者,所要做的亦何尝不是利用精密的法律思维、精确的语言表达和严谨的逻辑表述,来制定一整套“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 从根本上来说,“形式理性”这一立法进路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且作为一种立法理念引导着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同时它以一个新的视角,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提供了理论参考。

注释:

①近年学界对市场经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金融法等领域的具体法律规则,可参见岳彩申: 《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5 期; 杨东: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王欣新: 《用市场经济的理念评价和指引个人破产法立法》,载《法律适用》2019 年第 11 期; 等等。然而,对于市场经济立法理念的分析与研究寥寥可数,即使涉及法治理念也主要是关注法治与经济的关系,可参见周林彬、王睿: 《法律与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再思考》,载《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姜涛: 《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立场》,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卫兴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载《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等等。

②这种“个人理性”观念强调以个人理性的选择为基础。此处的“个人”在后文引申为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立法者”。

③“全面性”是应然层面的要求,而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然是全面的。

④经济犯罪是对经济领域犯罪现象的概称,而研究经济犯罪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经济刑法。

⑤一方面,如果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的内涵包括“概括化”“体系化”等形式要件,那么就不存在“实质理性法”的分类了( 因为其中存在悖论) ; 另一方面,如果“理性”本身就容纳了“形式”,那么“形式”在“形式理性”概念中就会显得冗余。

⑥“帕累托改进”是与“帕累托最优”相关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一项政策能够至少对一个人有利,而不会对其他任何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以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方法。而当所有“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完后,再要对任何一个人的境况有所改善,就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此时的状态即为“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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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清雯( 1996— ) ,女,安徽宣城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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