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提升居民消费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华

2020年07月21日 08:58

陈彦斌 王兆瑞
《人文杂志》2020 年第 7 期

一、当前居民消费低迷并且结构分化显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通过促进居民消费进而实现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规模有所攀升,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 2010 年的 47. 4% 上涨至 2019 年的 57. 8% ,涨幅高达 10. 4 个百分点。

但事实上,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居民消费结构的分化现象已经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城乡消费增速差异显著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 5. 5% ,较 2018 年降低了 0. 7 个百分点,这一数值也触及了2013 年国家统计局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差异显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持续低于农村居民。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 4. 6% ,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 6. 5% ,虽然两者之间的缺口较 2018 年略有缩小,但依然延续了 2014 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农村居民的走势。

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滑,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消费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延续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 8% ,较 2018 年减少了 1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呈现出个位数增长的低迷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的结构来看,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消费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延续。2019 年必需品( 食品烟酒饮料类、服装衣帽类与日用品类) 零售总额增速为 8% ,虽然较 2018 年 9. 5% 的水平略有下降,但是仍处于较高位。而非必需品( 体育娱乐用品类、化妆品类与汽车类) 零售总额增速仅为 0. 3% ,虽然在 2018年负增长的基础上略有好转,但是增速却接近于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主要分为五个层次,只有温饱等最底层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这表明居民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当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时,会首先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因此,居民必需品消费与非必需品消费分化趋势的加大,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居民消费的低迷态势。

3. 长期中消费处于升级趋势,但短期内部分居民消费降级现象有所显现

长期来看,中国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模式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从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看,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 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 5% 和 67. 7% 。2017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29. 5% ,2018、2019 年这一数值分别降至 28. 4% 和 28. 2% 。居民恩格尔系数连续 3 年低于 30% ,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 20% ~ 30% 的富足区间。与此同时,中国消费结构也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攀升。本文根据刘哲希和陈彦斌的分类方法,使用居民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与交通通信这三项的人均消费支出来代替同期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 测算结果表明,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3. 8% ,分别比 2018 年和 2017 年提高了 0. 6 和 0. 9 个百分点。

但是,部分居民消费降级的现象已经有所显现。近些年,“拼多多”等新型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以及廉价伪劣商品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群体相对较低的消费意愿。 进一步地,可以通过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以及占比的变化来判断。 这主要是因为,限额以上单位或企业往往能够提供品质相对较高的产品和服务,如果限额以上单位或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低迷,能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居民存在消费降级的现象。从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走势来看,2019 年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 3. 9% ,比 2018 年下降了 1. 8 个百分点,更是比 2013 年下降了 7. 7 个百分点。从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情况来看,2019 年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36% ,较 2018 年下降了 2. 2 个百分点,延续了 2018 年以来低于 40% 的低迷走势。

二、抑制当前居民消费增长的新因素

导致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既有长期性的因素,又有近两年才出现的新因素。从短期来看,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居民部门所承受的高债务压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都成为了抑制当前消费增速上涨的新因素。

1. 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速显著下滑

表面上看,近年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有所缓解,主要表现在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的迅速上升。自 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政策以来,中国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扶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8 年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达 8. 1% ,较 2018 年 GDP 增速高出了 1. 5 个百分点,处于近几年的较高位。与此同时,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27. 8% ,比 2017 年降低了 1. 3 个百分点,这说明中等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向低收入人群靠拢。

然而,以上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快速上升不足以完整地刻画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2018 年中等偏下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 3. 7% 、3. 1% 和 5. 6% ,分别比2017 年下降了 3. 6、4. 4 和 2. 4 个百分点,更是大幅低于 2014 年 12. 8% 、12. 3% 和 10. 6% 的水平。与此同时,中等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2018 年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 05 倍,这一数值分别比 2017 和 2016 年高出了 0. 16 和 0. 22。

而众所周知,中等收入人群是消费的主力军。相比于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居民整体消费扩张的作用也更强。2017 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就已经超过 4 亿人,规模居于全球首位,但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下滑以及与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加大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消费增长的新因素之一。

2. 居民部门债务攀升,尤其是房贷负担加重,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迅速扩张,居民债务风险有所加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高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 公布的数据,2019 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居民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 为 55. 2% 。② 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平均水平为43. 1% 。其中,南非为 34. 3% ,巴西为 30. 4% ,俄罗斯为 18. 8% ,印度仅为 12. 2% 。二是,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过快。从 2015 年至 2019 年末,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了 21. 2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 5 年之内( 2002 - 2007 年) 的上升幅度也仅为 19. 7 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债务迅速攀升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房价高企,部分居民背负了较重的房贷压力。从房贷规模来看,2019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 30. 07 万亿元,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 29% ,处于 2012年以来的最高位。从居民购房负担率来看,近些年居民购房负担不断增加。居民购房负担可以由居民购房负担率来衡量,居民购房负担率是指居民购房总支出与居民收支结余的比值。 1998 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总支出为 859 亿元,城镇居民收支结余为 4548 亿元,由两者之比计算得到的城镇居民购房负担率为 18. 9% 。

20 多年来,中国城镇居民购房负担率持续攀升。截至 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购房负担率为 98. 5% ,连续 4

年超过了 90% ,更是比 1998 年的水平提高了近 80 个百分点。

理论研究表明,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攀升会对消费支出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负债的增加,居民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减小,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与此同时,负债产生的还款增加会造成短期内流动性的收紧,迫使居民削减消费支出。 在居民债务上涨的过程中,房贷负担加重会进一步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购房负担的上升,居民为满足日后的购房需求会更多地进行储蓄,进一步减少当前的消费开支。 从相关数据的走势也可以看出,随着居民部门债务增速和购房负担的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也逐渐下滑至近年来的最低位。由此可见,当前过快攀升的居民债务规模,尤其是房贷负担的不断加重已经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3.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本就低迷的居民消费造成了更大的冲击。2020 年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出现了负增长的低迷态势。疫情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疫情出现之后,各地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人员的聚集和流动。人员密集型场所停止营业,大型会议和赛事也被迫取消,居民在旅游、餐饮和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大幅减少。二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存款,从而加重了本就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仅为 22% ,比 2019 年同期下降了 3. 9 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高达 53% ,比 2019 年同期提高了 8 个百分点之多。与此同时,2020 年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6. 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 4. 66 万亿元。因此,在疫情冲击下,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的提高进一步挤占了消费空间,使得消费增长乏力。

三、居民消费率偏低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 1978 年 47. 8% 的水平下降至 2010 年35. 4% 的最低点。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从国际对比来看,不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6 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均显著偏低。截至 2018 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为 38. 7% ,世界居民部门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为 57. 7%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 59. 9% ,分别比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高出了 19 和 21. 2 个百分点。

过去 20 年,国家高度重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十九大报告更是首次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近 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了扩大内需和提升消费的具体要求。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虽然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一直都备受关注,但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是由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 155 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7. 9%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倒数第 4 位。为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自此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发展道路。 然而,高消费难以支撑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高投资与低消费并存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

中国长期通过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以及资本的过度积累。从资本产出比的变动来看,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不断上升,每单位资本形成的产出增加在下降,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减。 与此同时,扣除折旧后的资本净回报率也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中国资本积累已经过度。根据索洛增长模型,当资本过度积累时,只有降低资本存量才能促使消费的上升,最优状态就是将资本存量减少至能使消费最大化的黄金率水平。然而,将资本存量减少至黄金率水平的过程中,经济体需要承受总产出的减少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对于改革开放之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是难以接受的,这就导致高投资与低消费并存的局面难以被扭转,这也是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的根本性原因。

四、提升居民消费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特征的新概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之后,社会各界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供给端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创新驱动,以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更优化的经济结构。从需求端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加注重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小的贫富差距、更注重幸福导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用何种标准来衡量,最重要的标志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提高居民消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指标。

提升居民消费虽然不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有助于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原因在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多地关注居民福利水平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其本质在于“质量”的提高而非“速度”的增长。而消费是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进而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即使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却没有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那么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五、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性举措

提升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要用改革的方法来扩大消费,激发消费增长的内在动力”。因此针对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现象以及抑制消费增长的新因素,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刺激消费潜能,提升居民福利和生活水平。

1. 转变增长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存量由过度积累的状态向黄金率水平转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减小,经济增速也会产生一定的下滑。但是,人们应该转变传统的增长观念,不应将追求经济增速作为第一目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由消费的扩大和升级所实现的。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国发展的长久之计,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之策。

2. 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活力

消费来源于收入,收入的提高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条件。近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2019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为 5. 8% ,是近 5 年来的最低值。其中,中等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较为明显,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相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消费有负向影响,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提升消费。 因此,未来应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中等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居民消费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高债务风险已成为掣肘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快速攀升的债务负担加大了居民的偿债压力,从而迫使居民削减了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2019 年,以“居民部门债务 /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上涨至 128. 5% 的高位,说明居民部门的债务增速已经超过了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部门债务高企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不容忽视。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统计和监管制度,合理控制居民部门债务的过快上涨,减轻居民部门债务负担,使居民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

在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尤其要关注房贷的快速攀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早在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要“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体系,健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随后,中央还多次强调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然而,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2015 年以来的房价上涨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背负了严重的房贷负担,随之而来的房租价格上涨也使得居民的居住消费有所增加,进一步挤占了其他消费的空间。因此,未来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将房价增速纳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建设。 通过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减轻居民背负的房贷负担,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

一直以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性消费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持续存在,明显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为消费腾出更多的空间。

5. 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当前,中国消费环境整体欠佳,消费者维权投诉数量显著上升。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2019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821,377 件,比 2018 年增加了 5. 9 万件,更是比2017 年增加了 9. 5 万件。其中,与售后服务和产品质量相关的投诉占比超过了 54% 。面对质量较差的消费环境,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反复权衡消费收益和可能发生的消费风险,往往选择持币待购、推迟消费乃至放弃消费,从而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6.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质量,从供给端促进居民消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海淘”“代购”成为了人们新的消费方式。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达到 1862. 1 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38. 3% 。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反映出国内供给市场提供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加速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制造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释放居民的消费活力。

概括而言,不要因为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小,就以为居民消费是小事。而且,要靠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提振居民消费和挖掘出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需要强调的是,“十三五”期间我国重点解决了贫困群体的收入与消费问题,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战略性地着力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与消费问题。这既是落实高质量发展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需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入低消费低增长恶性循环的现实要求。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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