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008年全球性危机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世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也随之展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战略构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的全新地区经济合作理念与架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提出的一个跨洲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借用了“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文化与地域概念,并显著地赋予了它新的传承与含义,其重点目标是推动区域内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货币和产业的互通合作。
目前国内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共涉及包括东亚、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和中东欧部分国家在内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因此它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这两点也是自APEC以来,以亚太地区为代表的现实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取向。但又不同于APEC松散论坛和自愿开放的非机制化运行方式,“一带一路”意在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借助成型的、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的同时,创设新路径,促进经济要素和资源以中国为辐射源点、在沿线国家之间有序自由流动、高效组合配置和深度市场融合。本文就将重点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的亚洲区域经济重构效应。
一、文献概述
关于亚洲区域经济结构的文献最早是围绕区域内产业分工展开的。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提出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radigm)的概念,主要指日本的产业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其起伏特征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而得名。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劲腾飞并带动“亚洲四小”相继崛起,赤松要和小岛清等人进一步以产品生命周期概念为内核,把这个理论推广到了对地区产业传承的解析,从产业兴衰和经济体传接的角度分别论述区域内部生产的轮替过程,以此研究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起飞及产业结构变迁。主要认为东亚具有“雁行模式”的经济发展型态,在技术支持、投资牵引、出口导向和产业传递的过程中,工业化在区域内各经济体中得到次第性的扩散并升级:以日本领头,其后为“亚洲四小”,再后则是东盟各国,以及进入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与越南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雁行模式”都被看做是对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经典而形象的描述。
世纪交接前后,内外条件的改变导致传统“雁行模式”渐趋式微,而中国的成功崛起,更使得对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大量的文章讨论“雁行模式”及“东亚模式”的变异及转型(林毅夫等,1999①;李晓,1996②;沈红芳,2001③),其中,对由中国效应所带来的新的地区中心—外围结构的讨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Eichengreen(2006)④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亚洲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将产生不同的效应。相对来说,对后发展的国家挑战更大,而亚洲新的中心—外围结构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将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经济集团。反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仍将以最大限度避免贸易转向效应的开放性为特征。
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东亚经济结构的讨论则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这两条脉络为主线继续展开。赵江林(2010)⑤强调了东亚经济发展中外部力量的重要性,并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着有利于东亚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迫使东亚开始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刘中伟(2014)⑥从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特征出发,分析指出由于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动力仍然在外部市场,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转移与升级的对抗,预示着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路径和制度的竞争,说明东亚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关系与互动作用。而随着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的深入,更多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证等多方面对其经济效应展开讨论,对比分析了RCEP与TPP等对区域内经济,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Buhara Aslan,etc,2015⑦)。而国内学者对RCEP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RCEP与TPP的比较和分析、RCEP建立原因及对建成后影响的分析等等⑧,最近的焦点则进一步聚合到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讨论与分析(陈虹、杨成玉,2015⑨)。
本文则将延续对亚洲经济结构的讨论视角,着重分析由中国主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中心—外围、贸易与投资、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所带来的亚洲经济结构效应。由于在建设与运行的初始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中国及中亚各国,未来将会逐步涵盖和辐射中东欧、西欧,以及西亚和北非地区等广泛的地域;而海上丝绸之路目前的合作主体将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今后还可延伸至印度洋、中东、非洲和地中海国家。所以,本文将主要以中亚和东南亚为内径,研究对象聚焦在打开中亚通道后的亚洲经济结构转型。
二、中心—外围效应: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构背景
作为建构世界经济的内在纽带,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互联网将国际分工带入了以价值链为基础组合生产的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知识要素投入需求的提高,以及创新价值所得到的更高回报和更多溢出,在产品生命周期显著缩短的同时,企业规模则有微小化和巨型化的双向共存特征,干中学、毁灭性创造与内生经济增长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逻辑。由于生产、传播和达致能力的极度扩张,对于大规模市场的需求变得更加重要,互联网经济所推行的是一种有门槛、有选择的全球扩张效应,需要硬件和软件的相应配套。硬件是能够接受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软件则是拥有知识的人才和促进增长的制度,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也因此注定是非对称、不均衡的。
在深度全球化、互联网科技和价值链国际分工新模式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结构中固有的中心—外围形态又承受了不同于以往的冲击。一则,由于运输、交通、信息等成本的下降,以及经济体竞争优势效应的强化,形成了更加广泛的中心—外围结构,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互通互联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二则,缘于各个经济体在增长表现差异和竞争优势消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传统中心—外围结构的重塑与更新。同历史经验相符的是,这样的中心—外围结构依然具有动态与稳定的双重特性。
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预想中的全球经济强劲复苏并没有普遍到来。相反,暗流汹涌、高频巨震已成为近期国际债市、股市、汇市的基本特征,国际贸易更是始终以低于GDP增长的弱姿态寻求修复路径——这在危机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是罕见的。至于以石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自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更是溃不成军、跌势难止。虽然美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成为发达国家中强复苏的亮点,美元基准利率更是在2015年的最后几天象征性地完成了25个基点的提升,满足市场预期,也标志着危机后非传统量宽货币政策的渐次退出。但是美国股市的靓丽表现以及失业率的快速回落,并不能让世人信服其支撑未来经济成长的微观基础已经完全无虑。就其国内而言,最核心的引领未来的支柱性产业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基础的产业创新依旧亟待突破;从国际上讲,随着中国三十余年无可争辩的经济崛起与积累,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和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及贸易体系已渐显脱序。
其次,危机后以“双速修复”为特征、以“中国引擎”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自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起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且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能与美国有所竞争的国家。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国,其经济实绩和政策对世界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但同时,遭遇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和风险敞口也在加大。而亚洲,尤其是东亚,始终是这两大经济体之间角力的主要区域。
再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的真正得益者其实是很有限的。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其存量和流量在全球的分布就极为不均衡。2014年全球总量为1.228万亿美元的流入额中,发展中国家历史性地达到了6,810亿美元,占比55.5%,但发展中经济体中排名前十位的流入FDI总量就达到5,020亿美元,占世界FDI流入总额的约40.8%,而作为世界第一FDI流入地的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更是达到世界总比的约18.9%。⑩造成如此不均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一些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它们或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因素,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或是由于战略选择的因素,如伊朗,长期未能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经济增长近乎停滞。但更多的经济体则是由于内部制度或自然地缘的制约,没有充分获得享有全球化收益的机会。
而“一带一路”则是通过大国战略重新整合经济域界,创造改变地缘劣势的可能,有效降低全球化进程中欧亚部分内陆国家的边缘化倾向。在区域中心—外围结构再造的过程中,一些原先全球化参与度不深的经济体,如中亚五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部分东南亚和独联体国家,可以获得更多分工和投资机会,实现经济增长和追赶,这显然是一种区域经济的帕累托改进。2015年的国际投资数据也证实,发展中亚洲已经坐稳了作为全世界最大FDI接受区域的位置,2014年向东亚和东南亚的FDI流入量分别增加12%和5%。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努力正在推进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多国企业是该区域在这方面的主要投资者。(11)
三、贸易与投资效应:从两头在外到供需闭环
传统亚洲的贸易结构是东亚、包括东南亚自成一体,产业链的两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以外源性贸易与投资为机制,而欠缺内生的定价权,无论在最终品还是在能源及大宗商品市场都是如此。主要体现为能源及原材料的供给为一端,而最终品市场消费为另一端,在前者的世界市场上美国和美元具有绝对影响力,而后者则以美欧为主要出口地和顺差市场。2014年亚洲出口贸易中输往美欧的比重分别达到18%和15%。(12)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奇迹”具有高度的外部依赖性,美国这个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域外参与者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力。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依赖分工实现专业化,所以长期以来东亚模式通过这样一种开放合作的外向型发展路径,实现了群体性、次第式起飞。出口导向带来充裕要素输出的同时,也通过经常账户盈余为这个地区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但外储的投资与使用方式却相对单一。其中,中国在2006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1990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1月底的3.23万亿美元,中国在外储规模极速上升的同时,在投资模式上却变化不大,始终以美国国债为主。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持有1.24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仍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东亚这一传统的盈余—储备模式造成巨大冲击。首先,是美元资产的不稳定性。美元汇率强烈受制于美国内部经济表现和美联储决策,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这进一步造成对美元资产储备国的被动性冲击。其中,自从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就已经持续上升了约55%(参见图1)。东亚地区长期单一的持汇结构隐含着显见的风险,也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运用。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就意在促使外汇储备能够更多与实体投资、区域融合和全球增长相对接。其次,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作为制成品进口消费市场的有限复苏,以及TPP、TTIP等新型贸易协议、规则和体系的不断衍生,使得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所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在不断增大。2014年亚洲的出口增长率从2010年的22.8%下降到了4.7%;而同期北美的进口增长率也从15.8%下降到了4.6%。(13)再次,2014年前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走高,造成依赖能源进口的制造商把上游供应链内部化,重新建构全球能源市场供需体系的要求日益强烈。尤其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大宗商品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作为大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在不断累积,与周边地区发生潜在摩擦、乃至冲突的可能性渐增,如何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之下找到稳定的供给源成为难以回避的要求。最后,完成工业化起飞积累的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供给动能,和所有工业化时代的先行者一样,对市场和有效需求的追逐是必然的,何况中国自身经济体量巨大,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型都尚未真正完成。因此,更是在供给端蓄积起了庞大而惊人的产能,去产能的核心不仅仅在于关停,同样需要疏导和引流。
总之,贸易与投资两头在外的传统“东亚奇迹”、“中国模式”不再可持续,而“一带一路”战略则提供了创设一个新的闭环系统、合作平台的可能,体现发展中国家之间新型的功能性互补与发展型合作之特征,对于亚洲经济的未来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产品市场对接。工业化以后的世界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并且是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资本的逐利本能推动着经济活动的范围持续延展。世界市场扩大了,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都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尤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联袂推动供给突破式创新的今天,有效需求的不足更加成为困锁经济增长的桎梏。在一个个长期环绕海洋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欧亚大陆的腹地恰恰成为增长的断层,孕育着潜在的产品市场需求。
从表1可见,这12个具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具有一些显见的经济发展特征。一是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程度差别大。土耳其是城市化进程成功的代表,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75%;而在东亚,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00年-2010年期间80%的城市增长是由中国贡献的;另外,越南和部分中亚经济体,其城市化程度大多在30%左右。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根据土耳其的经验,从1960年至2013年,城市化推动工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从17%上升到27%,服务业部分从26%快速提高到64%,而人均GDP从1980年的1,567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0,543美元。(14)
二是人口资源丰富且结构年轻。除中国外,这些经济体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3.18%至7.38%不等,相比于深受老龄化困扰的东亚(韩国为12.17%,日本为25.08%),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环境要更为优良。
三是经济增长率较为良好,且在互联网用户等指标上所反映出来的新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较大。以伊朗为例,它在2013年的GDP增长率还是-5.8%,但随着伊核谈判的成功和制裁的解除,2016年的增长预期已经达到4.4%。可见,借助安全等条件的改善,区域内部分经济体更为良好、甚至是井喷式的增长前景是可以期待的,但其中可能隐含的地缘政治风险同样需要关注。
扩大的市场和深化的分工必然会伴随财富获取机会的扩散。无论对东盟、抑或是中亚国家而言,中国最强大的存在已不仅是供给,而更是需求。从东亚的贸易数据中不难发现,中国无论在大宗商品还是制成品上,都已经成为这个区域越来越重要的最终需求方(参见图2)。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已经更多、更快地通过对中国消费者的依赖来实现自己的增加值,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对中国作为非大宗商品类最终需求的依赖最为突出。(15)可见,中国的潜在市场规模日益成为吸引并凝聚地区经济的关键。
其次,原料市场对接。亚洲内陆地区,尤其是西亚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都蕴藏有丰富的原材料和油气资源。就亚洲内部来看,多次以高油价为特征的石油危机的经济效应首先就表现为供需循环非对称性。虽然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供应方以及世界石油市场最重要的新兴需求方都在这个区域内部,但是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冲击效应却是截然不同的。由于美国传统的强势介入,亚洲石油市场的供需双方往往并不是直接对接的。所以,对正在兴起的亚洲能源需求大国而言,建立能源合作机制,通过参与组织博弈来代替完全的市场定价接受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区域内重要的原油出口国来说,在面对市场疲软和出口美国数量不断下降的同时,拓展新的供应地更加显得重要。“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和管道系统的建设带动这一广泛区域内的原料市场供需对接,对于增加市场弹性、扩大定价方式并提高交易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第三,投资市场对接。“一带一路”所涉国家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水平相依相异性都很强,且有互通互联的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希冀发现并打通新的投资渠道的设想,契合了沿线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要求,使得亚洲区域内的巨大投资需求与同样庞大的外汇储备对接,强大的工业化动能与现实的工业化需求兼容。不同于海洋集装箱货运的便捷与成熟,陆路运输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铺建及配套的巨额资金投入。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都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困境。据WEF(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仅仅是保持目前的全球GDP增长率。就需要从现在到2030年投入共计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额。(16)良好的基础设施系统会极大提高各国分享繁荣和提高效率的能力,带来可观的经济节约。
亚洲基础设施的落后,尤其体现在东南亚、中东亚以及中南亚的跨区域联动上。对于远离世界主要海洋运输通道的中亚国家而言,惟有高效陆路交通网络的搭建和疏通才能改变地缘劣势、降低交易成本,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亚洲目前大约有14亿人还没有用上电,12亿人没有通畅的交通,将近10亿人不能使用洁净的水和基本的卫生设施。为了满足增长的需要,自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在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和卫生设施上每年需分别在国别和区域层面投资7,470亿美元和290亿美元。(17)除去资金需求巨大这一特点,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另一层挑战,即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往往需要15-25年才能收回成本,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另外,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尤其巨大。比如新加坡的基础设施质量位列全球第二,而同为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却分别名列第82位和96位。区域中低收入国家薄弱的基础设施连接系统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都成为吸引效率型FDI并参与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障碍。(18)
反观中国,内部经济也已经到结构转型的重要时点。一则,由于2008年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以低端制成品加工出口为优势的传统竞争力不断滑落;另则,随着环境质量的日益恶化,进一步推动重化工业类加工制造的增长显然面临瓶颈。因此,在内推动结构升级、在外则经由投资拉动产能输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是东亚模式一直的传递路径,只是在这次轮替中,与中国资本和技术对接的不仅是输入国的丰裕劳动力要素,而更多的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及当地既有及潜在的投资机会。中国目前产能过剩问题极为严重。2012年底,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正常水平,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在工业领域十分显著。(19)而化解过剩产能的压力在“十三五”期间依然十分沉重,据最新的报道,未来3-5年中国国内钢铁计划减量1亿-1.5亿吨,煤炭产能要退出5亿吨,还需减量重组5亿吨。(20)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化起步的初期,要素投入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相对过剩的产业与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发及投资需求是存在互补可能的。而且,即使是人均收入已达到较高水平的资源出口型国家,还可能依然是属于工业化、现代化欠缺型,这在西亚、中亚等部分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一带一路”在贸易与投资上所可能产生的供需闭环效应,并不意味着回到亚洲封闭经济循环,更不是对传统欧美发达市场的简单替代,而是增加一个体内循环,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优化和可持续。借此,亚洲国家可以构建新的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平台,获得成为国际货币的现实机会,区域经济的重构也反映出了世界经济参与主体力量的现实再平衡。
四、区域合作效应:“雁型模式”与“走廊经济”的互补
受制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亚洲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唯一成功并有影响力的多边机制性一体化组织就是东盟(ASEAN)。APEC则是另外一个具有泛区域意义的一体化组织。虽然APEC顺应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一地区开放性、市场化、便利化贸易与投资发展的共同取向,但它自身却并没有在WTO多边进程迟滞的背景下获得实质性进展,而只是钝化成了一个松散的论坛。直至2014年的北京峰会重新提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FTAAP)进程路线图,并在2015年的马尼拉峰会再次承诺关于到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开放的“茂物目标”,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可以说迄今为止,APEC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无法推进机制性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也恰恰就是这两个特征的逻辑必然。
而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板块格局的重新拼合,以大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进入了新一轮的“多米诺轮动”。1997年著名国际贸易学者鲍德温在其《区域化的动因》一文中曾形象地以“多米诺理论”论证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原因,即当某一偶发事件成为区域一体化浪潮的第一推动力后,其后的连锁反应,与其说是场外参与者为了得益,还不如说是他们为了在新的贸易投资壁垒下确保利益不受损失的一种自救(Baldwin,1997)。(21)
因此,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美国适时地利用了一个既有的小规模地区一体化组织TPP作为撬动亚太经济合作平衡的理想支点,“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由此跌倒。TPP的高标准市场要求显然并不适用于目前的中国。当大概率无法成为现有区域集团的一个成员时,最优的选择将是推动另外的区域一体化集团的诞生,因此我们看到了由东盟发起、中国更加积极参与的RCEP。RCEP的地缘路径依然是环太平洋的,虽然它可以在一体化的标准上另设圭臬,提高中国的适用性和话语权,降低由TPP造成的对中国企业可能的贸易转向损失,但是,对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来讲,这依然不足以弥补由美国高标准构建、覆盖欧亚的两大跨洋自由贸易经济伙伴区TPP和TTIP可能带来的潜在贸易冲击和福利减损。
“一带一路”则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理空间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一轮由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对亚欧非成员国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相较于东盟10+1、东盟10+3,RCEP、TPP、TTIP等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大国参与、跨洋组合,同时强调规则和标准一体化;“一带一路”则显著地向内陆发展洼地倾斜,改变中国经济腾飞以来因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制约而呈现的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有效改善和弥补传统“雁型模式”的断点,促使经济增长辐射圈由海洋向内陆延伸。
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成功需要几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参与经济体的禀赋相似、地缘接近、经济开放、技术级差等等。但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雁阵序列在环太平洋圈的渐次传递到达中国和同样拥有转型优势的越南后,就已基本接近尾声。而其核心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的体量庞大,且腹地深厚,形成一定的“黑洞效应”,向内吸纳快,而往外传递慢;其次,同期的日本技术引领效应和经济引擎作用逐渐衰减,东亚内部的技术梯度呈现扁平化趋势;最后,以信息产品和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在大量创新层出不穷的同时,其扩张效应的传播并不是对称的。加速度的产品生命周期、“创造性毁灭”的张扬以及非均衡的投入要素收益,随着创新、技术和市场的功用在价值链形成中地位的节节抬高,其对传统的生产函数构成和表现赋予了全新的释义。原先可能出现的产业传递梯度,在新经济时代非常容易就被大大压缩了;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则会面临由供应链缩短而带来的参与国际分工机会的下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支撑东亚国家发展的主导型产业梯度发展模式——“雁行形态”逐渐趋于松散,甚至解构。
参与“雁行模式”的经济体之间是有断点的,因为这一模式主要倚重的是以制度开放相联系。而并不强调以基础设施互通。因此即便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发展,该地区的跨国界、乃至跨区域陆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严重缺乏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高飞在天的“雁阵”到落地为实的“一带一路”,后者最有特色的连接机制是依托于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铁和互联网建设为基石的“走廊经济”。目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积极规划并推进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此外,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方面,跨境直接投资更是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领域,合作重点就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工业园区和优势产能合作。
不同于“雁行模式”,“走廊经济”建设本身依赖于基础设施投入,具有极强的产出乘数效应和更大的区域溢出效应。“走廊”主要是指由经济要素通过交通等基础设施媒介联结城市区域,并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不断集聚和扩散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线状系统经济空间形态。(22)作为构建“经济走廊”的基础和社会先行资本,基础设施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它能够达成推动经济活动往来便捷、成本降低、产出增加、效率优化等多重效果。此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都表明,基础设施还具有极强的网络特征。基础设施的增加既能通过网络作用促进区域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带来市场规模扩大效应,诱致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提高;也能通过产业的集聚或扩散,使资源在地区间重新分配。(23)可见,作为一种新型的、立足于推动沿途国家之间功能性互补与发展型合作的经济平台,“跨境走廊”的建设与深化将有效连接腹地广阔的欧亚内陆地区。虽然其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同样需要关注,但“走廊经济”的区域合作溢出效应显然是对传统环大洋经济圈的有效补充。
面对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重塑的双重效应。首先,通过大国战略重新整合经济域界,能有效降低全球化进程中部分欧亚内陆国家的边缘化倾向,为其带来改变传统地缘劣势的可能。其次,通过区域内部产品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对接,提供了创设一个新的闭环系统与合作平台的机会,体现发展中国家之间新型的功能性互补与发展型合作之特征。最后,“走廊经济”则是对既有环大洋经济圈模式的有效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一轮由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对非成员国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
总之,与当今世界由大国参与并主导区域合作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版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应能降低集体行动中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缺陷,体现大国效应,并对未来区域内部的中心—外围、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等领域产生新的结构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