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差异对比论析——以话语实践互构循环为视角

胡小文

2019年12月03日 02:22

李奇前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理论可以描述某一领域组织形式及相互关系,具有解释、预测的功能。[1]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建立以降,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经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行为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争以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辩论,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三足鼎立之势,更确立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式起步于改革开放,学界大致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年),引进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阶段(1989~2000年),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谋求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中国学者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国学派。虽然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共生理论、天下体系理论等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构建中国学派的实践仍是进行时。本文拟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发展出话语实践互构循环分析模型,并以此分析模型对比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导向和实践结果,为构建中国学派的学术实践提供新的思考。 

一 话语分析与实践理论 

话语分析和实践理论是后结构主义研究者给国际关系学带来的重要启迪。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话语的本体论意义和结构性,认为话语直接指导实践并导致意义生成,话语成为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强调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将实践视为解释因素和被解释因素,以实践为核心切入点研究国际政治。笔者受后结构主义话语实践理论启发,进一步发展出话语实践互构循环分析模型,并拟以此对比分析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一) 话语 

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具有描述功能。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认为语言是呈现现实的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具有社会性、政治性、结构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只有通过语言的建构,各类事物才能获得身份并产生意义,这也直接决定了话语的本体意义。语言的社会性即个人通过社会化将物质与语言相联系,产生物体意义。语言的政治性指语言自身涉及权力,即语言力,同时也是建构主体性和身份的场所。语言的结构性和不稳定性主要体现为对它者身份的建构体现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通过语言建构的身份是高度结构性的,但是会随着语言叙述的变化而改变,即不稳定性。语言的本体意义强调话语建构物质,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行动,亦可用语言本身来完成行动。因此,语言的本体意义表明话语起指导实践的作用。一方面,话语促进实践,通过话语建构作用,实践得以发展;另一方面,话语本身即为实践。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本身应该被视为实践,它可以产生一系列语言结构。话语表达是建构的过程,也是实践的活动。一方面,语言帮助人们区分事件和行为,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使实践成为社会行动的本源和动力;另一方面,语言是做事情,话语实践本身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 

(二) 实践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实践是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包含展现并可能物化背景知识和话语。第一,实践具有本体意义。一方面,实践是行动的实施即做某事的过程,并通过行为的重复性体现规律性的特征。实践的规律性是实践社会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实践展现社会识别的根本特征并依赖于背景知识。对某种行动的适当性评判来源于在社会关系中的识别和认定,确定是否正当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背景知识是实践性的,起引导行动的作用。同时,实践是连接话语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纽带。实践将话语知识转化为社会行动,话语自身也以实践的形式存在。第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实践的变化体现在重复性规律性特征和对背景知识的依赖。一方面,实践的重复性和规律性确定实践的生命周期,即生成、扩散、制度化和衰退;另一方面,实践所依赖的背景知识变化,也会导致实践的变化。第三,实践的本体地位与不断变化的特征决定实践对话语的重要作用。实践可能强化、弱化或启动生成某种话语。

(三) 话语实践互构循环 

话语本身即为实践,也促进实践发展。与此同时,实践强化某种话语,也推动新的话语生成。因此,在后结构主义视角下,同具有本体意义的话语与实践存在互构性逻辑。简言之,话语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也影响话语。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即为话语实践互构的过程,主要包括现实话语、学术实践、理论话语和政策行为实践四个阶段(见图1)。 

  

  

  图1 话语实践互构循环 

如图1所示,话语实践互构循环由四个过程组成。第一,现实话语和学术实践的互构过程。现实话语即现实形势作用于行为体的背景知识话语,本文考察范围为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正式确立后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因此,现实话语的时间范围为1919年至今。学术实践即行为体在现实话语指导下开展的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实践。现实话语指导学术实践,学术实践会强化或弱化现实话语。第二,学术实践和理论话语的互构过程。理论话语即为学术实践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自身形成的话语。理论话语形成后会继续指导学术实践。第三,理论话语和行为体行为实践的互构过程。理论话语会指导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政策行为实践,与此同时,行为体的行为话语会进一步强化或弱化理论话语。第四,行为实践和现实话语的互构过程。行为实践对现实的转变开启新的现实话语建构,现实话语亦会指导行为实践。四个过程的话语实践互构形成完整的话语实践互构循环。

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话语实践循环 

(一) 现实话语 

现实话语作为背景知识话语来源于现实世界的形势,话语会因现实的发展变化而转变。1919年至今,现实话语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主要为和平话语和美国话语、对抗话语、对抗合作话语及合作话语。第一,1919年至二战结束,和平及美国话语。一战给世界人民的社会生活等带来的创伤性的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士兵、民众被迫直面死亡的危险。在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战争的批判中,和平的话语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战争将经济超级大国由幕后推向前台,国际政治中心由西欧向美国转移,美国话语出现。第二,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对抗的话语。战后确立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美苏冷战与局部热战相交织。紧张局势展现对抗话语。一方面,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北约、华约先后成立,军事抵抗、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及古巴导弹危机等加剧两大阵营对抗的程度。苏、英、法、中等国家先后拥有核武器,世界笼罩在核对抗的话语下;另一方面,东西方阵营内部分歧。以法国戴高乐为代表的“独立外交”及西欧谋求联合的努力表明西方阵营的分化趋势;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关系破裂等展现了东方阵营内部分歧与对抗。第三,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对抗与合作共存的话语。一方面,美苏冷战仍然持续,美国对越战争及对格林纳达等国进行干涉均是对抗的延续;另一方面,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并为石油危机所掣肘,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美国在美苏冷战中处于守势。由此,美苏、中美、中日实现外交突破,通过签订《反导条约》《美苏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导条约》《中美联合公报》《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条约改善关系实现合作。第四,冷战结束至今,和平合作话语。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组织呈现指数型增长,各种论坛、会议等多边外交增进国家间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气候变暖、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推动各国合作参与全球治理。 

(二) 学术实践 

现实话语指导学术实践,促进学术实践发展。第一阶段,主要有两种学术实践的探索。一是在与美国崛起并行的美国话语和与一战并行的和平话语指导下,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其肩负着将美国“自由、民主、和平”的价值观推向全球以拯救世界的责任,1918年1月,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点计划”,该“计划”深受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影响,被学界认为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因而威尔逊理想主义也成为自由主义学术实践探索的主要代表。二是在和平话语的指导下,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在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探讨的基础上,著成《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这是卡尔在和平话语的指导下,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和对现实主义的初步探索。第二阶段,在对抗话语指导下,汉斯•摩根索在学术实践过程中系统提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出版现实主义巨著《国家间政治:权益斗争与和平》。此外,还有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社会》、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等学术实践探索。第三阶段,对抗和合作话语指导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术实践发展迅猛。代表性实践成果有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及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等。第四阶段,冷战终结束后的和平合作话语。冷战终结对之前各阶段学术实践造成挑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均未能有效解释、预测冷战的终结,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将建构主义推向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高度,通过共有观念建构国际秩序,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由霍布斯式到洛克式最终达到康德式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和平合作。后冷战时代,其他范式的学术实践也有所发展,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原有学术实践也凭借其合作优势继续发展。 

(三) 理论话语 

理论话语即理论自身所展示出的话语信息,理论话语通过学术实践得以形成。在前文学术实践的基础上,笔者将选取部分代表性学术实践成果进行理论话语分析,包括现实主义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理论》《大国政治的悲剧》,自由主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由无政府话语和权力话语构成。无论是卡尔、摩根索、华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他们的学术实践成果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定,即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对权力话语的认知略有偏差。卡尔在《20年危机(1919-1939)》中通过对乌托邦主义道德的批判,确立起现实主义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认为政治通常意义上是权力政治。虽然卡尔承认国际道德的作用,但强调权力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简言之,卡尔强调以军事、经济和支配舆论为核心的权力话语。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确立“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强调权力的不可忽视性,认为国际政治即为争夺权力的斗争。摩根索通过地理、自然资源、工业、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九个因素界定权力,并指出通过权力均衡手段限制国家权力。摩根索系统阐释了现实主义理论权力话语。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了他的理论权力话语,认为权力不再是国际政治争夺的目标对象,而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国际结构被置于核心地位。但是,华尔兹仍然重视权力的作用,强调相对权力观。国际结构被视为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起点,但结构来源于实力分配,特别是大国间实力分配。因此,华尔兹强调对权力的衡量和考察并通过“极”的概念加以展示。以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力话语推到新的高度,强调各国追求权力最大化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因而各国终极目标为成为体系内霸主获得安全即权力最大化的话语。 

自由主义理论话语分为无政府话语和规范话语。威尔逊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均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前提假定,无政府话语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共同理论话语。笔者认为,规范话语包括道德规范话语、组织规范话语和制度规范话语。威尔逊理想主义涉及道德规范话语和组织规范话语。一方面,强调道德的作用,认为人性可以改造,在教育的感召下是人性向善,通过道德约束避免战争,突出道德规范话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威尔逊理想主义强调集体安全的重要作用,即组织规范话语的重要地位。新自由主义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和《霸权之后》均强调国际机制即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前者认为世界政治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复合相互依赖是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后者认为国际机制作为一系列制度规范对国际合作有重要作用,制度规范通过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使国际合作及霸权之后的秩序存续成为可能。概言之,自由主义理论话语聚焦无政府和规范。 

建构主义理论关注观念话语。建构主义不承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无政府的基本前提假定,认为共有知识构成观念意义上的结构,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 

(四) 行为实践 

行为实践即理论话语指导下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实践活动。在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和权力话语指导下,行为体对外行为实践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无政府话语促使行为体通过自助手段即发展自身权力谋求国家利益。第二,行为体追求增加自身权力。在摩根索看来通过现状政策、威望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寻求权力,促进国家利益实现。现状政策、威望政策到帝国主义政策是一个冲突对抗可能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关于权力的维持与扩张必然伴随斗争与动荡。第三,由国际结构的角度观之,谋求相对权力优势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变革谋求自身实力的快速增长;二是通过外部条件转换即联盟来实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优势。两种途径均易引发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造成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不稳定。第四,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话语谋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和体系霸权,必然导致军备竞赛,大幅提升国家间冲突对抗的可能性。简言之,现实主义无政府话语和权力话语易引发行为体间冲突对抗的实践形式。 

自由主义理论无政府和规范话语指导下,行为体对外行为实践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无政府话语承认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威,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规范具有约束性作用并促成合作。第二,道德规范话语指导行为体遵守国际道德规范,以话语力规范行为体间交往行为。第三,组织规范话语指导行为体创建国际组织的实践和实现集体安全的实践。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对集体安全实践的探索。第四,制度规范话语指导国际行为体通过双边、多变互动,以会议论坛等形式达成合作,减小国际交往中信息不对称及欺骗行为的影响。概言之,自由主义理论话语指导下行为体行为实践主要形式为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观念话语指导下,行为体对外行为实践主要表现为由冲突到竞争再到合作共存。观念话语指导国际行为体在互动中形成三种无政府文化的国际社会。第一,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行为体之间彼此定位为敌人角色,“你死我活”的冲突对抗成为常态。第二,洛克式无政府文化。行为体间彼此定位为竞争对手的角色,此阶段行为体间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有冲突、有竞争、亦有合作。第三,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行为体间彼此定位为朋友,彼此是一种合作、和谐、共存的状态。 

(五) 互构循环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实践循环主要有四个过程。第一,现实话语即和平话语和美国话语、对抗话语、对抗合作话语及合作话语指导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术实践。与此同时,通过学术实践探索也可以强化或弱化冲突、合作、和平与战争等话语的作用。第二,上述学术实践形成无政府话语、权力话语、__苋_M耞_规范话语和观念话语的理论话语。新的理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可指导学术实践,弥补现有不足或开辟新的领域。第三,无政府话语、权力话语、规范话语和观念话语的理论话语指导行为体冲突、合作及由冲突、竞争到合作的行为实践。行为实践亦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理论话语的可行性,强化或弱化理论话语。第四,冲突、合作及由冲突、竞争到合作的行为实践对社会的改变形成新的社会现实并出现新的现实话语,新的现实话语在指导行为实践同时开始指导新一轮的学术实践(见图2)。 

    

  三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实践循环 

(一) 现实话语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实话语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改革开放后以倪世雄为代表的先驱将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在学习借鉴过程中,国内学者发现国内外现实情况不同以及理论自身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呼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首次表达了理论自觉的话语。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学者们就要不要及如何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展开思考与讨论。进入21世纪,在全面吸收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出现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话语。梅然、任晓、秦亚青、王逸舟等学者均表达出构建“中国学派”的话语。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一系列成就需要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个源远流长且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渐增强。 

(二) 学术实践 

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话语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实践活动。第一,以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关系理论扎根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是在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话语指导下进行的学术实践探索。第二,以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为代表的道义现实主义。自2004年以来,阎学通一直致力于对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整理编辑,在解析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和《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三,以“上海学派”金应忠、任晓等为代表的共生理论。共生理论的学术实践立足于社会共生论即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天下大同”等优秀思想。第四,以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为代表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从哲学角度探讨天下概念蕴含的中国哲学基础,试图重构有当代意义的天下理论。 

(三) 理论话语 

学术实践建构理论话语。第一,秦亚青在《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中强调关系性话语。他认为关系是过程的核心,过程是流动的关系,维持关系就是维护合作的过程。关系是行为体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进而强调关系性。关系理论认为,阴阳关系即元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形态,结合中国古代“中庸”辩证法,提出互动双方合作竞争相互交融。第二,阎学通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在现实主义有关实力、权力和国家利益假定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层面的道义话语。道义现实主义立足于权力转移的背景,致力于指导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道义现实主义指出个人层面的政治领导类型和战略信誉是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变量。道义现实主义在肯定国家实力等因素的同时,提出政治领导是国家能否成功崛起的关键。政治领导通过道义和战略信誉影响国际动员能力,改变国际体系结构。普遍性的道义指遵守盟约、礼遇首脑等低层次的道义标准。遵守或违背道义能够增强或削弱权力的合法性作用,也能够增强或削弱实力。遵守道义有助于增强内外动员能力,进而增强实力。简言之,政治领导力是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变量,道义是影响政治领导力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共生理论强调共生话语,即共存共在合作共赢。认为共生即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在竞争中合作,各方相互依存,最终实现共生。强调在社会活动中共生与斗争相伴而生,人类社会具有自然性,共生是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基本状态,因而国际社会也具有共生性,共生性成为与主体性相对的国际关系特性。共生理论可以打破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推进提供理论话语。第四,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强调天下话语。天下理论认为,“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通过化敌为友,建构世界共在秩序,天下体系超越现有民族主权国家界限,以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思考单位进行问题分析。天下理论在共在论基础上认为,天下体系是一个有望和平与安全的体系。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主要为关系性话语、道义话语、共生话语和天下话语。 

(四) 行为实践 

话语实践互构循环第三个过程,即理论话语指导学术实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性、道义、共生和天下话语分别对中国国家对外行为实践产生影响,指导和谐化实践、道义实践、共生实践和共在实践。第一,关系理论的关系性话语指导和谐化实践。关系性话语强调“中庸”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中庸”辩证法指出元关系即阴阳关系为一体两面,阴阳互融、阴阳互补,在互动中实现阴阳和谐相融,即在承认冲突存在的基础上,实现冲突向和谐的转化。关系性话语指导下的行为实践是和谐化的实践。第二,道义话语指导和平实践。坚持以王道思想及“仁、义、礼”结合“公平、正义、文明”的道义价值观念促进国际规范、促进国际正义,进而促进新兴大国竞争实现良性和平竞争,即道义话语指导对外和平实践。第三,共生话语指导共生实践。共生话语认为互动单元彼此竞争、相互依存,通过协调合作实现共赢共生,双方互动过程即为共生实践。共生实践目标为共生,展现包容性与开放性,体现社会性,承认分歧而妥善处理,形成良性互动及共生目标。第四,天下话语指导共在实践。共在是天下体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构建存在性世界秩序是最终目标,实现存在性世界秩序目标的途径为共在实践。天下话语立足于中国古代传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单位,突破以主权国家为最高单元的政治模式。强调政治是化敌为友、共同生活的艺术,即共在的艺术。共在是存在的前提,没有共在就没有未来。天下话语的“天下无外”原则体现包容性指导共在实践,促进世界和平合作。 

(五) 互构循环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实践互构循环主要有四个过程。第一,现实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和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话语指导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学术实践探索,建构发展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共生理论和天下体系理论等学术成果。学术实践活动反之由强化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话语,为话语表达提供实践支持。第二,上述学术实践构建出新的理论话语,包括关系性话语、道义话语、共生话语和天下话语。理论话语继续指导完善发展相关理论的实践。第三,关系性、道义、共生和天下的理论话语指导国家采取和谐化、和平、共生和共在的对外政策实践。国家对外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或弱化理论话语,证明理论合理性,指明局限性。第四,通过对外行为实践证明理论合理性,指明局限性,形成完善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新话语,新的话语亦会影响国家对外行为实践,并指导新的学术实践(见图3)。四 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实践对比 

话语实践循环视角通过现实话语、学术实践、理论话语和行为实践之间互构的四个过程,分别展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实践。对比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笔者主要从理论自身话语及行为实践两方面进行阐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主要分为权力话语、规范话语和观念话语。笔者认为,权力话语和规范话语为物质性话语。不管软实力、硬实力或是巧实力均是一种外在的物质性表现。规范话语包括道德性规范、组织性规范和制度性规范。道德性规范外在表现为约束力,组织性规范和制度性规范外在表现为组织机构和制度规则,亦属物质性范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念话语为外生性观念话语。所谓外生性即观念发挥作用需要行为体间的认同,外部认同实际为观念自身角色提供合法性支持,无外部认同观念的共有观念并不必然形成观念结构、建构身份、决定利益和行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指导下的行为实践包括冲突、合作和由冲突、竞争到合作的实践。笔者认为,这主要分为两种实践形式,即冲突对抗式和外生性和平式实践。冲突对抗式由冲突、竞争等实践活动导致。外生性和平式实践即合作行为下的和平。本文视角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合作行为产生于外生性规范和外生性观念,实现的和平是外部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简言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是物质性话语和外生性观念话语,实践形式是冲突对抗和外生性和平。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是关系性话语、道义话语、共生话语和天下话语。上述话语均来自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关系性话语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系辞上》)的影响,提倡和谐化实践方式。道义话语在借鉴中国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特别是荀子“王霸”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共生话语即立足于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天下话语亦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武韬•顺启》)的影响,形成适应当代的天下世界观。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关系性、道义、共生、天下均是观念性因素,属文化范畴。这些观念性话语具有内生性,即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正如秦亚青所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表达出“在中国人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的内生性思想。由此观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是一种内生性观念话语。在内生性观念话语指导下进行的和谐、和平、共生和共在的实践以及内生性和平实践形式,这种内生性和平是更加稳固的和平(见表1)。 

  

  

通过建立话语实践互构循环的分析视角,以现实话语、学术实践、理论话语和行为实践四组互构过程为分析逻辑,对比分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实践互构循环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话语和实践差异。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是内生性观念话语,指导内生性和平的实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理论话语为物质性话语和外生性观念话语,形成冲突对抗和外生性和平的实践形式。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仍处于进行时。通过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差异的对比,笔者认为构建“中国学派”的学术努力应坚持以下三点:第一,继续吸收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起源于三十年战争,西方较中国有更加丰富的国际关系实践,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也较早地开始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为理论发展积淀身后的学科基础。中国古代闭关锁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立起步晚,直到1963年才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有继续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性。第二,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周易》《论语》《中庸》《道德经》等文化经典数不胜数,偌大的思想宝库足以支撑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推动“中国学派”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第三,加强中西方学界开放交流。一方面,加强交流可以更直接地借鉴学习西方优秀研究成果,为自身理论发展提供养料。中国学者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难免视角单一,学术交流利于拓宽视野和思维,推动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学术交流有利于中国思维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国际关系学者了解“中国学派”、研究“中国学派”、讨论“中国学派”,在讨论、争论甚至辩论中推动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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