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关系性安全与东盟的实践

胡小文

2021年02月18日 02:13

季玲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

一、引言

成立50多年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展成为与欧洲联盟(欧盟)并驾齐驱但却有着深刻差异的地区组织典范。近十多年来,欧盟的一体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迁延多年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退欧给欧盟的团结与凝聚力带来沉重打击,欧盟一体化模式备受质疑。而曾被当作欧洲一体化“亚洲翻版”的东盟却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2015年年底,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召开的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东盟共同体建设跨入新阶段。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将东盟的成功称为“东盟奇迹”,认为东盟为地区带来的是长久的和平和可见的繁荣,是“有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1)两大区域合作模式近年来的发展境遇形成了强烈对比,东盟不同寻常的安全实践再次吸引了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关注。

但东盟构建的“有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仍然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解释的“奇迹”:东盟是如何建构起一个维持长期和平的地区安全生态系统的?其弹性和灵活性安全行为背后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冷战结束至今,关于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及其作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近30年来,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东盟安全实践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东盟是否建成“安全共同体”。(2)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在自助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生存是国家的首要关注,合作是有限和暂时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冲突不可避免,不使用武力的预期以及长期利益的趋同都是不现实的。(3)因此,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东盟的安全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东盟国家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或威胁,其本质是东盟国家为了维持地区均势而采取的政治外交合作;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权力均势被打破,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必将不复存在。(4)据此,在现实主义逻辑中,东南亚地区长期和平的安全生态是不可解释的。

建构主义用“安全共同体”来描述和解释东盟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构作用。建立在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t)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研究路径的基础上,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通过规范内化和集体身份建构,东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形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预期,成为一个“初级的安全共同体”。(5)然而,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正是集中于规范内化和身份建构等关键环节上,比如东盟国家遵守规范的行为到底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权衡还是身份内化的适当性考虑,(6)东盟的建立是出于对民族国家认同的维护还是对地区集体认同的追求,(7)东盟成员国是否放弃了针对其他成员国的战争准备以及成员国之间所爆发的局部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东盟不存在“非战安全共同体”的例证。(8)拉夫·艾莫斯(Ralf Emmers)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剖析揭示出这一西方概念在理解东盟安全实践中的局限性。根据阿德勒和巴涅特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成员具有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是安全共同体最重要特征之一。(9)只有在同质性基础上,成员国的长期利益才能真正趋同,安全共同体成员间才具有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安全共同体”概念背后的这一假定,艾莫斯认为,东盟成员国间具有不同甚至冲突的国家利益,只能采取冲突避免而不是冲突解决的安全路径,这是东盟成员国间信任缺失的表现。艾莫斯据此否定东盟国家间已建立起安全共同体的论断,并否认未来东盟建立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10)可见,安全共同体也并非理解和解释东盟安全实践的恰当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为理解东盟长期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选择。实践理论集中批判行为体对理性“表象知识”的偏好,指出这是人类知识体系离行为实践越来越远的根源,强调人类知识体系中“实践知识”的重要性。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依赖反思性理性施动的“因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相对,实践理论强调用非反思性施动的“习惯性逻辑”来解释行为体的行为。(11)实践理论被运用到东南亚安全研究中,以解释现有理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东盟安全实践的延续性。比如冷战后东盟虽然对其制度目标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变革,但仍坚守冷战期间形成的正式安全制度;东盟成员间虽偶有军事冲突发生,但仍然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实践理论指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东盟成员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具有自明特性的“东盟理性”或“习惯倾向”,框定了东盟各成员国所能选择的行为选项。(12)虽然强调行为体的非反思性施动和习惯性逻辑部分地解释了东盟国家维系和平的长期倾向性和稳定性,但囿于对非反思性施动的关注,实践理论无法解释东盟和平生态系统的弹性以及东盟各国基于各自不同利益考虑的政策灵活性。“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意味着对维持长期和总体和平的期待以及对各国利益和现实需求多样性的包容,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解“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的关键。

东盟成功避免了安全困境,进而构建长期和平的地区安全生态,为多样性、非同质以及存在利益差异乃至冲突的国家间实现长期和平提供了经验证明。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超越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桎梏。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关系转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关系主义思维出发重新认识国际安全问题,提出“关系性安全”(13)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为突破传统安全认识论悖论,理解在多样性、差异性前提下实现长期和平的安全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下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分析国际安全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三大认识论悖论及其实体主义思维根源为切入点,运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研究成果,尤其是借鉴秦亚青和赵汀阳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和关系理性等基本假设,建立关系性安全的分析框架,用以诠释多样互系现实中的关系性安全目标、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以及关系理性逻辑下的安全行为。第二部分运用关系性安全视角观察东盟安全实践,以重要文件文本、亲历者述评和相关文献观点为依据与参照,考察东盟安全实践是否遵循了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及其对地区安全生态演变的作用,以及东盟安全行为是否遵循了关系理性的逻辑从而呈现出灵活多元的特征。第三部分是结论,指出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关系主义思维与关系性安全

安全概念与认识论紧密相连。(14)如何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决定了国际安全研究与实践的目标、路径与成效。东盟安全实践遭遇的“解释困境”反映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其根源在于实体主义思维与安全关系性之间的张力。要理解和解释东盟安全实践,需要运用关系主义思维破解安全认识上的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国际安全的认知框架。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局限性及其实体主义思维根源

安全困境是安全研究中的经典命题。1950年约翰·赫兹(John H.Herz)将安全困境描述为:在无政府社会中,由于人们无法有效传达并让他人相信其和平意图,为了避免被他人攻击、支配、主导或是消灭,人们通过获取更多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反过来加重了其他人的不安全感,从而也努力获取更多的权力,安全困境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安全与权力积累的恶性循环。(15)这个经典叙述折射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传统认识存在着三个重要悖论。

第一,安全存在的关系性和安全利益界定的孤立性。一方面,安全问题的出现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一个被推定为具有恶意的他者,安全就不构成一个问题;安全最终要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实现,且取决于他者的安全感,当他者感到不安全时,行为体对安全的追求是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可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安全的实现内嵌于彼此动态关系中,即安全是关系性的。(16)另一方面,行为体追求的安全利益却是孤立和排他的,行为体期望单方面地消除不确定性,实现绝对且排他的安全利益,他者的意愿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是被无视的。第二,安全问题产生的物理与心理双维度和安全实现路径的单维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指出安全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17)在分析安全困境形成的原因时,赫兹也指出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焦虑才最终导致人们处于困境之中。(18)但不论是现实安全行为还是安全研究,行为体心理层面的安全需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物理维度理所当然的副产品。第三,行为决策的个体理性和行为结果的非理性。寻求安全的行为体被假定为理性人,根据手段—目标的理性计算,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目标的政策方案。(19)个体理性则意味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安全问题中,个体理性不足以保证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敌意和风险,最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所有人的安全利益都受到损害,即行为结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

虽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困境是否必然产生、能否得以缓解持不同意见,但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认识都没有克服上述三大悖论。首先,三大理论流派都遵循个体理性的原则。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所倡导的因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属于工具理性,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属于价值理性,但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本质上都是个体理性。(20)其次,与个体理性相关,在安全利益的界定上,三大理论流派的出发点都是假设个体利益具有潜在冲突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安全利益是绝对排他的零和性质;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个体利益虽然具有潜在冲突性,但可以通过制度沟通信息、提高背叛成本而促进合作,但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利益计算最终会因相对收益的不平衡而削弱制度的有效性;(21)建构主义则认为可以通过建立集体身份消除“我他差异”来实现个体利益的同一,(22)这实际上是对个体利益潜在冲突性的另一种注脚。最后,主流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忽略心理安全的独立性及其与物理安全的交互影响。现实主义将恐惧和焦虑当作物质实力消长的伴随物,制度主义则认为信息交流会自动降低不确定,而建构主义消除差异性基础上的集体身份构建实际上忽视了行为体的身份安全需求,在实际经验中反而可能引发焦虑、恐惧等消极情感体验。(23)

国际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体现了西方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和与之相关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在实体主义思维下,世界被看成是由具有不同本质、独立自在的实体所构成,这些实体是预先存在的,其本质属性不为互动过程所改变,其利益是预先给定的,由个体生存发展需求内在地、独立地界定。实体主义思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影响就是个体主义方法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理性选择理论、规范内化的研究路径乃至结构主义的社会、体系等概念都是个体主义研究路径的体现。(24)不论是对安全利益的孤立界定,还是个体主义的理性决策,乃至对情感心理的忽视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而这种个体主义视角又与国际安全相互依赖的关系性质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要突破安全困境产生的认识论悖论,更好地理解和促进国际政治中的和平与持久安全,“就必须从根本处着手,必须颠覆个体原则的世界观从而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25)

(二)关系主义思维与关系性安全

关系性安全建立在关系主义思维对国际安全问题认识的基础上。20世纪末以来,受西方关系社会学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出现反实体重关系、反本质重过程的关系主义研究萌芽。(26)近年来,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系主义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主义学者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推动形成全球关系主义研究议程。(27)本文主要借鉴以秦亚青、赵汀阳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关系主义研究成果,尤其是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关系理论”)。(28)以两位学者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以及关系理性的论述为依据,本文提出关系性安全关于安全目标、实现路径以及行为逻辑的假设。

1.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与关系视角下的国际安全

关系理论建立在对“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本体论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体现的是从“关系的角度去思考”而不仅仅是“思考关系”的思维方式。与实体主义相对,关系理论假定世界充满连续的事件和流动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和静止的物体。在关系性社会世界里,个体不是相互独立且外在于环境、具有各自不同本质属性的实体,而是置身于复杂关系整体中的关系者,这种关系整体界定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并指引着他们采取具有某种意义的行为,也赋予其管理和编织关系网络的能力。(29)此外,关系也不是个体存在的外在联系。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做事”,在创造了“我在”的同时,也创造我与他人的共在,即关系和这个关系性社会世界。(30)

共在存在与关系性身份是关系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关系理论认为,在社会世界中,所有的行为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且只能是与他者、与总体关系环境共存。行为体不具有预先给定的本质属性,而是在与他人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重塑自我,同时也不断影响与塑造关系他者与总体关系环境。这种个体与他者、个体与总体环境的相互塑造过程,使得共在呈现出多样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生成性特征。在这样的共在环境中,行为体的身份是以关系来界定的,是在关系中塑造和发展的,这就是行为体的关系性身份。主流建构主义将行为体的身份分为两类:一类是团体身份,是自组织的,由行为体的特性内在建构;另一类是社会身份,是行为体从他者的视角出发赋予自身的一组意义。(31)他者的意义不在于他者的存在本身,他者和社会情境仅仅被当作证实和确认自我内部核心的资源,自我仍然是“独立的自我”。(32)在关系理论中,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自我统一于关系性身份之中,行为体与他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本身就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共在存在和关系性身份对于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关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个体存在的外在附属品,维系和优化关系环境成为行为体的安全目标。行为体的存在及其身份内在于和形成于关系之中,因此个体与他者关系越好,就越适于生存,总体关系环境越和谐,就越易于繁荣。(33)二是他者存在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维系自我存在的手段,与他者的共享利益才是最大可及利益。在“独立的自我”心理认知中,为了满足自我激励和自尊这一基本需求,差异化的他者往往被赋予消极意义,因而自我与他者的利益常常处于冲突之中;(34)关系性身份是“相互依赖的自我”,他者是形成自我、确认自我的源泉,他者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满足他者需求、愿望和目标是实现自我目标的重要条件。(35)因此,只有在增进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他者利益得到增进,才是真正可及的最大利益。(36)优化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是关系性身份的内在要求,关系性安全概念据此提出安全目标与安全路径的基本假设。

2.行为体的能动性、关系理性与关系性安全行为

维系和优化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依赖行为体的能动性和关系理性。关系理论认为,关系中的行为体即关系者能够意识到共在的现实,了解其存在依赖于与他者的联通,理解其行为取决于与他者的关系,其利益的最佳实现途径是通过维系社会关系和共同努力。关系者是积极的能动者,能有目的地利用关系和关系环境来增进自我利益。(37)与此同时,关系总是倾向于变动的,关系的变化总是伴随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孕育新的实践,关系者的能动性从而被赋予了创造性的内在品质。相反,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倡导的“结构选择”“制度选择”或“文化选择”“规范遵循”等行为逻辑中,行为体依既定逻辑和规则行事,缺少反身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黄秋琼和石之瑜在描述关系平衡与权力平衡的区别时,对行为体的能动性在两种机制中的差异做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描述,指出关系平衡机制允许行为体在满足各个不同关系要求的政策选项中做出选择,从而发挥它们的能动性并且因此而承担其选择带来的后果,而“权力平衡典型地将结构视为终极制约,使得人类的选择充其量只是个虚假的过程”。(38)

关系行为体的能动性是在关系网络中孕育并实现的,其能动实践须遵循关系性逻辑,即关系理性。秦亚青强调,只有以关系性界定的理性才具有重要意义,在明确了自我与他者不断演进的关系是何种性质之前,行动者对行为是否是理性的感知是有限的。(39)赵汀阳认为,不遵循关系性逻辑的个体主义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未来是由互动关系决定的,充分的理性必须是在互动中仍然普遍有效的理性,换言之,当未来的互动性被计算为一个变量而仍然能够保证安全最大化和利益积累最大化时,才是充分的理性。(40)秦亚青和赵汀阳都强调情感因素在关系性逻辑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情感作为关系核心要素的倾向。(41)实际上,西方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已证明,没有情感的存在,人将失去协调、计划和决策的能力,理性决策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必须要有情绪和感受的支持。(42)这就意味着,缺乏与他者共情的理性不是真正的理性,甚至是误导人类行为的非理性。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说的“霍布斯式恐惧”的奇怪特征是缺乏共情的典型表现,即你自己可以生动地感觉到你对其他人所怀有的巨大恐惧,但是你却不能领会其他人对你的恐惧反应,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要如此紧张。(43)因此,共情是具备尊重他者和理解他者权利不应被侵犯的能力。缺乏共情,我们不能理解他者的信念和感受,也不能理解他人如何理解和感受我们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会引起错误知觉,导致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44)

简言之,关系理性描述的是一个建立在共在关系的基础上,从身份关系判断出发,综合考虑行为的未来性和互动性的共情与推理过程。遵循关系理性的关系性安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追求最优的共在关系和共享利益,即无人被排挤的普遍受惠关系。为了维系并优化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行为体可以暂时放弃或延迟追求单边利益或少数国家的集体利益。第二,遵循关系选择原则。与互动中他者的身份关系越亲密、互动中的他者越重要,行为体越会优先考虑维系和发展这些关系,有时会牺牲或延缓其他关系及关系中的利益。第三,关注未来长期收益。为了维护关系的长期稳定,行为体可以暂时放弃或延迟满足某些短期利益,黄秋琼与石之瑜的“关系平衡”就建立在关系性行为的这一重要特征基础之上。第四,贯穿上述行为特征并使之得以可能的是共情原则,行为体在互动中会遵循一定的情感原则和规范。总之,关系性安全行为是基于共情与推理能力的判断、权衡和选择的过程,高度依赖行为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遵循非线性、非决定性的行为逻辑。

3.关系性身份确认、可持续安全生态与关系性安全的路径与目标

关系性身份不断确认的过程是关系性安全的实现过程,体现了培育本体安全和增进物理安全的统一。本体安全指的是“存在安全(security as being)”,是一种主体间心理层面的安全,与“生存安全(security as survival)”或“物理安全(physical safety)”相对。本体安全强调所有的政治主体都需要维持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此本体安全和物理安全一样是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基本安全需求。(45)当行为体的本体安全遭到威胁时,行为体会体验到严重的焦虑情绪,进而丧失行动能力或是激发暴力行为。本体不安全可以来自深刻的不确定性,(46)也可以源于自我叙事得不到他者的确认。(47)关系性身份确认为消除这种身份和存在的焦虑提供了重要机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本体安全状态时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健康的基本信任系统。基本信任系统是朝向他人、他物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情感—认知符合导向模式,健康的基本信任系统来源于行为体自我意识形成早期与重要他者亲密关系的水平与稳定性。(48)在关系性身份中,行为体的自我叙事总是在关系中产生并发展变化,共在和相互依赖的存在是行为体建立自我叙事的基础,也是自我叙事得以成功的条件。共在关系确保了身份确认过程的延续,意味着自我叙事总是得到关系中他者的确认,这不仅缓解了行为体面对未来的深刻不确定性,也是行为体间通向稳定亲密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关系性身份的确认过程就是本体安全的培育过程。

本体安全以多种方式影响物理安全,可持续安全生态是本体安全与物理安全的统一。詹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借用吉登斯的基本信任概念,指出具有健康基本信任的行为体能创造性地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从而使个体得以顺利度过危机与高风险时期。相反,一旦行为体的基本信任系统不健康或者是功能失调时,为抵御本体不安全带来的焦虑,行为体很可能盲目和僵化遵从习俗或惯例,哪怕是诸如安全困境这样的冲突惯例。(49)本体安全对物理安全的影响不限于此,巴哈·鲁梅利利(Bahar Rumelili)在其研究中指出,本体不安全会强化行为体对外界的总体威胁感知,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不仅会将他者当作异己,而且更容易将其视为威胁,从而加剧物理不安全。此外,本体不安全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情境,方便政治行为体动员和操纵这些不信任和不确定性,并将其转变为事关生存的物理威胁,造成物理安全状态的不稳定。(50)因此,在鲁梅利利看来,可持续安全生态是本体安全和物理安全的相互支持和统一,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行为体通过将自己与重要他者相区分来维系自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同时又不将特定他者当作迫在眉睫的伤害和危险。(51)关系性身份以维系和优化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为基本特征,这正是鲁梅利利所需要的维系可持续安全生态的条件。

简言之,关系性安全关注的是本体安全与物理安全相统一的可持续安全生态,这是关系性安全逻辑的可及目标。以共在和共享利益为基础的关系性身份为实现可持续安全生态提供了可能,互动过程中关系性身份的持续确认,即以关系为目的、建立和优化共在关系,以他者为目的、追求共享安全利益,是建立和维系可持续安全生态的过程,也是关系性安全的实现路径。关系性安全路径的实现依赖关系者基于关系理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关系环境的流动性以及个体与关系环境的二元互构决定了关系理性原则下的安全行为表现出多样和灵活的特征。总之,在关系性安全概念中,国际安全的关系性和安全利益的共享性实现了统一,安全问题的心理维度与物理维度实现了统一,行为决策的关系理性也导向最终符合所有行为体安全利益的理性结果。因此,关系性安全从理论上克服了传统安全认识的三大悖论。虽然关系性安全逻辑不如传统的权力逻辑、制度逻辑乃至规范、文化逻辑来得简约,但关系性安全所具有的非线性、开放性特征更为贴近高度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现实,为理解长期和平与短期利益冲突的弹性安全生态以及多种行为逻辑灵活共存的现实提供了理论框架。关系性安全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关系性安全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东盟的关系性安全实践

关系性安全为理解东盟安全实践以及现有东盟安全研究中的经验困惑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下文将以重要文件文本、亲历者述评以及相关文献观点作为依据和参照,分别对东盟安全实践的历史进程、东盟重大安全战略和具体安全事务中的行为决策进行观察和描述,以期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东盟安全实践及结果是否符合关系性安全的身份确认路径,二是东盟安全行为决策与行为特征是否体现了关系理性原则。

(一)关系性身份确认与地区安全生态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面临严峻的存在危机及生存威胁。一方面,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与军事力量弱小,整合国内多种族、多文化群体的政治认同以及处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领土、种族矛盾任务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旧殖民主义势力退出和冷战阵营的形成,区域外大国在本地区展开新一轮竞争与角逐,地区国家生存环境面临新的巨大不确定性。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胸怀“大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梦想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拒绝予以承认。身份认同冲突及大国的可能卷入带来的本体不安全感被印尼领导人利用,马来西亚联邦被建构成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不仅构成对印度尼西亚的包围和威胁,而且是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实现战争阴谋的帮手”。(52)印尼对马来西亚发动了长达3年多的“对抗(konfrontasi)”,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确立地区国家间以及与区域外大国的相处之道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当务之急。

这样的时机随着苏加诺的下台而到来。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曼谷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从其名称来看,创立者特意加上了“nations”,以区别于之前夭折的东南亚联盟,强调这是一个民族国家间的联合体。“association”本身具有协会、联合、关联的含义,其内涵有别于中译文“联盟”。这说明创始国并没有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意图,相反《宣言》更像是一个强化民族国家身份的政治宣言。(53)《宣言》开篇即明示,意识到地区国家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问题”,有进一步增强“地区国家间现有的团结与合作的纽带”的必要,突出了“平等与伙伴关系”精神对于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强调了地区国家“确保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受任何形式与任何表现的外部干涉,维护与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相符合的国家身份的决心”。(54)简单说,东盟国家维护的民族国家身份是以地区国家间的平等和友好以及相对于地区外大国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关系为特征的。因此,“区域自治”或“地区问题地区解决”成为“东盟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规范。

《宣言》所追求的身份关系是以共在和共享利益为前提和目标的,具备关系性身份的典型特性。首先,东盟追求的是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非排他的共在关系。《宣言》明确规定东盟“对所有赞同上述目标、原则和宗旨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开放”,(55)并且为了避免被看作针对他者的防务条约或军事联盟,故意没有提及地区安全。(56)实践中,东盟也从未放弃对不同政治制度的越南的争取。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前,东盟曾多次邀请越南作为观察员出席东盟部长会议,1976年又邀请越南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7)这种“尊重东盟人民的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同时强调他们基于多样统一精神的共同价值”被载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以下简称《东盟宪章》)中。(58)其次,多元共在关系是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和维系的。所谓共享利益,不是指利益的同一,而是如《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成员国要基于平等、非歧视和互惠原则在多边和双边场合尽最大努力寻求合作”。(59)“协商一致”的决策惯例是“平等、非歧视和互惠”原则在互动中得以贯彻的保证。“协商一致”意指在决策前通过事先协商在所有成员国中取得共识,是2003年签署的《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Bali Concord II)和《东盟宪章》中确定的基础性决策规范之一。虽然常常被指效率低下,但“协商一致”是每个成员国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促进共在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对于东盟来说,即使某项动议对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如果不能在正式讨论前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东盟也会放弃该事项。(60)实际上,东盟的“协商一致”原则并不是机械的一致同意,而是只要没有国家认为有损其国家利益,不明确加以反对,就算是达成了一致意见,重点是避免意见不一致时诉诸投票程序。(61)这在充分保障成员国利益的同时,也赋予了东盟决策以一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冷战期间东盟维护地区安全的努力实质上就是追求平等友好与独立自主的身份确认实践,尤其是在应对和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取得的成功,不仅成为东盟身份确认取得积极成效的标志,大大提升了东盟本体安全感,也推动了东盟身份关系内涵的进一步发展。东盟成功协调成员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积极协调中美等大国的支持,成功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其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62)新加坡前外长尚穆根·贾古玛(Shunmugam Jayakumar)观察到,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中弥漫着一种“自信的情绪”,而东盟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舞台上赢得了荣誉,是冷战后东盟自信的来源。(63)自信和荣誉感是东盟本体安全感提升的重要体现,为冷战结束后东盟调整与区域外大国的身份关系内涵,同时创造性地探索维护地区安全生态新方式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势力的退出,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力量暂时不复存在,但是中、日、印等崛起中的地区大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影响不可避免,为了应对地区安全关系变动的不确定性,东盟开始考虑构建包括重要大国的地区安全关系网络。1992年1月,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授权东盟以部长扩大会议为平台,建立东盟地区论坛。(64)东盟地区论坛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确立了东盟在其中的中心地位。论坛在组织机构上依附于东盟,遵守东盟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以及制度进程渐进性等东盟原则规范,并由东盟设立论坛发展议程。东盟地区论坛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唯一囊括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地区安全对话平台,参加论坛本身就是各国对东盟地区安全事务中心地位的确认。从理性主义视角来看,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只是“权力平衡机制”微不足道的补充(65)或者效率低下的“清谈俱乐部”,(66)但从关系性安全视角来看,东盟地区论坛对建立和维系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在关系、增进各国对共享利益的认识(扩大共识)以及培育信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信与互信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本体安全感使得东盟能够积极应对危机、消解威胁感知并化威胁为机遇,成功维系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生态。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影响了其国际声誉,也对东盟在冷战后形成的地区秩序中心地位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挑战。(67)为了维系地区中心性的身份关系,东盟一方面极力抵制挑战其身份的行为,比如美国推动建立新的论坛以及非东盟国家分享东盟地区论坛主席国权力的建议;(68)另一方面构建更为紧密的共在关系网络,加快东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同时推动建立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与地区大国的身份关系,将维护东盟在区域秩序建设中的中心性写入《东盟宪章》。随着东盟内部一体化进程的提速以及与“10+3”合作进程的快速推进,东盟各国不仅顺利度过了危机,还开辟了东亚合作的新局面。此外,本体安全感的提升也使得东盟能更为建设性地看待大国力量变动对该地区的影响,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窠臼。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军事现代化的推进,美日等国家试图利用这种力量消长带来的不确定性,操纵东南亚国家的焦虑情绪,在东南亚散播“中国威胁论”。1995-1996年,相继爆发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美济礁争端和两次“台海危机”,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相当有市场。(69)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尤其是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作为地区大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得东盟本体安全意义上的威胁感得以缓解,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大大提升,“中国机遇论”也逐渐取代了“中国威胁论”。(70)

关系环境和身份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东盟的身份关系确认过程也在持续变化的地区关系环境以及东盟各国与区域外国家互动关系的变化中不断迎来新的情况、新的挑战,需要东盟不断发展新的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面临最重要的地区关系环境变化因素是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大。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加速推动中美“脱钩”,来自美国要求东盟“选边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对东盟构建和维系共在地区安全生态的努力带来了极大挑战和冲击。除了进一步加快东盟自身核心关系圈的团结、加快推进《东盟2025:携手前行》各项建设之外,东盟国家一面极力避免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队”,(71)一面积极争取构建地区新秩序的话语权,在印尼、泰国等国家主导协调下,推出东盟版本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弱化东盟中心性和对抗中国的倾向,与东盟的共在关系思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正式推出了《东盟印太展望》,提出了基于东盟中心性、包容性和所有相关国家共赢基础之上的东盟版本的“印太战略”。(72)这一战略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东盟协调成员国共同立场以及在东盟整体利益和所有相关国家利益与关切点中寻求最大可及的共享利益的行为特征。《东盟印太展望》推出后即得到中、美、日、印、澳等国的欢迎和支持,证明了东盟这一策略的成功。当然,以东盟为中心的印太共在关系网络最终能否建成,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消解或缓和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不单单取决于东盟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但能否坚持追求包容性的共在关系和共享利益的基本立场,是东盟中心性身份关系确认的关键,也是东盟避免卷入可能出现的大国竞争旋涡,进而为大国关系平稳调适、推动地区秩序与和平建构做力所能及贡献的保证。总之,东盟关系性安全实践对世界和平贡献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得到更多国家的认识和承认。

(二)关系理性与东盟安全行为

关系性安全实践高度依赖行为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维系以共在和共享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环境是目的,关系环境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总是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行为体能动地、创造性地管理关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制衡、制度创建和身份培育等都可以成为手段或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东盟行为中遇到的一些经验困惑。如面对美国或中国,东盟并没有按照权力逻辑的推演采取制衡或追随的机械策略;不同成员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关系环境评估和身份关系界定,对美国、中国等大国采取不同的亲疏政策。东盟的制度化进程也并不是制度选择行为,而是行为选择制度,正如东盟前任秘书长所说,“至少对于东盟来说,建立制度是为了支持先前就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达成协议的措施”。(73)这也是为什么东盟会设立一些看上去根本完不成的制度目标或确立了却并不打算实现的制度目标,(74)又或者同一个规范(比如不干涉原则)在有些情况下被严格遵守,而有些情况下又能灵活变通。(75)同样,东盟倡导培育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是文化或共有知识选择的结果,而是促进地区共在关系和谋求身份确认的路径。这解释了为什么东盟致力于培育地区集体身份认同,同时又坚持并强化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这样的经验困惑。日本学者胜间田弘(Hiro Katsumata)也认为,东盟国家对西方规范的模仿,不是出于对规范本身的内化,而是出于维护其作为现代国家体系合法成员的身份安全的目的。(76)总之,维系最优多样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需要东盟国家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而不是机械地遵循某个线性因果逻辑,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理性决策过程。正如马凯硕所说:“许多人会想当然地看待东盟的团结与合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在东盟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重要决定所造就的。”(77)这些重要的决定涉及东盟安全实践的方方面面,大到对东盟发展的战略性考量和重大事件中的利益取舍,小到一项具体议程如何安排,都依赖于实践者基于关系理性的决策智慧。

关系理性要求关注普遍互惠和长期利益,东盟的扩大正是体现了这种关系管理智慧的重要战略决策。从成立之日起,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论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宗教文化,东盟都是无条件开放的。1973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伊斯梅尔·拉赫曼(Ismail A.Rahman)在谈及扩大东盟时就说:“这一举动……最终将导致这样一个形势,即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它们处于一个敌对的环境中。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所有努力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关系。”(78)冷战结束后,东盟相继吸收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实现了“统一的东南亚”的夙愿。尽管东盟的扩大证明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挑战了现实主义对于东盟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但东盟新老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仍被认为是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沉重负担。这不仅会减缓东盟一体化进程,也会削弱新生的东盟安全共同体。(79)这些判断是符合个体主义理性逻辑的,成员国差异会导致利益冲突的增加和共同身份认同的弱化,从而削弱制度合作和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但建立一个“统一的东南亚”背后的驱动力量并不是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是超越身份差异的利益同一化,而是建立和维系一个不排斥任何人的共在关系网络。为了帮助新东盟成员国更好地融入这个关系网络,老东盟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放缓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允许新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执行不一样的时间表。同时为了缩小新老成员国的发展差距,特别推出了《东盟一体化倡议(2002-2008年)》这一特别项目,为较发达的东盟成员国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成员国提供一个地区合作框架,老东盟六国均在此框架下承担了帮助新成员国发展的各种不同项目。(80)

关注普遍互惠和长期利益的关系理性还表现为对利益多样性的包容,甚至是对利益分歧与冲突的容忍,东盟应对重大利益冲突的方式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包容性。传统观念对利益和谐的理解是绝对的,所以东盟成员国内部出现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围绕领土争端爆发的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常常被援引为批评东盟的武器。实际上,东盟促进地区安全的作用往往不在于直接应对或解决安全威胁本身,而是在容许短期利益差异乃至利益冲突的前提下,通过维系东盟的存在发挥管理危机和构建互信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维持和平。这一特征在东盟成立之初应对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由于沙巴问题引发的外交危机过程中就得到初步表现。当时东盟成立不久,为了避免双边争端影响到东盟的存在本身,东盟成员国一方面默契地将该争议置于东盟官方会议之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降低冲突的紧张程度,并促成双方达成一个“冷却”时期。虽然沙巴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因为东盟的努力,菲马两国在经历一段冷却期后逐步恢复关系正常化,并在东盟框架下继续开展合作。这一处理成员国领土争端的经验被总结成“成员国间分歧或争端的解决应该依据理性、有效和充分灵活的程序来调解,避免产生可能会危害或阻碍合作的负面态度”并特别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81)正如马凯硕所言,东盟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分歧或冲突的共同体,成员国间甚至还会出现小型军事冲突,因为东盟所构建的是一个“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82)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印尼与马来西亚决定将利吉丹和西巴丹两个岛屿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柬埔寨请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与泰国在边境柏威夏寺附近爆发的军事冲突时,外界认为东盟在处理内部成员领土争端时被边缘化,但东盟自身则认为这正是维护东盟内部关系和谐与构建地区和平生态的胜利。

关系理性的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身份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东盟的总体关系网络中,东盟成员国是最重要的核心关系圈,是东盟构建和扩展关系网络的基石。(83)东盟在制度设计上突出了东盟核心关系圈的优先性,从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到东盟地区论坛,再到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都是东盟内部成员国召开会议协调立场在前,与对话伙伴国举行各层次、各领域会议在后。2005年东盟对东亚峰会的召开模式以及参与国范围的选择,表现出东盟对核心关系圈优先性的维护以及在亲密性和重要性两个维度上扩展身份关系圈的行为原则。东亚峰会召开前夕,东盟先是否定了韩国力推的东盟与中日韩13国以平等身份参与东亚峰会的建议,坚持以“东盟+”模式召开东亚峰会;(84)接着重新设定了东亚峰会参与国的标准,即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并且与东盟国家具有正式的、密切的实质性关系。这三项标准虽难以具体量化,但仍然体现了与东盟关系的紧密性和务实性。东盟据此将东亚峰会扩容为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在内的16国多边会议机制。2010年,东盟又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构建起囊括美国与俄罗斯在内的18国安全合作机制。这样,与地区安全密切相关的所有对话伙伴国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层次安全关系网络。核心关系圈的团结和凝聚对于维系东盟总体关系网络的稳定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也是东盟常常会为了维系成员国间的团结和共同利益而超越传统权力利益逻辑的根源所在。比如东盟能置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压力于不顾,甚至不惜延期乃至取消与欧盟的高层会晤,坚持吸纳军政府治下的缅甸为成员国,并与缅甸军政府保持建设性接触。事实也证明,与欧盟对叙利亚采取孤立和制裁政策而导致长期冲突与动乱相比,东盟在缅甸问题上采取的接触政策对于促进缅甸民主化进程、维系地区和平与安全要有效得多。

东盟成员国能灵活运用各种工具与手段实现关系性安全目标,还取决于东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情理考量,这充分体现在东盟对成员国互动“舒适度(comfort level)”的重视上。东盟实践者对这一点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甚至认为东盟的进展就取决于对“舒适度”的维护。(85)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提升成员国的“舒适度”是东盟多边外交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86)在东盟具体互动实践中,提升“舒适度”有一些通行的做法,比如通过面对面的私下会谈培育外交精英之间的个人关系,开展漫长的、通常是礼节性的对话,避免公开表达成员间的分歧,不在成员国间讨论双边争端或者采取非约束性的工作组、二轨道论坛和对话来私下解决分歧,要保全面子、避免点名羞辱等。(87)东盟在应对缅甸纳尔吉斯热带风暴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上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这种基于情理考量之上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2008年5月,缅甸遭遇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缅甸军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大多数国际援助。出于维护东盟公信力的需要,东盟国家亟须敦促缅甸对国际救援开放,值得关注的是东盟介入并获得成功的方式。(88)在召开部长会议敦促缅甸同意对国际援助开放前,印尼前外长哈桑·维拉尤达(Hassan Wirajuda)与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George Yong-Boon Yeo)私下就向缅甸提出的三个建议方案达成一致。为了照顾缅甸的面子和情感感受,会议先是安排其他七个成员国代表在印尼之前发言,向缅甸表达慰问。之后哈桑·维拉尤达提出三个选项:一是依照印尼2004年海啸时的先例允许国际援助无阻碍进入缅甸;二是允许东盟协调国际援助;三是什么也不做。维拉尤达首先对第一个选项表达了谨慎态度,认为不受约束的国际社会直接介入会威胁缅甸的国内稳定,同时也提醒缅甸外长审慎考虑第三个选项对缅甸与东盟的总体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会议的结果是缅甸选择第二个方案。从会议的安排、选项的提供以及表达的方式来看,东盟充分考虑到缅甸的切实利益,避免了国际社会直接介入,又照顾到缅甸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东盟也得以灵活地超越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的束缚,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在地区内外的公信力,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感到舒适的同时,获得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案例较为充分地诠释了东盟维护和谐友好共在关系的情理平衡技巧。

四、结论

长期以来,东盟以各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创造着一个个东方“奇迹”。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中小国家集团,在大国力量环伺、曾被称作“亚洲巴尔干”(89)的东南亚地区创造并维系了长达50多年的地区和平,吸引着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国家争相加入以其为中心的各种合作机制与平台;成员国间既团结凝聚又各行其是;总是被指责效率低下、软弱无能,却常常能出人意料、独辟蹊径。围绕东盟的安全研究,似乎出现了一种“解释困境”的现象,即研究越深入,背离传统理论认知的现象就越多。这一现象最终将我们导向这样一个事实:面对复杂多元的经验困惑,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跟不上实践的发展。

东盟安全实践的“解释困境”激发了本项研究议程。在东盟建立及其后几十年的安全实践进程中,对非排他共在关系的维护、对互动过程的重视、对共享利益的关注和对他者身份情感的高度共情能力等一以贯之的特征,都有别于关注个体独立生存状态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在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影响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国际安全问题时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即孤立与排他地界定安全利益,忽视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心理安全和其对物理安全的影响以及遵从个体理性导致不安全的非理性结果。这些认识论悖论使得相关理论无法理解、无力解释变动不居的国际政治安全形态和灵活能动的安全行为,尤其是无法解释多样共存前提下长期和平安全生态的建设与维系这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本文从关系主义思维出发,建立在关系环境流动性、个体关系者能动性以及关系与个体二元互构的过程性等认识论基础上,以关系理论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和关系理论的相关论述为依据,提出关系性安全的安全目标、实现路径和行为逻辑,不仅为理解和解释东盟构建弹性的长期和平安全生态以及多元灵活的安全行为提供了理论认知框架,也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突破传统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绝对主导、推动国际安全研究多元化做出初步尝试,而对东盟安全实践的进一步观察验证了关系主义思维和关系性安全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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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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