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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学术与传统》读后

黄兵

2017年07月17日 12:00

邓小军
《光明日报》


    《学术与传统》 刘梦溪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学术与传统》是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论文精要选编,围绕学术与传统的题旨,分上、中、下三卷,内容则厘为六分卷,共百万言。入选文章取题义至今仍有价值而又不失学问之滋味者。

《学术与传统》第一卷为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著者尽量选取研究题旨和角度的不同侧面,以示区别与联系。第二卷是以马一浮为主,连带研究熊十力、钱锺书、张舜徽等其他学者的文字,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通论和专论。第三卷是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第四卷是古典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第五卷的文字,《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均为新写,是著者研究“六经”的价值伦理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第六卷的一组文字,为序跋之属,从中可窥见刘梦溪先生为学的思想轨迹。

    笔者认为,刘梦溪先生的《学术与传统》,呈现出20多年来由现代学术研究而上溯儒家六艺之学的心路历程,包含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问题的研究,卓有创见和启发性,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著作。

揭示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观念的一致之处

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观念,颇似南辕北辙。刘梦溪先生拈出两家学术观念一致之处,别开生面。

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说:“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学说。这是他学术思想里面的一个核心义旨。他认为文化高于种族。所谓胡化和华化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以很多考证来辨明此义。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又特别标明,当年他引用圣人‘有教无类’之义,来阐释文化与种族的关系。”

文章又说:“但我这里传递一个学术信息,钱锺书先生也如是说。他说华夷之辨在历史上没有确指,其断限在于礼教,而不单指种族。”“钱先生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一文,其中谓:‘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管锥编》)”“然后钱先生又引《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陈黯的《华心》一文:‘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管锥编》)钱后来对此节作增订,又引元稹《新题乐府·缚戎人》:‘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钱先生说这是汉人‘没落蕃中’者。不是由于地域,而是由于文化。钱并标出英文为注,写道:‘华夷非族类(ethnos)之殊,而亦礼教(ethos)之辩。’(同上)”

文章就此得出判断:“陈、钱在华夷之辨问题上,机杼相同,理路相同,结论相同。”

刘梦溪《钱锺书与陈寅恪》又说:“对野史小说可否考史的问题,陈、钱的看法约略相同。陈在此一方面持论甚坚,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可为力证。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金明馆丛稿二编》)陈著显示,以野史小说来补充正史的不足,是陈先生的史家之能事。钱先生涉及此一问题,他引用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的说法:‘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盖其撰《资治通鉴》,即曾采及野史小说。钱先生因此写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管锥编》)”

刘梦溪先生就此得出判断:“此可见钱、陈虽都重视野史小说的作用,陈用来直接考史,钱则认为考信人事未必可据,但可以见出当时的人情和人心。”

看到陈寅恪、钱锺书在华夷之辨、野史小说可资考史等观念上的一致,颇能引人遐思。

揭示马一浮新儒学之新

当代新儒家马一浮,是刘梦溪先生多年来研究的重心之一。

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自序》:“马一浮独发单提‘六艺之学’”,“独发单提”四字,已足以表达其心目中马一浮之创发性之突出。

文章说:“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特别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要之,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部分,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所谓‘新’者,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马先生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

如刘梦溪先生所指出的,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确实是马一浮新儒学之新之所在,不同于宋儒融佛而辟佛。

文章还说:“他的‘六艺论’亦与郑康成的‘六艺论’有别。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事实上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以‘六经’为国学,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马一浮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现代国学教育可以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即马氏‘六艺论’之一‘新’也。二‘新’则是视‘六艺’为我国最高的特殊之文化,由古及今,永不过时。”

如刘梦溪先生所指出,马一浮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即以六经为国学,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更是马一浮新儒学之新之所在,意义尤为重大。

揭示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

刘梦溪《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立题意义至关重大,而从未经人提出来过,若非对陈寅恪学说寝馈甚深,何能作出此一重大揭示?

关于陈寅恪对释家的“判教”。文章说:“他对释家之‘判教’,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的:‘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可以看作这是陈先生对佛学问题的基本立场,以‘判教’称之,殊不误也。精要之点在于,他认为佛法之东来,必须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其所由来变迁之路也正是遵循的这一过程。其实这也是陈寅恪对一切外来学说所持的基本立场。”

关于陈寅恪对道家的“判教”。文章说:“陈寅恪先生对道教的总体评价是:‘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于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显然是在对于儒佛两家的比较中来确定道教的位置的”“认为道教更接近人情和常识,这是寅老对道教的极特殊也是极高的评价。”

关于陈寅恪对儒家的“判教”。文章说:“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最大‘判教’思想,是明确提出‘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此旨是其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的。其中写道:‘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因此,如果称‘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学说的‘判教’,应是实事求是、无可异议之论。”诚如刘梦溪先生文章所说:“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固然是吾国思想文化史的具有核心意义的题旨,但其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的思想文化现象本身,对今而后我中华未来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

纵观刘梦溪先生的治学,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是对《红楼梦》与明清文学思潮的研究用力较多,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曾涉猎,出版过几种论著。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近年来,刘梦溪先生所撰《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等文章,上溯六艺之学,回归儒家学说,探究儒学精微,体现了著者学术思想的诚意和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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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17日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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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明的再造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