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溯源》读后
黄兵
2020年11月10日 07:28
程苏东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7日 09版）
《国学溯源》 夏海 著 中华书局
【光明书话】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夏海先生的新著《国学溯源》（下文简称“夏著”）。作者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后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心得与对社会万象的观察、思考结合起来，先后推出了《论语与人生》《老子与哲学》《孟子与政治》等一系列探讨早期文化经典现代意义的论著。
这部《国学溯源》对儒、道、法、墨四家学说以及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七位先贤的思想源流进行全面梳理，并由此追溯中华文明之精神源头，显示作者对于“国学经典与现代社会”这一长期关注的问题有了更为系统的思考，故尤值得关注。近年来，有关国学源流的理论著作已经出版了不少，据笔者管见，夏著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特色，愿略陈如下，与读者分享。
一
《国学溯源》一书，是对先秦诸子思想之整体背景与其内在互动关系的关注。尽管诸子学说多以对立、争辩的形态出现，但无论其核心论题，还是作为他们思想基础的知识体系，都有相当的共通性，是春秋战国这一整体时代的产物。《庄子·天下》以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开篇援引《易大传》，以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刘歆《七略·诸子略》则建立起以“六艺”为旨归，以“王官”为源头的诸子学体系，可见，从身当其时的战国士人，到汉初士大夫，再到尊儒后汉廷的官方话语，对于诸子百家的同源性和共通性都有所认识。此外，正因为诸子论说处于互相批判、质疑的话语体系之中，故只有在对话性的整体视角中阅读诸子，才可能真正理解各家思想的内核及其差异。
夏著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其首章《源头活水》即试图从整体上梳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形态、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新变对于思想、文化、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诸子学分化的论题。在具体的论述中，除了分析各家思想的独特性以外，夏著也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诸子之间的共通性。例如，在第二章《先秦儒家》部分，作者在论述完孟子、荀子思想的差异之后，又从尊崇孔子、力辟外道等角度讨论了他们的共同点，尤其对二者在人性论、王霸论等差异度最高的论题上存在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分析。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的思想已经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事实上，儒家围绕“心性”问题展开的讨论非常丰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其理论光谱的两端，二者之间还分布着如《性自命出》《孔子诗论》等更具调和色彩的心性论说。又如在第六章《先秦道家》的论述中，作者认为“在老子与孔子思想的最大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同一性”，并由此系统论述了孔、老思想的互补、协同关系。
二
《国学溯源》一书，是哲学史与政治学研究视野的融合。哲学史研究注重揭示历史层面概念、学说、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政治学研究则关注国家、政权等政治实体的建立与运作方式。作者具有哲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背景，本书的研究对象又是兼具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先秦诸子，因此能够游刃有余地出入于哲学史与政治学研究之间，在基于哲学史背景探讨诸子思想源流的同时，又能在更广阔的政治学视野中对他们的价值做出评估。这一点在其对荀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在论及《韩非子》的政治学价值时，作者将其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进行对比，注意到二者在人性预设和统治手段方面的共通性，尤其注意到他们“问世以来表面上都受到了责骂或封禁，实际却成了大大小小专制君主的教科书，受到统治者的膜拜”。在论及《墨子》“尚同”思想时，作者引入了霍布斯等西方社会契约论者对于国家起源的认识，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在国家起源之前，存在着一个自然状态的社会”“都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同时，作者指出，二者之间也存在“本质的差别”，表现为墨子并未基于人类社会自身来探讨国家如何起源，而是将国家、君主的出现归结为“天志”，而社会契约论者则始终基于人类自身，关注人们如何通过协议、契约、权利让渡等方式将一部分自然权力转移至政府，而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国家权力的不同走向”。这些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于学术界的讨论，但它们确实为我们理解早期元典中的政治学说提供了新的参照。
三
该著对于早期元典的阐释既有理解之同情，又有超越之心态，力求在古今观照中对早期元典的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估。夏著一方面对于儒家的仁义礼智、道家的出世无为、法家的课能形名、墨家的尚贤节用等观念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避免对这些早期思想做过度的拔高或不切实际、脱离其时代背景的批评，表现得审慎而平衡。作者在绪言中引用陈寅恪和钱穆先生的名言，强调应以温情、敬意和“理解之同情”面对早期元典。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容易操作。
在传统的经学观念下，“经”被视为是永恒不变之“至道”，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知识体系又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为了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历代经学家只有通过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来确保“经义”永葆生命力。这类“弥缝”式的阐释在尊经崇圣的传统社会有其必要性，但弊端也非常明显——过于随意的阐释方式往往破坏了经典在训诂和思想层面的系统性，最终反而有损我们对经典的完整理解。反之，在近代以来强大的反传统思潮中，又有不少学者忽略了早期元典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激烈批评，有些元典甚至因为在国家政治结构、家庭伦理、性别观念等方面存在“不当言论”而遭到全盘否定。在民国初期，由于传统经学影响巨大，这种“矫枉过正”的批评有其策略上的合理性，但一百年后，随着制度性“经学”的完全消亡，以平实、包容的心态面对早期元典，在试图充分理解她们的前提下探讨其现代意义，显然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阅读方式。
四
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部论著仍存在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就书名“溯源”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固然是早期元典得以书写、整理的关键阶段，但包括孔子、老子在内的儒、道各家是不是还有更早的源头可以探寻呢？孔子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西周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以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宗周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故《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揭示出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的早期源流。西周文献有见于《诗经》《尚书》者，亦有见于传世或出土青铜器者，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更为我们了解商周文明提供了立体的参照，由此看来，夏著的“溯源”工作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不过，作为一部旨在面向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读物，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意追求“雅俗共赏”的文风，力求“用人们看得懂的文字和熟悉的思维方式解读经典和诸子思想”，语言风格活泼流畅，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尤其显得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每章结尾部分设计的短评，与全书以理性文风对诸子思想进行剖析、溯源不同，作者在章末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描写了他对于先贤、经典的体悟与感怀，尤其对这些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遭遇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例如，在第五章《荀子之礼》结尾，作者谈道：“对于荀子，心里总会感觉他委屈，甚至有点为他鸣不平。他尊崇孔子，自认为是儒家传人，却被儒门抛弃；他积极入世，希冀建立功勋，却被世人冷落；他思想深邃，影响传统深远，却被后世误读。”作者由此联想到“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握什么样的尺度”，并总结出敬意、了解、同情三条原则。在《庄子之游》章结尾，作者则坦言“收笔之际，意犹未尽，还在念叨游的韵味，神驰游的境界”，而他所感受到的庄子智慧则是一种“顺世”的处世方式，是“既顺人又不失己，在追求自由的前提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在心灵与身体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这些议论跨越千年的时空隔阂，是早期元典经由作者充分内化后流淌出的性情之言，令人感动，发人深省。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这部论著“不是为了回顾而溯源，而是为了重燃而溯源”，期待这部充满热情与真诚的著作能点燃广大读者重新阅读早期元典的热情。
（作者：程苏东，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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