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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爱俭

宋扬

2017年03月14日 12:00

柳立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今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爱俭做客《理论周刊》,就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畅谈了自己的想法。
  记者: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风险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情况下,金融风险暴露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您认为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有哪些?
  王爱俭:一是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以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度回落,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带来很大的资产荒的问题。同时,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我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回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量资金开始涌入房地产市场,部分地区楼市成交火爆,楼价持续攀升,“地王”不断出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价格泡沫。而在此轮房价上涨过程中,高杠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在“低首付”政策下居民部门加大了自身的借贷杠杆,而且保险资金和实体经济的企业也大量的进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杠杆水平。而一旦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房地产抵押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银行的抵押物贬值,以及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资产估值下跌,就会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冲击,对经济造成打击。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是当前我国最主要的风险源,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成为我国现阶段风险防范的首要任务。
  二是高杠杆风险。由高杠杆所引发的债务违约问题是各类金融风险的源头。我国当前的杠杆风险一方面体现在杠杆水平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杠杆结构方面。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49%,尽管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杠杆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结构性问题方面。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40%)偏低,政府部门杠杆率(57%)适中,即便是加上隐性的政府债务,总体也在合适范围之内。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131%)则明显过高,远超全球警戒线(90%),其中,国企杠杆率达到117%,去掉国企后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50%左右。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问题逐步凸显,成为威胁我国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重要金融风险。
  三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持续攀升。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商业资产的质量是衡量我国金融风险状况的重要参考指标。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持续攀升给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带来的威胁同样值得高度警惕。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1.81%,创下近7年最高水平。且从未来一段时间看,我国宏观经济低速增长仍将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会带来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以及企业倒闭跑路等问题,银行业资产质量依然将承受较大压力,潜在风险的暴露可能会继续导致不良资产“双升”。
  四是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从2013年“钱荒”开始,流动性一直是影响金融市场能否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而流动性风险的根源在于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首先,银行体系期限错配风险不断加大。从银行表内资产负债变化来看,在银行存款的来源越来越分散化、存款分流严重,而银行信贷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重有所上升。而从银行表外来看,银行理财业务的期限错配更加严重,6个月以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占主导,但理财投资的期限往往相对较长,部分银行理财投资资产的加权剩余平均年限甚至达到了24个月。其次,债券市场的融资行为存在短期资金依赖。从债券市场的存量期限结构看,全市场债券的平均加权期限约为4.8年,远高于市场上一般资金来源的期限。但从债券发行期限结构看,融资人对短期资金依赖较强,2015年全市场发行量的48%均为一年期以内融资。大量投资者通过隔夜资金滚动续借进行债券交易。市场整体期限结构的错配,导致市场各主体对流动性存在强烈的依赖。在市场无法通过自身达到资金的滚动续借时,就可能出现如2013年的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引发流动性风险,造成市场的大幅波动。
  记者:面对深化改革过程中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何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如何构建统一的金融市场监管框架?
  王爱俭:“新常态”下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滑,大量资金脱实向虚,流入股市、楼市等进行投机,相继引发了股灾、房价暴涨等严重问题,成为我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需要加快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引导金融业回归实体经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要创新金融发展模式,提高金融支持的专业化水平和精准度,加快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二是要支持新金融业态发展,优化金融体系,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私募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引导其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三是要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增强金融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投贷联动等新金融产品的试点推广,全面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三去一补”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
  随着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不断强化,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递将会增加,潜在的跨市场交叉风险也在不断积聚,而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很难对这种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防范。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建符合现代金融市场风险监管要求的统一监管框架,是目前提升我国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任务。一是提升金融监管的全局性,规范“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发展,填补监管空白与漏洞,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是提升金融监管的协调性,加强各金融监管主体之间的监管沟通与合作,着力解决多头重复监管问题,探索监管组织架构体系改革,简化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率。三是提升金融监管的市场性,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监管政策和措施,避免对市场化的合理交易介入过多,妨碍市场效率。
  记者:当前形势下,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您认为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和措施?
  王爱俭: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为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我国金融业在深化改革、加快创新的过程中,树立金融风险底线意识,综合运用货币政策、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等多种手段和力量,维护金融平稳运行,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供稳定的环境。
  一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央银行自2014年11月起连续实施了6次“降息”和7次“降准”措施,为市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效果看,实体经济的企稳回暖迹象还未充分显现,相反却导致了房价暴涨、政府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同时人民币贬值幅度也进一步加大。这表明,在当前环境下,增加流动性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所减弱,由此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杠杆水平攀升等问题。因此,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稳健中性,抑制无效的投资冲动和资产投机,防止经济主体的盲目加杠杆行为。一方面,通过合理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供应调控方式,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市场流动性的基本稳定,确保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仍需保持一定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力度,不断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等多种目标的平衡。
  二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防范资本外流风险。进入2017年,制造业PMI、进出口、CPI、PPI等经济指标的回暖以及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看好,促进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加息意愿强烈,中国经济回暖能够持续,都给人民币汇率走势带来不确定性。因此,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防止资本大量外流仍是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任务。一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水平。二是要减少对外汇市场的过度干预,尽快使市场达到出清状态,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均衡状态,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防止大幅波动。三是要构建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规违法活动,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同时继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统筹好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
  三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长久以来,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经营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过快的信贷增长也成为我国企业杠杆率攀升的重要推手。因此,通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以股权融资代替银行信贷,是化解我国企业杠杆问题的最根本途径,也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一是深化市场改革,加快股权融资市场发展,建立分层有序、品种齐全、功能互补、规则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二是借助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开展投点联动,探索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新模式。三是鼓励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融资业务发展创新,在不增加负债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发展,促进增量融资非杠杆化、可持续化。
  四要优化杠杆结构、提高杠杆质量和效率。“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从杠杆结构看,企业杠杆水平过高是我国杠杆风险的主要原因。在降低总杠杆率的同时,通过促进债务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重新进行合理分配,优化杠杆结构,提高杠杆质量,增强杠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是当前化解我国高杠杆风险的又一重要路径。而商业银行作为杠杆的提供者,积极参与杠杆结构调整,对于缓解自身所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是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坚决清退僵尸企业,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投入,降低对过剩行业信贷支持。二是银行妥善处理违约风险、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对于表外理财,要尽快建立真正的买者自负的市场机制,银行要提供真正的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三是大力发展零售信贷,加快零售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推动消费信贷的良性发展,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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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14日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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