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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是“民惟邦本”

宋扬

2019年10月08日 03:15

澎湃新闻 2019年10月07日

198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姜义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到了完整本《历史研究》。汤氏以文明为单位、将历史作为整体来研究的范式,让姜义华颇为触动,启发其开始对中华文明进行整体性的思考。

三十多年里,姜义华在进行章太炎、康有为等个案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宏观性、整体性地推进对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先后主持召开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撰写《理性缺位的启蒙》《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现代性:中国重撰》等专著,主编《中华文化读本》《中国通史教程》《港台和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策划并主持编纂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

2012年,多年研究思考的成果《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出版。此后,他就书中未论及的一些问题,又陆续进行了后续的阐发,于日前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为《中华文明的经脉》。经脉,取自《黄帝内经·灵枢》,意为“行血气”“决死生”,“不可不通”的关键。书中认为,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体系,以及作为其表达形式的话语体系,构成了这个整体的主要经脉,而大一统则是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它们共同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在一次次极其严重的内外危机和冲突中重新崛起。

9月20日,澎湃新闻就该书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华文明特质等问题,在姜义华复旦大学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专访。整个专访涉及问题较多,将分上下两篇分发布。

在本篇中,姜义华谈到,中华文明特别重视人的现实生活,这种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很可能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

在姜义华看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小农经济正是“民惟邦本”的具体实践。他对小农经济的重新阐发,不同于以往我们将之视为中国落后封闭的根源,而是作为中国王朝周期性更迭同时也是保持活力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对于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周期律,其问题核心在于如何避免形成利益集团,姜义华给出的方案是重新接续“以义制利”的家国共同体的价值伦理。一个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正是“以义制利”的价值伦理在当代创作性的延续和利用。

澎湃新闻:

这本书在体例上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是有想和大众对话的想法吗?

姜义华:

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想提出问题。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去讲宏观,就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讲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五阶段论。过去的历史研究认为这样就把历史规律解释出来了。但我觉得历史规律不是那么简单的。

澎湃新闻:

过去我们也总讲以史为鉴,但现在在西方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也有历史是偶然形成的、无法提供借鉴意义的提法。

姜义华:

所有的历史是偶然形成的,但是任何偶然性后面都有必然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你能创造历史,但你用的材料、你感觉的条件、你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历史形成的,你都超越不了历史的界限。

宣传那些观念的学生,他们现在也就是在欧美等国学到了一些新潮理论。但那些理论背后难道没有东西吗?其实背后都有它们的大历史观、大背景在的。

我们当然不能把历史看成简单的,会直接给你一个经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哪里来的,今天的人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中国人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美国人是怎么形成的。也可以了解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所能做到的限度,今天新的创造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些东西凭空想是做不到的。

澎湃新闻:

你提出中华文明的经脉由四个体系构成,其中知识体系以儒法道墨四家思想为主,特别注重现实。然而陈寅恪则说,这种注重现实走到一个极致的话,就会变成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应该怎么看这一问题?

姜义华:

汤因比说任何文明都有统一宗教,唯独中国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没有,这是我们的长处还是短处?给我们这个文明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先秦诸子百家,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中心,以此岸世界为中心。这是中华文化非常深奥的一个特点,构成了后来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我们最基础的东西。

原因是我们一直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它的生产活动都是与经验和实践紧密联系,包括我们的边疆游牧文明也是如此。所以中国这个庞大的文明体,始终把人作为主体,把人的实际生活作为主体,把现世作为主体。历朝历代只要不这么去做,就会产生问题,受到惩罚。

价值体系也是这样。西方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有罪的,一辈子赎罪,整个价值体系中上帝是最高的价值。中华文明认为最高的价值是人。儒家讲修齐治平,墨子要讲兼爱尚同,它都是讲怎么能形成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中国的价值体系始终以此为中心。

当然,我们这个特点也有它局限性的地方,就是彼岸世界、终极目标谈得比较少,容易使人一切都从实用、功用的角度出发。所以宗教在中国也有一个广大的、可以互动的空间。但是所有的宗教来到中国,它都得落脚到以人为中心,所谓本土化。

澎湃新闻:

你说这个对“人”的重视,和欧洲文艺复兴时说的“人”,是一个意思吗?

姜义华:

其实文艺复兴说重新发现人,这个观念很可能来自中国。因为欧洲人最初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不是他们那样的宗教国家,中国社会对人的重视启发了他们。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等,他们早年对中国的评价都非常高。只是后来西方起来了,才把中国的这些基本价值贬得很低。

澎湃新闻:

亚当·斯密的“中国停滞论”,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

姜义华:

他们的这些观念,不但长时间影响着西方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列宁,包括我们自己,很多人一直把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当成了客观真理,当成观察中国问题、中国历史不言而喻的前提,很多理论都从这里推论出来。

澎湃新闻:

你认为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是“民惟邦本”,也就是把人民百姓看得很重。经典文献中当然是各种“以民为本”,但落到实处真的是这样吗?

姜义华:

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之所以不是空谈,没有中途消失,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几千年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中各自发挥了作用,也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比如,“民惟邦本”在中国基本的土地制度中能够看出来。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这个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中国历代都有农民战争,其他文明、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所有农民战争,核心都是解决土地问题。

自井田制到屯田制、占田制再到均田制,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一直都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中国历代最为兴盛的时候,都是土地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时候,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能按一定比例享受土地带来的成果。这和西方的农奴制、奴隶制不一样。

同样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上也可以看到“民惟邦本”的实践。中国很早就开始选贤举能,这就不是皇帝和以他为中心形成贵族阶层来统治国家,而是必须要从民众中间选拔贤能来治理国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形成了文官制度,后来被英国人学了去。科举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能够有效治理国家的人才,它把国家治理职业化了。

中国的官僚制度有很多制度性的规定,比如有着严格的升迁程序,不大可能出现特朗普那样,由一介商人一下子去做总统。中国士人通过科举后,必须从最基层县级官员开始做起,然后定期考核,逐级晋升,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这一套制度也体现了我们以民为本,不然你没办法治理国家,使得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尽管你可以挑出很多例子来说,没有,我们老百姓还是挺苦的。但是中国一代一代王朝,文景之治也好,贞观之治也好,它都是有过繁荣的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国家治理最好的时期。就人的观念来讲也是这样,什么是好官,什么是好皇帝,就是以这个时代所有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

中国衡量政治好坏的标准,都是看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以民为本不是空的。

澎湃新闻:

在科举制真正普遍实行以前,尤其是魏晋隋唐的中古时代,世家门阀作为统治集团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吧?

姜义华:

要复杂得多。民间有“富不过五代”的说法,意思是即使你是世家大族,但是子孙如果不贤,三五代也就垮了。中国的所谓贵族,不像欧洲贵族,几十代可以一直传下来。中国一直是处于一种周期性的流动状态。这个流动性的根源还是在于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使得每个家庭受益,使每个家庭、个人都保持主动性、积极性。但是土地兼并以后,小农经济会受到极大破坏,社会随即步入危机状态,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农民变为流民、流寇,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农民战争的基础。

经历农民战争以后,新政权出现,就要重新分配土地,又进入新一轮的小农经济恢复发展阶段。一开始新王朝都比较简陋,与民休息、恢复生产。之后社会殷实了,统治阶层就开始谋取私利,变成大家族。但是一样的,几代下来都要重新进入周期性的危机。这个正是中华文明一直传承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澎湃新闻:

中国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谈过。

姜义华:

历朝历代为什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形成了利益集团,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断地扩张自己,危害了整个国家的官僚机器,使得国家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治理,丢掉了“民惟邦本”。

整个社会无论如何不能把利益放到价值体系中的第一位。中华文明很重视“义”,这个概念是很具体的。家族、家庭和个人,都是义的关系。通过义仓解决灾荒的问题,通过义塾解决教育问题,“义”在这个层面都不是抽象的。

由此,个人考虑家庭,家庭考虑家族,家族考虑乡里,地方考虑国家,形成家国共同体,由下到上都是强调“以义制利”。

澎湃新闻:

所以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在当代创作性的延续和利用。

姜义华:

对。一段时间,我们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公不讲私。后来搞市场经济,那就必须让利给许多人。但是我们没有放开了就完全不管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把所有人作为整体来考虑。

我们在维护资本获得相应利益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广大工人的利益怎么得到保护。发达地区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不发达地区要怎么兼顾。所以我们有转移致富、有对口支援。更重要的是国家发展工业化,也要兼顾到农业。中央和地方要兼顾,东部中部西部要兼顾,不同行业之间也要统筹兼顾。所有这些统筹兼顾其实都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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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08日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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