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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正当时

宋扬

2021年09月06日 02:41

柳立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2021年08月3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为顺应新时代新要求,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聚焦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李佩珈博士。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金融时报》记者: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意见》发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李佩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依托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双重压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疏通国内产业发展循环,也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当前,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正当时。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为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意见》提出了未来中部地区发展的“五个坚持和着力”。即“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坚持绿色发展,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坚持开放发展,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这五个“坚持”和“着力”立意深远,勾勒了“十四五”时期中部高质量发展的方略,是“十四五”时期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产业转型升级是“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意见》指出,要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您对此做何评价?

李佩珈:这是结合中部地区产业薄弱环节和转型升级潜力提出的针对性解决方案,有利于各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同竞争。

首先,中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潜力巨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部地区多数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为该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均为人口大省且人口总量还在持续快速增长。过去十年,郑州、长沙、武汉人口增量位居全国前十。二是中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东部地区毗连,这为该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溢出创造了条件。三是中部地区产业基础较好,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湖北省的光电子、装备制造业等优势突出,湖南省的文化、工程机械等行业全国领先,河南省的农业、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业表现突出,山西省、安徽省和江西省则在资源、家电和绿色生态产业等形成各自特色。

其次,中部地区产业发展也面临两大主要挑战。一是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影响,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过旧过重,主导行业主要集中于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煤炭能源、机械制造以及农业等行业,在“碳中和”发展背景下,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和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迫在眉睫;二是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普遍,区域间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问题依然不少,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最后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中部地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持的现代产业体系”也为银行业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科技企业、现代服务业等支持提供了新机遇,尤其是要重点把握中部地区光谷、声电、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以及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实施的机遇,加大制造业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提高制造业贷款需求匹配度,加强对制造业技术改造等中长期资金的投入。近年来,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占比不断提高,但相关企业反映中长期贷款需求较大,银行仍无法完全满足,部分企业存在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产业升级项目的“短贷长用”现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

二是加大供应链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产业集群形成。供应链金融将金融活动深度嵌入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通过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深度融合,对于稳定产业链成员关系,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且独特的作用。未来,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供应链金融创新。其一,发挥产业链核心企业作用,支持上下游科创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成立投资基金、投资公司等,对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中的中小科创企业进行投资。其二,加快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动先进技术与运单融资业务深度融合,加快存货、仓单和订单等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的加快形成。其三,强化区块链技术应用,改变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出现的技术标准和规则未统一、数据孤岛问题。

三是加大科技企业支持力度,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探索投贷联动试点,构建覆盖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金融支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和融资性担保的作用,加大对国家重大技术成果的培育引进和转化。

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矛盾之一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一矛盾在中部地区是如何显现的?

李佩珈: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中部地区更加突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三是区域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目前,全国城镇化水平为60.6%,中部地区各省(市)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的城镇化率分别为53.2%、55.8%、57.2%、57.4%、59.6%,仅湖北省(6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解决上述问题,《意见》提出要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同性,主动融入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并就城镇化发展速度等给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这有利于提高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促进城乡区域协同发展。

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金融时报》记者:《意见》提出,共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发展过程中,金融业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

李佩珈:这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提供了新机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碳中和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核心是通过经济绿色转型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部地区绿色转型任务更加艰巨。这不仅是因为中部地区既连接黄河流域也连接长江流域,是两河流域实行生态保护和高质量战略的重要地区,而且中部地区拥有全国约30%的矿产资源,其中以能源矿产、贵重金属和有色金属为主,在碳中和发展背景下,碳减排压力更大。

为助力中部地区绿色崛起,金融业重点是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和引领作用。调整现有的节能减排补贴政策,将现金补贴改为绿色信贷贴息,或者与绿色证券相结合,将补贴改为减排额度,以此为标的开发衍生金融工具。强化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规范化披露,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务工具持续性跟踪信息披露。更好地发挥政府绿色发展基金的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改革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机制,提高市场化运作能力。

二是加快绿色基金发展,逐步建立以绿色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绿色基金是绿色金融体系中资金来源最广的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产业基金、碳基金、气候基金等。建议鼓励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绿色发展基金,用于水环境治理、土壤治理等领域。

三是加快推进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实现环境权益在不同主体、部门或地区之间的高效配置,从而倒逼各类社会主体形成资源节约、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内生动力,最终提升环境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完善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当前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商业可持续性。未来,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通过绿色再贷款、绿色项目担保、贴息等方式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参与力度。与此同时,针对绿色企业的特点,创新信贷服务,如研发和推行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允许低碳企业提供碳排放权质押,允许节能技术开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等。

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

《金融时报》记者: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营商环境无论是硬性条件还是软性条件,都明显落后其他城市群。如何走好开放发展之路,提高中部地区产业外向度?

李佩珈:的确,中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腹地,产业外向度较低。一方面,对外贸易不仅占其自身经济比重较低,且占全国份额也比较低;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环境较差,发展观念也相对封闭。但中部地区也有推动和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的潜力和条件。

一是中部地区的地域优势。中部地区贯穿东西、连接南北,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均联系密切,不可分割。这一优势使得中部地区既能够借助东部开发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又能够抓住西部开发的机会,借以发展本区域的外向型经济。

二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过去10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遥遥领先。合肥、郑州、武汉的GDP增幅分别高达 271.8%、197%和180%,增幅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2、10、15位,长沙、南昌和太原稍慢,约为167%、161%和133%,也远高于东部城市的GDP增幅。

三是中部地区人口规模大,人口流入吸引力强。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郑州、 长沙人口增幅(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位居第3位和第5位,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人口增幅较大的城市群。

《意见》提出,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这有利于激发中部地区开发潜力,从对外开放的末端走向前沿。事实上,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富士康落地郑州,不仅解决了郑州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也直接带动了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和进出口规模增长。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中部地区是农业大省,人多地少,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经济发展的成果难以惠及全体,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共享发展?

李佩珈:数据显示,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分别由2005年的3.02、3.21、3.03、3.05、2.64下降到2018年的1.52、2.46、2.30、2.30、2.34,但仍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约为1.5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在全国也处于相对靠前位置。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在教育、研发投入等方面也存在较多短板,对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研究投入为例,2020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为2.23%,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分别只有1.12%、1.46%、1.55%,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分别为1.98%、2.03%和2.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此,《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将有利于增强中部地区内生发展动能,补齐基础设施、民生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实现中部地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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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6日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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