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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许倬云:我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任何时代

宋扬

2020年07月27日 08:13

徐悦东
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著作日渐与大众脱节,大众不关心,也看不懂许多知识分子在某个细小领域穷其一生的研究专著。但是,这并不代表大众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需求和知识焦虑。

这些需求和焦虑,促使市面上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大众历史读物。许多“戏说”、“水煮”和“演义”,靠着夸张耸动的情节而广受欢迎,而一些学者写的通史类著作,则因为过于严肃、学究和呆板被大家束之高阁。近年来,大历史类图书的畅销,或许就源自大众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以及对用一个清晰简明的框架去理解历史的渴望,但一些通俗的大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往往过于简单,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有着专业历史研究功底的许倬云所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扮演了一座架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的角色。《万古江河》《说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一起组成了许倬云经典的“中国三部曲”。与许多通史类著作不同,他不囿于一般通史的写作模式,而是用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平实畅达的语言去讲述中国文化成长的故事,因而在历史普及类著作里影响巨大,畅销多年。

许倬云没有写帝王将相或以政治变迁为纲的历史。他填补了通俗历史著作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史的空白。更为关键的是,除了叙述历史之外,他尝试用一种能照顾到历史复杂性的“网络结构”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他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普罗大众对宏观历史解释的需求。许倬云为何会选择为大众书写历史普及类著作?他的历史写作算是大历史写作吗?他又是如何看待大历史热潮的?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当下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基本脱节”

新京报:你写过许多经典的历史普及类和通史类著作。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一辈子。你也曾在其他访谈里说过,现在美国已经很少有知识分子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较为通俗的文章。许多学者也没时间、没兴趣为大众做通俗性的写作,因为这并不能让其在学术体制内步步高升。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知识分子专业化现象的?你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何会从象牙塔里出来,选择为更广泛的读者去写一些历史普及类著作?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越“先进”,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我们的社会整体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这使得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基本上处于脱节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没法交流。

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我想建造几座“桥梁”,这些桥梁是连通历史与现代、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

新京报:当下,许多大历史写作在中国卖得十分红火。早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脍炙人口。如今,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著作成为畅销榜单的常客。有人质疑,许多大历史写作本身属于易于营销的那类知识,容易用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在一本书里快速地把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但会牺牲掉历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你觉得你的通俗著作能归类为大历史著作吗?什么样的大历史著作,才算是一部好作品?

许倬云:在我早期的著作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即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着主导。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

我的工作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它们怎么样从小变大,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如何重组改变,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我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他们过去的传统,也带着过去的负担,更带着过去的“工具”。人们该如何从旧的“工具”转换成新的“工具”,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或者,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资源”,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

比如,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特别指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点《周易》的观念。古跟今、寒跟热、干跟湿等这样的观念,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明亮或黑暗等。中国人的生活被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这既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也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希望在历史叙述中解释变化”

新京报:你的写作与一般通史写作有何不同?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跨学科通俗历史写作?

许倬云:对于大历史,赫·乔·韦尔斯(H.G. Wells)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所获得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

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这种方式跟我一般的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也跟《中国大通史》更不一样。《中国大通史》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出一百个单元,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

美国的大历史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种叙述,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我盼望,我的著作能在叙述中“解释变化”。在变化的形态、模式得到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我的问题取向,是用结构的方式来看结构的变化。“变化”本身就是我的课题。人类学能够体现历史变化的某个部分,能为我提供素材,我就用它。其他学科同样如此。我不固守任何一个学科,也不固守任何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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