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自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来，文学史学的重新审视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热闹的景观，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参加到其讨论中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连续多期开辟了讨论的专栏。到目前为止，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朱德发先生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以及朱先生和他的博士贾振勇先生合著的《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是最为集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虽然目前相关讨论仍在继续，但有些问题仍没有论及，或论之甚少，或讨论没有深入。即使是提出了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观点的黄先生、朱先生和贾先生，也对历史哲学思想与历史的关系缺乏辨析，更不用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放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语境中来探讨。本文力图于这样一种高度，仅就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审视。
   
    一、历史哲学观与文学史观
   
    谈文学史观离不开对历史的看法。首先就有一个文学史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文学显然不同于历史，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文学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个别的事。文学史也与历史不同，文学史侧重文学事件的叙述，历史则侧重于政治事件的叙述。但二者又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史”，不同的是二者描述的对象不同。既然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那么它们必都受制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的内在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形而上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和历史。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具有决定和支配的作用。那么，什么是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历史”呢?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强调了历史的当代性和主观性，说明历史具有现实性和非客观性的一面。而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则着重强调的是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不外乎是一种思想的流程。受他们的影响而又与他们不同，华东师大教授吴炫先生提出了“历史不同论”的观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历史就是一种“理解”，“从无理解——理解——不同的理解， ‘不同论’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和文化从诞生到发展的基本脉络。”因此在他看来，“准确地说，历史只是由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再解释所构成的在时间中的思想结构。”在我看来，吴炫先生除了把“思想”换成了一种涵义更宽泛的“理解”而外，其主观性、认识性实质上与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并无多大区别。至于传为胡适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则显然只是自我历史观的一种形象说法。对历史的认识论发展，确实经历了—个从客观主义到相对主义的过程。但到底历史是什么，却至今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有人说，“‘历史’这个词本身就有两重性，他既指已有的事实或实在，又指我们对这种事实或实在的记录。”这种说法似乎关注到了历史的主客观两方面性质，但又对；“事实或实在”本身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是否存在脱离了经过我们“记录”的“事实或实在”?是否真正有一种事实本真状态的表达?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中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历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第一、二方面他称为“历史”，第三方面叫做“历史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对“历史”本身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但它们都受制于历史观的制约。因为即使有本真的“事实或实在”，也只有对它的阐释才会生成意义。同时，“历史”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静止的，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史观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的现实形态是由其背后的历史观念所决定的。
   
    文学史也是一种历史，是具有很大特殊性的那一种。在德语里，“文学史”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学历史进程中所展开的内在联系，二是对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和描述。这第二种中的所谓“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史学观。黄修己教授给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所下的定义就是：“新文学史家对于对象的总体观念，亦即他的新文学史观。”这里，文学历史的“内在联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因为它才是决定文学现实形态的根本力量。文学史观从表层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对它描述对象的那段文学历史的总体认识，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它仍然受到对历史本体认识观念的支配。也就是说，历史哲学观与文学史观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总体和分支的关系。不同的历史哲学观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文学史观，并进而导致完全不同的文学史形态。比如说，历史进化论就不同于历史循环论，并进而可以形成文学进步论和文学循环论的不同的文学史观。历史进化论容易进入历史乐观主义，历史循环论则容易进入历史悲观主义。那么，对文学史观来说，则容易形成廉价的文学乐观论或文学停滞论，也有可能形成盲目的文学衰老观和文学恒定观。
   
    二、中国式的进化论思想与中国式的文学史观
   
    那么，在中国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哲学观呢?自从严复创造性地翻译了赫胥尼的 (天演论)以来，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进化论思想的引进，形成了中国人新的历史哲学观念。本来，中国现代思想主要有三种思潮，即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它们都可以构成不同的历史哲学观。但后两种思想由于浸透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进化论思想的引进对中国现代的历史哲学观的形成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达尔文原创的进化论有其复杂性，他本人并不愿意从生物学层面去升华成哲学的成果。但事实上，他的生物学成果却很快被人们演化为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最大的一条分水岭，是相对于生物进化论而出现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并进而形成了庞大的进化论观念家族。它们包括机械进化论(以海克尔、斯宾塞为代表)、生命进化论(以叔本华和柏格森为代表)、突创进化论 (以劳依德、摩根和萨缪尔·亚历山大为代表)、实用主义进化论(以杜威为代表)。在这些思想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机械进化论c9)。机械进化论带有绝对主义倾向，认为一切宇宙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进化来加以解决，而且提出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思想。为什么在这样多的进化论思想中，中国却主要接受了机械进化论思想呢?这是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问题太多，需要有一个便捷的总揽的思想去统辖。中国老是被动、落后、挨打，在地球上生存几乎都成了问题，这样，“适者生存”就深深打动了国人之心。因此，“中国人主要是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实践的需要来理解和接受进化论的，这样，在理解和接受的同时，他们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进化论进行了一番改造，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世界观的一部分。”具体说来，中国式的进化论思想，就是世界历史是直线进步的，新的比旧的好，后来的比以前的好；在这个社会上，适者才能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进化的榜样就是处于强势文明曾征服过我们的西方社会。
   
    在这种进化论思想制约下的文学史观，必然会打上它的深刻的烙印，并形成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学史观。其实，“文学史”这个观念也是输入的。在西方，“文学史”观念的产生不知起于何时，但文学史的书写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般可推到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年)。1890年，日本出现文学史。1898年，日本人写出了中国的文学史。直到1904年，中国人才首次编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从此，“文学史”的观念才逐渐在中国生长起来¨¨。那么，在进化论思想的制约下，中国式的文学史观又是怎样的呢?最显著的可能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是文学总是不断地向前进步，今天的文学总是比昨天的文学好。因此，“五四”以后的文学我们就叫新文学，而以前的文学就相对叫做旧文学。旧文学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因此就该彻底地打倒和否定。新文学就应该不断地进步下去，所以，“五四”以后的文学在性质上就被描述为不断进步的文学。二是进步的榜样就是西方文学。陈独秀将西方文学划分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阶段，与之相比，认为其时的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阶段。文学文体的划分方法，也不再是奏议、书论、铭诔和诗赋之类，而代之以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类的分法。因此，在短短的五四时期，中国将西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拿了过来。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心理结构。
   
    三、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背后的进化论思想
   
    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详细地扫描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我们可以把其中最主要的文学史观当作个案来考察。虽然尚不完全，黄先生的著作中还是列举了好几种典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我认为，这些观点虽然表面各异，但其背后起制约作用的思想意识是一样的，这个思想就是进化论思想。试按黄先生的扫描顺序逐一分析之。
   
    第一种，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它主要指以下著作的观念：胡适《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黄先生已明确指出其进化论文学史观，此不赘述。
   
    第二种，阶级论的文学史观。主要包括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这些史论著作，主要以阶级的观点作为文学历史的衡量标准，以此为基准对文学史进行描述和阐释。他们往往套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机械论色彩。在这种观念中，先进的阶级，其文学也一定先进。资产阶级的文学先进于封建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学当然又先进于资产阶级。这表面的阶级论实际上是典型的社会进化论。
   
    第三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这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在此种观念下，此类著作至今无出其右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有这样的论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观念重新界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突出了自始至终无产阶级作为先进阶级的主导作用。“于是‘新文学’就有了崭新的内涵，就决不仅是白话的，或反封建的，或笼统地具有现代意识的，而是具体地‘新’在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是因为以‘五四’为界政治上划分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五四’以后的新政治，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它的新文学便也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一般又理解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知识分子的文学上的统一战线)，彻底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这种观念，实质上仍然是阶级论，而且是绝对化了的阶级论。它有这样一个预设，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因此，它领导的和为它服务的文学也是最先进的文学。这是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是不容许予以置疑的。
   
    第四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这是在总体上打通现当代之分的一种观点。至今为止，尚未见提出者本人按他们的思路撰写出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过，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算是部分实践了他们的文学史观。另外，一些响应他们观点的作者却出版了拉通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如孔范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苏光文、胡国强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颇有影响的版本。在这些著作中，以启蒙意识为核心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人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此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思想启蒙性质。然而，按照刘禾的考察，“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伪命题。这就隐含着这样的预设：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腐败衰落了；20世纪以前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因此，与之相反的20世纪的文学就是进步的文学，先进的文学，“人的文学”。但是否真是如此，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这样的预设充满了危机。同时，就按这种观点去理解，如何看待“延安文学”“二十七年文学”“九十年代文学”，这种进化的观念也无法自圆其说。 “延安文学”“二十七年文学”中，启蒙者本身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被启蒙者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主导者，“九十年代文学”成了经济网络下消费主导的文学，文学的神圣意识正在被消解，在这些情况下，进化须以人的启蒙为先的思想存于何处?
   
    第五种，是黄修已先生没有说到也不可能说到的 (因为黄先生的著作完稿于1993年)，即“现代化”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观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求为描述线索，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点，往往提出的口号是“走向世界”。“现代化”和“走向世界”几乎成了同义语。在199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修订本中，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王宁则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2000年初，两本影响巨大的文学史著作问世，一本是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三位先生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1997)}，本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教育部部颁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另一本是由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刘勇四位先生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部颁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它们都典型地是“现代化”文学史观的产物。这里的“现代化”也好，“走向世界”也好，实际上都是以西方的社会和文学发展进程为参照，也就是以他们为榜样，其实质仍然是一种进化论心态。因为中国式的进化论，就是完全以西方为进退的。有没有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
   
    四、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
   
    应该说，以进化论为思想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构成了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格局，进化论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思想观照方法，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文学史所赖以依据的思想武器。而且，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产生了显著的成果，它将许多新的文学观念、方法、范畴，甚至是思维方式、价值原则引进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同时形成了有突出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课程体系。但如果我们满足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所提供的文学史观照方法只是我们观照对象的方式中的一种。按照现代思维学的思想，任何单一的认识方法都有它的特点和局限，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有它能烛照的地方和被遮蔽的东西。当我们孜孜于一种思维模式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为这种思维模式所不能洞见的事实，往往会以己之是非而度彼之是非。因此，我们提倡一种立体的思维方式，以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去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要想有大的发展，必须要在文学史观上有所突破，而要想突破既有的文学史观，就必须从思维方式上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首先，目前的进化论史观和循环论史观都有其局限性。“进化”“循环”无论是否是螺旋式的，都预设着发展无极限。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今天未必比昨天好，现在的文学未必胜过以前的文学。人类未必就会永无终点。进化论容易导致一种简单化的二元思维，如，不是进步就一定是落后，不是革命就一定是反革命，不是爱就一定是恨，等等。有没有比二元思维更好的思维方式呢?解构主义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破二元思维的思想方式，但它却缺乏建构，不利于我们整合文学史。如果说，从根本上来讲，历史观的对对象的阐释性质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话，那么，吴炫先生的“否定主义历史观”就很有价值了。由此，他提出了“不同论”历史观，其核心是，历史是一种不同“理解”的连续。这种“理解”是从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出发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它是建立在对以前的“认识”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它与以前“认识”的关系是一种“离开”的关系，是并列而独立而非从属和压制的关系。这样就突破了进化论的二元思维模式。当然，历史观并不等同于文学史观，文学史“既不应当被夸大到一个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当的地位，同时又不应当被排除文学研究的领地。”””那么，文学史就可以描述为“文学观念的变革史”和“文学作品的鉴定史”，这是吴炫的看法。至于这种观点是否真的具有价值，尚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需要实践进一步的检验。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出现了许多试图突破既有文学史观的尝试。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念，如“民间”“共名”“无名”等等。这似乎预示着与意识形态有意保持一定距离，更强地表现出阐释者的个性。马以鑫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则试图从读者接受的视角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则是像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一样，企图从宏观，从整个气韵上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尝试，从思维方式上看都有一定新意，都可以构成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立体思维方式中具体思维方法中的一种。或许只有这样，提倡和鼓励多种思维方式下多种具体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才会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看来，在后现代语境下，某种文学史独语的时代，某种单一思维方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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