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迭代更替 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赵庆秋
2023年10月10日 02:46
许纪霖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借助的是两种合法性框架，一种是价值的合法性，另一种是社会的合法性。价值的合法性，乃是一套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普遍的宏大叙事；社会的合法性，则是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涉及到现代社会知识/真理的生产与传播，而在大学与传媒的知识分子，正是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掌门人。
现代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络媒体三大阶段。古腾堡的现代印刷术，使得现代的报纸、杂志和流通的书籍，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因而也造就了17世纪的新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正是印刷革命的产物。到了20世纪，随着广播与电视的出现，知识分子不仅以间接的文字，而且以直接的视听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拥有了更直观的感觉冲击力。而到了20世纪末，网络媒体的横空出世，既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提供了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新空间。
新的网络技术的涌现，让新媒体每隔3~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这20年的媒体变化，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二百年。那么，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对以媒体为自身合法性生存基础的知识分子而言，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以启蒙为己职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与时代和解，重新获得自己的位置？
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BBS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短视频时代。这四个时代，既相互迭代，又彼此交叉。知识分子在这四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地说，呈现出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下降路线。
今日新媒体的主流，既不是微博，也非文字自媒体，而是以抖音、微信视频号为代表的短视频。短视频的出现，迎合了当今年轻一代的阅读心理。他们不再习惯于抽象文字的阅读、思考和表达，更愿意读图、看视频。过去是有图有真相，现在是有视频才有真相。过去受众在乎的是内容本身，如今更在意的是谁在说，如何说，而这个“说”的主体，是需要视觉化和既视感的。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后真相时代，一般受众无法凭自己的理性，判断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何为真假，只能将大脑的思考关闭，将自己托付给自己信赖的对象，即某个具体的媒体偶像。而这个偶像，一定要有可见的真身，所谓的视觉形象，颜值即正义，偶像即真理，是许多受众信奉的法则。
短视频与微博一样，不需要说理，只要说得出彩、说得刺激，即有所谓的“金句”，就能获得流量和影响。金句都是以碎片化方式存在的，不在于是否符合大脑的理性逻辑，只要与受众的心灵同频即可。短视频的特点是搁置理性，直击心灵，只须情感被打动、情绪被激发，便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在短视频时代，连网络意见领袖也靠边站了，而变之为网红的天下。各类网红，遵循的是与自媒体作者同样的逻辑：流量至上，娱乐至死。只是自带流量的网红背后都有经纪公司操盘，更擅长以商业化的方式将流量及时地转化为现金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网红们不得不更加屈从于网络市场的流量逻辑，屈从于签约公司的资本利益。而以理性思考为本位的公众知识分子，在短视频时代，被第三度边缘化，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众。
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以担任启蒙为己责，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其中，公开和理性是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的“公开”与“理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共领域的第一原则，乃是其公开性。然而，当BBS衰落以后，公共讨论和公共交往便失去了其必要的技术结构。微博虽然是公开的，却是不平等的，微博犹如一个以博主为核心的半公开的土围子，有自己的帮主，有一帮护卫博主的铁粉，一旦出现不同的意见，立即被围攻或排斥，或者被拉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微博群，基本是一个同质的立场共同体。倒过来的情形也经常发生，某个博主的意见被一帮外来的水军围攻谩骂，发生攻擂与守擂的激烈交战场面。以尊严和脸面自重的知识分子博主，往往因为无法忍受各种人身攻击和无理谩骂，最后关闭微博，退出无聊的场域。
到了社交新媒体的微信时代，每一个朋友圈和微信群，都是一个内循环、半封闭的社交小圈子，距离公共空间的性质更加遥远。不少知识分子限于舆论的环境，退出公共空间，转而在群聊中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与志同道合的群友交换资讯和见解。然而，每一个群聊圈，都是一个“信息茧房”，参与者只愿意接收和理解自己所愿意见到的资讯，而排斥自己不愿看到的相反信息。久而久之，各个群以及参与者日趋同质化和内闭化，以为在群里看到的资讯就是唯一的真相，而本群所代表的，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流意见。
没有多元，便没有反思，更无真相。封闭性的“信息茧房”，同质群的同步震荡，造就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单向性”，蜕变为缺乏反思能力的“单面人”：在群内同仇敌忾，到群外容纳不了不同的声音。新媒体的公共性消解，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封建化，割据在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土围子中，失去了BBS时代那种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真诚对话。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的舆论环境变化，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中间那张桌子，在新媒体技术形态中的消失也是重要因素。当一张可以让不同的人围坐在一起的桌子不复存在，那么就失去了平等的、有距离的对话空间，只剩下无距离的肉搏，或者隔山打牛式的争吵。
除了公开性之外，理性是知识分子启蒙的第二精神标志。理性精神的陨落，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微博是第一步，说理求证让位于简单粗暴的立场宣示；自媒体是第二步，各种标题党和内容的哗众取宠，为了博取流量，启蒙理性蜕变为计算理性；短视频是第三步，感官的直接冲击代替了大脑的理性思考，抽象的文字符号敌不过视觉形象的即时感受。一个去理性化的感官时代重新降临。人类脱胎于动物，又超越动物的标志，除了制造工具之外，便是拥有抽象的文字符号能力。然而，短视频塑造了新一代的感觉动物，从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动物的既视感。面对感觉动物的年轻一代，诉诸于理性的传统知识分子变得不合时宜，他们既缺乏明星那样的颜值，又没有网红口吐金句的能力，因而成为被年轻一代唾弃的过时人物。
于是，问题来了：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知识分子究竟是坚守本位、抵抗世俗，还是与新潮流和解，重新寻找与定位自己新的位置？
传统的启蒙者通常都是居高临下的，认为自己代表着黑暗中的一束光，是燃灯者，而被启蒙者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幻象，“唯有我掌握了真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今天的启蒙知识分子首先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假如不了解自己的启蒙对象，即使讲得满头大汗，甚至得意洋洋，实际效果却是鸡同鸭讲，一切都很虚妄。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舞台的主角，但今天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创造了网络民主社会，但网络民主反过来消解了其话语权。知识分子的存在，取决于知识是被垄断的稀缺品。知识分子曾经垄断话语权，报纸、杂志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而网络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只要说得足够巧妙出彩，就能有流量。当然，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要影响当下，而是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一些更长期性的工作，但就影响力而言，那最灿烂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有些知识分子还沉浸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幻觉里，他们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需要一场新启蒙，这应该是和整个时代错位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重新出现一个启蒙时代的春天，那个启蒙也不会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启蒙，首先得会玩网络，得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否则根本没法和他们进行起码的对话。
20多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曾经豪情万丈地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因为依然有愚昧。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虽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桌子”式的那张公共平台，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渗透进强有力的商业逻辑。但能不能借助新的技术平台进行启蒙？罗翔在新媒体的成功，意味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完全缺乏空间。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很大的，即使不想成为主流，在边缘的位置，依然也有它的市场，拥有不小的“分众”。分众时代早就出现了，中国14亿人中任何一个“小众”，一旦通过网络将这种共同体联系起来，也会形成一个惊人的规模。
但是，当面对年轻一代说话的时候，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认为他们是你的启蒙对象。老的一代总是幻想外部环境改变以后，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兴”会重新再现，这基本上是一种幻觉。技术条件改变了，即使各种外部环境改变了,年轻人依然不会跟着你跑。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反思，不要以为自己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尼布尔说过，人性当中的骄傲有四种形式，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有知识骄傲和道德骄傲，这两种骄傲假如不反思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和今天的年轻一代交流对话，更不要说启蒙。
在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降维启蒙”。所谓“降维”，指的是姿态的放低，不再是高高在上，俯瞰众生，而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大众进行对话交流。
“降维”是一个姿态，这个维度未必是下降的维度，也可能是二次元世界甚至是代表未来的维度。即使知识分子的声音在网络时代并不那么合乎时宜，但其提供的就是一种“对冲”的声音。只要不为流量追求流量，这种“对冲”的声音就是有市场的。即使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只要知识分子守住自己，依然可以在自我和流量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
2023年是ChatGPT的元年。一个比网络时代更新奇的时代降临了。面对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用人工智能，还需要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有待知识分子作出新的回应、新的探索。
固守传统，必是死亡。与时俱进，便是新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