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人的更名问题
赵庆秋
2023年10月10日 02:38
王晚霞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更名问题在避讳文化中可谓常见，避讳是人类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在语言、行为等方面对相关名物的回避。中国避讳学奠基之作——陈垣的《史讳举例》指出：“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知避讳文化源远流长。
古代避讳文化中的更名
避讳的方法一般有四种：空字、缺笔、改音、改字。其中，空字指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留空白，或称某，或直接写一个“讳”字，如《南齐书》为避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的讳，遇到顺字一般改为从字，遇到其名字则以□代之，有时也加注说明。缺笔例开始于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贞观三年刻的《等慈寺塔记》中称王世充为王充，乾封元年的《于志宁碑》中，“世武”中的世字做卅。改音也始于唐代，此种方法实行不严、不久，仅存一说罢了。改字例最常见，秦代称楚为荆，是为避庄襄王的名字——子楚，之后历代沿袭，陈垣将所改的种类大致分为23种，主要是改名和改字，包括人名、字、号，以及改官名、地名、物名和干支名、常用语等。
古代避讳文化中的更名不止于改本朝名物，还牵扯到改动前朝已故人的姓、名、谥和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这样一来，因避讳而造成的名和字的错综复杂可想而知，讹误在所难免，或造成同一人在两个史书中异名，或在同一史书中前后异名，或将多个人误认为同一人，或将一个人误认为多个人，地名、书名亦如是。研究避讳可考证校勘人物、年代、典籍。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避讳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永恒回避，设若如此，后代就很难依此避后之讳展开考辨工作。
避讳文化并不能无限覆盖时间、空间，前朝应避之讳改朝换代后多数就不再避讳了。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改邦为国，但魏晋以后就不再改了；唐代为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或深，到宋代就不再改了。宋代为避太祖赵匡胤讳，改匡为正、辅、规、纠、光、康，改胤为裔，但元代以后就不再改了，只是不同朝代执行的严格程度不同。甚至不用改朝，有的是同一个朝代七世以内避讳，以外就不再避。个别数朝同讳的字，字虽相同，但意义迥异，如恒字在汉代、唐代、宋代均避，各因于汉文帝刘恒、唐穆宗李恒、宋真宗赵恒。空间上，中国的避讳之规到其他国家往往无效。
1912年以前，中国古代因避讳所改之名，多数复其原名，不再使用讳改名。以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为例，为避其讳，当朝改玄为元，东汉学者郑玄、元代学者欧阳玄，在清刻本中作郑元、欧阳元，但现在的出版物中，则当时因康熙帝讳所改之元字，均复为玄字；当时因此避讳而缺笔之玄、絃、晔，均写作正确字。古代文学史中提出神韵说的清代文人王士禛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禛为祯，现在高校通行的马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中均写作王士禛。正因避讳覆盖的时间、空间都有一定限定，过了相关的时间空间，因讳被改之名，多实现了正名的复归。
当然也有个别避讳名在改后持续使用下去的例子，均各有原因。有些是因为改朝换代后原名不再继续使用，当然也就没有再更改回去的必要，比如官名、年号；有些则是已形成称呼习惯，如地名、书名等，为避免引起指代混乱，这些讳改之名本没有复原旧名的必要。但有些书依然放弃讳改名，而复用本名，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在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为《齐人要术》，现在多数人都不知此书还有这一曾用名。因避讳而生的错误、误会、浪费的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可想而知不在少数。
而北宋周濂溪（1017—1073，字茂叔）先后三次更名，历时一百多年，迄今在中国不同情形中仍用字不同，在东亚各国的古今史书中亦复如此，则是至今仍用讳改名的典型例子。
周濂溪更名始末
周濂溪因其故居前一溪名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其学称为濂溪学。1241年，周濂溪与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一起获从祀孔庙的殊荣，濂溪学作为濂洛关闽之首在南宋末传入日本，元初传入古朝鲜后，在整个东亚思想史上都有较大影响。正因此，周濂溪之名至今仍然受到东亚学者的关注。
第一次更改：周敦实→周惇实。濂溪名字最早的写法，较为可靠的文献依据是宋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而该年表流传至今出现不同版本，形成两种说法，最常见的一种是濂溪原名敦实。濂溪父周辅成去世后，1031年，周敦实与同母异父的兄长卢敦文携母亲前往河南，依附舅舅郑向。因郑向皆以“惇”命名自己的孩子，故郑向改周敦实、卢敦文名中“敦”为“惇”，以示视如己出之意，也是为1036年奏补濂溪试将作监主簿做好准备，时濂溪19岁。明清多数濂溪学文献和康熙、道光《永州府志》中皆持此说。还有一种认为濂溪最初就叫“周惇实”，以最早的濂溪学文献——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为代表。
第二次更改：周惇实→周惇颐。1063年，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即位，为避其旧名讳，濂溪改“实”为“颐”，惇字不变。时濂溪46岁，此名使用10年后濂溪离世。此次更名为濂溪自改，史料无异议。
第三次更改：周惇颐→周敦颐。濂溪去世116年后，宋光宗赵惇即位，为避其讳，时人将“周惇颐”改为“周敦颐”。改字就等于改名，再改之敦字或源于濂溪父为其所取之名“周敦实”中，也算有所依凭。
在古代典籍中，“周惇颐”多见，“周敦颐”少见，其他两名不常见。南宋人因避讳替濂溪所改之“周敦颐”，在宋刻本中已被弃用，而复起用“周惇颐”。在明清多个濂溪学文献中也均作“周惇颐”，如明鲁承恩《濂溪志》、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胥从化《濂溪志》、李嵊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王会《濂溪集》、周与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清吴大镕《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周诰《濂溪志》、彭玉麟《希贤录》等较为重要的几种。也有个别作“周敦颐”者，如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古代朝鲜和日本多称濂溪先生、周濂溪、周子，极少直呼其名，古朝鲜金时习作有《周敦颐传》。
近百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通行作“周敦颐”。以被选入中国义务教育七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教材的《爱莲说》作者署名为典型。也有个别作“周惇颐”者，中国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为代表,日本以关西大学吾妻重二为代表。作为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知名学者，吾妻先生在其著述《朱子学的新研究》等中坚持使用“周惇颐”。
就此问题，当代学界同仁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依现行习惯，继续使用“周敦颐”。中国以杨柱才先生为代表，韩国以成均馆大学崔英辰先生、建国大学郑相峰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惇颐”是对的，但在宋代就有“敦颐”的写法，且目前学界习惯已成，改字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第二种是没必要改，但要改也可以。以周建刚先生为代表，他说：“‘周敦颐’我觉得并不算错误。惇改为敦，是避讳皇帝，今天看来毫无必要。但改了几百年了，约定俗成，南宋以后都写成周敦颐。改不改都可以，我觉得没那么重要。”第三种是科普文化类著述为从俗从众可不改，学界则可改为“周惇颐”，还濂溪本人一个正确的名字。以粟品孝先生为代表，他说：“我喜欢从俗从众，所以还是用敦颐。但周的名字改成敦颐，已是周子死后的事了，所以很多人不认，学界应该把正确的书写还给周子。” 他还说，中国宋史研究会前会长王曾瑜先生也主张改成“周惇颐”。
名学中的“周惇颐”
出于迷信、畏惧、政治、礼制等多种原因的避讳，皆起于对名的重视。正名问题从孔子提出“必也正名”始就是儒学中的重要问题，苟东锋在《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中指出：“正名体现的一是对言语名词确切性的注重，二是相信文字有一种神秘力量，期待文字正则教行，天下正。”其中不仅牵扯出正名、正实、正道的问题，又有名号、名分、名实、形名、名声等多种名学论题和人文内涵，交叉探讨于语言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之中。
与人名避讳相关的主要是名号的文字写法和含义训诂，即名字解，从文字层面强调名的确切性。不同的字当然含义不同，之所以要改字，正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重视，郑玄甚至认为名等同于字。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名，意味着区别和界限，首先得有个确定的写法，否则其他问题无从落脚。在没有身份证号码准确定位一个人的古代，名字写法不同，往往就意味着人不同。所以，正名向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在思想史上影响较大的濂溪来说尤其如此，正可谓实已至，名未归。
正名，必要探求名的本源，厘清名的内涵。敦与惇声训虽同，形训、义训却不同。循名责实的话，敦字使用于濂溪未成年时期，并无多大影响。然这是被濂溪本人放弃的字，于成年后的濂溪来说，堪称为不当之名。对濂溪来讲非常重要的郑向更换其名为惇字，其中蕴含着舅舅的关爱。这是濂溪成年后唯一没有更改过的字，是获得濂溪认可的正当之名，当为濂溪立身处世之名。若依宋刻本，则惇字是濂溪名中自始至终没有更改过的字，对濂溪来说更有符号性价值，假设能回到宋初面问濂溪，大概他会同意复其惇字。
在新旧时代的文化交接之中，濂溪先生的更名既有生前主动自更名，也有逝后被动更名，包含避帝王敬讳改字例和空字例。至今，其讳改名字和本名字都同时广布东亚，可谓古代避讳文化中古代学人更名问题的典型案例。现在，我们对姓名用字依然非常在意，名字仍是识别人的重要符号。时至今日，古籍整理工作可依底本见其旧，此类情况也将被一一揭晓，为我们探寻更加真实生动的古代社会开启一扇轩窗。（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