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以日丽中天的磅礴气势，进入了全盛阶段，其文学也呈现出十分兴旺的景象。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是当时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分别代表了汉赋和汉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章西汉两司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定评。本文试图对二者作一点比较分析。

一

作为时代相同、声名相埒的两个大作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在经历和思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有广泛的阅历，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司马相如生长在西蜀，后来到长安，“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接着，他当了梁孝王刘武的门客。几年以后，梁孝王卒，他回到成都，“而家贫，无以自业。”由于老朋友临邛令王吉相招，他前往临邛，琴挑文君，偕归成都后，仍是“家居徒四壁立”，以致不得不用肃鸟鹴裘换酒喝。于是，他又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迫使因不满文君私奔而声称“不分一钱”的卓王孙“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受到武帝召见为官以后，他还出使过“西南夷”。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看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他的创作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王奢侈为基本主题，与其经历很有关系。司马迁的阅历则更为广泛。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郎中以后，又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中国古代作家中，像他这样游踪几乎遍及全国的罕有其匹。这不仅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而且使他对于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为他后来写作《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第二，他们都不是纯粹的儒家信徒。司马相如年轻时，“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而折冲樽俎、颇晓机变的蔺相如显然不是儒家。在作梁孝王门客的几年里，与司马相如过从的邹阳、枚乘等人颇有战国策士遗风，他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他琴挑卓文君并与之自由结合，在当时实在是非常大胆的举动；而涤器市中，旁若无人的行为，也是一般儒生不敢做的。虽然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时代大背景下，他的作品也包含了一些儒家观点(主要是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但他始终不同于那些囿于章句之学的腐儒。司马迁年轻时曾经从孔安国治《尚书》，从董仲舒治《春秋》，接受了儒家学说；而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其父司马谈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广泛学习、广泛接触社会的基础上，他形成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所以，他能不顾儒家“为尊者讳”的信条，对于汉王朝的创建者高祖刘邦和手握生杀大权的“今上”武帝刘彻，他也能“不虚美，不隐恶”，尽量做到实录。班固指责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恰恰说明他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藩篱。
    
第三，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司马相如早年事景帝，为武骑常侍。据《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对比：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后来他在武帝身边十几年，除了通“西南夷”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之类小官(郎，秩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陵园令，秩六百石)，而且是闲得无聊的职务，早年那种“慕蔺相如之为人”的豪情早就被消磨殆尽了。所以，他“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的命运更为不幸。他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天汉二年(前99年)，当了整整十年太史令，秩仅六百石。后惨遭“李陵之祸”，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曾经愤懑地指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后来任中书令，也无非是“刑余之人，闺阁之臣”。他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得志其实倒是一件好事，使他们在冷清和寂寞中多了一分旁观的清醒，也多了一分批判的意识。
    
第四，他们都不是那种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不甘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司马相如号称汉赋大家，但他并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不把自己降低到文学弄臣的可怜境地。他的几篇主要赋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统治者的讽谏和批评。《子虚赋》是针对梁孝王的骄奢淫逸、肆行无忌而写的。《天子游猎赋》不仅指责诸侯王“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使得“百姓被其尤”，而且对于皇帝本人的奢靡无度也委婉致讽。《哀二世赋》直斥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以致落得“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的可悲结局，从而提醒因文治武功而志骄意满的汉武帝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训。《大人赋》则是针对武帝迷信神仙，妄想长生不死的心理进行讽谏，指出：“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当然，由于他的赋铺张过甚，那些“虚辞滥说”多少掩盖了赋中的积极意义，加之武帝拒谏饰非，使这些赋没有收到多大实效。但比起同时的赋家吾丘寿王、枚皋等人来，司马相如与他们在人格上的高下之别仍是非常明显的。司马迁更是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包括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对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他在秦王朝灭亡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巨大功绩；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他的贪财好色、虚伪狡诈、庸俗猥琐。对于煊赫一时的吕后，司马迁如实记载了她为争权夺利而杀害赵王如意，以戚夫人为“人彘”等阴险残暴的行为。对于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武帝，司马迁一再揭露他的奢侈挥霍、刻薄寡恩；在《武帝本纪》里更详细记载了他宠信方士，虽多次受骗上当而仍执迷不悟的可笑行径。这些很可能为作者惹祸的真实记录，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后世绝大多数封建史家们做不到的。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种看法，确实独具只眼，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当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也有区别。就时代条件而言，司马相如生当文、景二世和武帝前期，其时，社会生产正在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封建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许多弊病尚未充分暴露。司马相如本人与普通劳动人民的接触也较少。因此，他较多地看到了西汉帝国的强盛和繁荣，而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了解却很有限。司马迁的一生与武帝相始终，他着手写《史记》时，已经是武帝统治的后期了。他亲眼看到武帝为了对外用兵而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看到了武帝好大喜功所造成的“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严重恶果。由于太史令的职掌和他写作《史记》的多年宏愿，他广泛接触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比司马相如深刻得多。就个人遭遇而言，司马相如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但并未遭到过重大的打击和挫折；而司马迁则亲身体会到统治集团的反复无常、奸诈自私和冷酷无情，甚至身陷囹圄，惨遭酷刑。因此，司马迁的政治识见也比司马相如高明得多。司马相如始终无法超出对统治者的“讽谏”，司马迁则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

二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鲁迅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汉文学史纲要》)这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文体创新方面所作的努力。汉赋是从楚辞演化而来的。从内容来看，楚辞偏重抒发作者的感情，而汉赋则“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不管是写宫殿、苑囿，还是写田猎，都标志着文学表现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再现生活的作用。从形式来看，汉赋中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句式比楚辞更加参差多变，标志着文体的进一步解放。尽管汉赋有种种缺陷，但它的兴起和发展，它对两汉文坛的巨大影响毕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李泽厚先生曾经写道：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壮丽山川、巍峨宫殿，辽阔土地、万千生民，都可置于笔下；汉赋正是这样。……尽管呆板堆砌，它在描写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却确乎为后代文艺所再未达到。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然而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汉代造型艺术应从这个角度去欣赏。汉赋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正确估计它作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美的历程》第80－8l页)司马相如的赋作，确立了汉赋的体制，他因此而成为汉赋的真正奠基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相如的散文也不容忽视。它们在内容上仍然主要是维护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反对帝王过分的奢侈田猎；在风格上则语言畅达有力，有辞赋之气。其中，《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文，对后代某些政论性散文很有影响。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说：“盟檄发于师旅，相如《谕蜀老》(按：即《谕巴蜀檄》）可谓德音矣。”南朝梁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也指出：“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鲁迅称赞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这些评价，对司马相如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是十分肯定的。
   
至于司马迁的《史记》，人们不仅充分肯定了它开创纪传体通史的历史功绩及其强烈的实录精神、批判意识，而且对其所取得的辉煌的文学成就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这里不拟赘述，仅举其大要：
   
第一，开创了崭新的文学体制——史传文学；
   
第二，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真实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第三，形成了丰富生动、通俗流畅的语言风格，为历代作家所效法。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他对司马迁这部伟大著作的评价，可谓千古定评。

三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同一时代的人。司马迁的生年(公元前145年)只比司马相如晚34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上距司马相如去世(前117年)也仅仅只有9年。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史书失载，已不可考。不过，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这位前辈作家是相当尊重的。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130篇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是如何地推崇了。
   
若把《屈原贾生列传》同《司马相如列传》对照比较，情况就更清楚了。屈原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司马迁对他极为崇敬，这里不去展开论列。贾谊和司马相如都是西汉的著名作家，司马迁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在《贾谊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他看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列传》记叙了贾谊在政治上的一些重要主张，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有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提到了他的四篇赋和四篇散文。除了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注意：此乃讽谏梁孝王之作，武帝召见后所作为《天子游猎赋》，后世称其为《子虚赋》或《上林赋》，误)以外，其余三赋四文都是全文采录，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谊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在《司马相如列传》的末尾，司马迁论道：《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司马迁认为《春秋》、《易》、《诗》等经典著作是殊途同归的，而司马相如的作品又具有同《诗》相似的讽谏作用。这种看法，固然是从儒家的功利标准出发，但也说明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是很高的。联系到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也有批评。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在论赞中，司马迁又一次指出相如的赋“多虚辞滥说”，明确表示不赞成相如为赋铺张过甚。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司马迁仍然充分肯定了相如的成就。因此，现代某些人简单化地把汉赋一概目为“形式主义作品”，把司马相如看作所谓“反现实主义作家”，随意加以贬低，是很不恰当的。

四

两千年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影响则互有消长。概括而言，从西汉到隋以前，司马相如的影响大于司马迁。那时，赋是一种主要文体，篇什既多，风气亦盛，作为汉赋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自然倍受尊敬。而《史记》则“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唐以后，司马迁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了司马相如。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可能有两个：其一，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讴歌国家强盛统一为主旨的大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坚实基础，而以揭露黑暗现实为基调的现实主义则逐步成为文学的主流，司马迁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更适宜成为作家们学习的典范。其二，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汉大赋这种典雅而笨重的文体越来越不适于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因而逐步衰落；散文却因其形式的自由而生气勃勃，代有名家；诗歌则因其渲泄情志的功能和灵活多变的表现手段而始终受到文学家们的青睐；小说、戏剧等新的文学体裁更是迅猛发展，后来居上，《史记》从内容、形式到语言都可以供它们学习和借鉴。这样，司马迁的影响必然会逐步居于司马相如之上了。
   
尽管如此，后世真正有识见的作家和理论家，大多对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于司马相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写道：“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司马相如)、子云(扬雄)，二子之伦也。”认为司马相如具有管仲、商鞅那样的才能。东晋葛洪在《抱朴子·钧世篇》中说：“《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南朝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了司马相如在创作上同屈原的相承关系：“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一再以司马相如自比，如在《赠张相镐二首》之二中就写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来到成都，在《升仙桥》一诗中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景仰：“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宋代诗文大家欧阳修在《苏主簿挽词》中，把苏洵比作司马相如：“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明代著名作家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司马文园集》题辞)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与张翰宣书》)类似评论，不胜枚举。正如鲁迅所说的：“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汉文学史纲要》)
    
对于司马迁，班固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虽然出于封建正统观念而对司马迁有所非难，却不能不承认他“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对《史记》都极为推崇。宋代郑樵指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序》)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清代著名诗人兼史学家赵翼甚至把《史记》称为“史家之极则”。在他们心目中，《史记》简直成了文章的最高典范。
    
历代作家还常常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相提并论。雄踞“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一再指出：“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杜牧也曾指出：“自两汉以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足见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沾溉后世的巨大影响。

沈伯俊，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