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史》序

枣庄先生是我订交二十多年的畏友，也是学苏、治苏的学术同道。他嘱我为其新著《苏轼研究史》作序，我实愧不敢当；但就这部新著的书内之丰富学术含蕴和书外的令人扼腕惊服的特殊意义而言，我又不能也不敢拒命。
    说来有缘，我们是从1980年关于苏轼的一封书简的评价之争而开始结交的，真应了俗话所谓的“不打不成交”。嗣后，我们一起参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活动，互赠著述，交流心得，友谊日深，但仍时有学术交锋，如1984年关于苏轼诗歌分期的讨论。我们之间的争论和讨论，虽然连《苏轼研究史》上的小插曲也算不上，却是我们个人为人、治学的一种难得的锻炼，或许得益于宋8人交友之道和苏轼自由争辩学风的潜在孳乳吧。
    在当今苏学研究中，枣庄先生是著述丰硕、自成一家的著名学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苏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并世罕见其匹。他的评传系列：《苏轼评传》(1982)、《苏洵评传》(1983)、《苏辙评传》(1995)及《三苏传》(1995)；他的三苏文集笺注整理(合著)：《嘉集笺注》(1993)、《栾城集》(1987)、《三苏选集》(1993)；他的资料※评系列：《苏诗※评》、《苏词※评》、《苏文※评》(1998)，等等。面对这三大系列以及他的“文存之一”的《三苏研究》(1999)中的大量论文，我们不禁肃然动容，被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还应提到，他除了三苏研究外，还主编了《全宋文》(约一亿字，1988年开始出版，已出五十册)、《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一千二百万字，1999)这两部大型总集和类书，堪称宋代文献资料库，其学术贡献毋庸赘述。《宋文纪事》也是治宋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我曾戏称他为“拼命三郎”，语虽有失严肃，却是实情。
    枣庄先生的苏学研究不仅成果数量惊人，且已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他既把苏轼放在北宋的整个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北宋文学家年谱》即以年谱形式所作的众多作家之交游考)，对苏氏父子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同中之异的比较对勘中揭示苏轼独特的思想面貌与艺术面貌；又如，评论、传记、年谱、文集的全面整理等有关“苏学”的种种专题，他几已囊括殆尽，论述性、资料性兼具，用多种著作形式去逼近同一研究对象，也使他的研究富于整体感与系统性。
    这部《苏轼研究史》，更使这种整体感与系统性得以大大加强，确切地说，是研究的整体感与系统性的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我最近为门生王友胜君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所作序言中曾说：
    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部接受史，以2700多首苏诗、300多首苏词、4800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理应成为“苏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但迄今未见有关论著问世，不能不是很大的缺失。
    友胜君就苏诗研究过程进行了再研究，对这个“缺失”作了初步的弥补；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则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填补这一学术空白起了极大的作用。枣庄先生的新著又使我发现上述自己的说法应作两点修正：一是把苏轼接受史仅停留在苏诗、苏词、苏文等文学作品上。若从文学学科立论，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在外延上实可再作伸展。新著论述对象除诗、词、文外，还涉及书、画，乃至经学等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开掘之深、论述之要，应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苏轼研究史。其中不少章节先在报刊上发表时，已引起学界的瞩目。我也大都拜读过，对不少新颖论点留下深刻印象，但不免有窥斑尝脔之憾。如今全豹全鼎在眼，快何如之!二是把苏轼接受史仅停留在本国范围之内。若从中国文学学科立论，这也大致说得过去；但苏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其接受史应在内涵上再作深化。枣庄先生广邀各国友人共同撰作，设立日本、韩国、欧美等国的苏轼研史述略诸章，让读者具体了解苏轼如何跨出国门而为域外人们热爱与接受的过程。这在已有的成果中，是并不多见的，相信会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
    枣庄先生这部新著，是内容充实、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苏学著作，也是他战胜病魔后奋力拼搏的产物。我读到的，不仅仅是方块汉字，而是读书人的近乎痴迷的自信，人生信念的自持与自律，以及实现一己生命价值的自豪。枣庄先生不幸于1998年11月罹患癌症，但他镇静自若地奉行自己“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尽力往好处努力”的“老庄哲学”，怀抱平常之心，挑战病魔，终于成为一位胜者。今年3月和5月，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次学术会议上与他晤见，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完全与往昔一样，丝毫觉察不出刚与死神搏斗过的踪影。当他告诉我《苏轼研究史》竟在病后黾勉从事，已完稿蒇事时，我再一次感佩他的坚毅沉着，再一次感受到在“畏友”面前的自愧。
    我和枣庄先生年相若，稍长几岁，都已过了花甲，进入人生之旅的晚年。我想起了南宋赵蕃的“难斋”，他命名此斋，乃取“末路之难”之义，典出《战国策·秦策五》：“诗口贡：‘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末路，此非贬义词，而指最后一段路程，以喻晚年。晚年之难，一言难尽，思维迟钝而记忆锐减，精力不支而杂事丛脞；衰病日寻，犹白香山所口贡 “病与乐天相伴住”，更是难逃之劫。但赵蕃以“难斋”自警，年垂知命，自视坎然，仍勤勤问学于朱熹，执弟子礼甚恭，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树。枣庄先生的晚年之难，实超出常人数倍，但他以克服“末路之难”为宗旨，以精进不息为鹄的，这部新著就是生动的例证。如何应对“末路之难”，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课题。
    我想不出怎样结束这篇短文，只好再重一遍苏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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