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

 作者：陈为汉 张家钊 
 口述者：陈为汉，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采访者：张家钊，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  间：2005年12月24日
地  点：四川成都市大石东路鸿祥茶楼

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联大）在云南昆明。从四川去，道路很难走，且土匪出没，亲友们均主张我乘飞机去，但我父亲要我受点锻炼，就安排我走川滇东路，由我父亲的义子周雅伦带着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李仲福，从重庆乘小火轮到泸州，再乘破旧的“黄鱼车”，由叙永经贵州的妈姑，毕节到云南的宣威、曲靖，转到昆明。一路上十分辛苦，在妈姑还遇到一场火灾，行李大部份烧毁，到昆明后重新购置衣服铺盖。

到昆明后就到联大报到。联大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校舍很简陋，比当时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还差。教室的屋顶是洋铁皮盖的，部分宿舍是茅草屋。但在联大所在的文林街一带，可以找到一些出租屋。我有一段时间就在外面同李仲福租房住。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很有趣，租房的同学各色各样，有进步学生，也有三青团学生、国民党学生。我们和张尚元、张尚鷟兄弟算是偏左的中间派。还有一些同学，打伙租一个院子，请老妈子做饭，照顾生活。那时昆明的物价比重庆高，但绝大部分学生都可享受公费，吃饭、住宿不交钱。

我们联大的课程，跟现在大学的课程不同。大一学生，无论是理工学院还是文法学院，都要上国文课。文法学院由两个老师教，一个教文言，一个教白话。我的文言老师叫罗庸，是研究《孟子》的专家；白话老师是沈从文，记得有一天他和夫人吵嘴，一直吵到教室门口，他进了教室，夫人就在门口等着，下课后他们又继续吵。

联大一年级学生的主要课程的教学，一般都由该系资深教授担任。我们经济系的学生，一年级的主课《经济概论》，就是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亲自讲授的。陈先生是我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的厉以宁等）均出自陈门。

陈先生的《经济概论》是联大很具特色的大课。上课人除了本系学生外，还有文、法学院及理、工学院慕名而来的选修生和旁听生，约百余人，济济一堂，洋洋大观。陈先生上课不用讲稿，但讲起课来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听课者只要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是一篇组织得很好的文章。我们听他的课，既学到了知识，又学了些做文章的技巧。他每次上课，在临下课前总是把要看的参考书的章节用英文写在黑板上，那时没有中文教科书，用的都是洋书，英文不好是很吃亏的。

联大的老师上课严格，考试也严格，不存在进难出易现象，而是进难出也难。我的《经济概论》在第一次期中考试时就没及格，只得了58分，真是丢人！从此发奋读书，不敢怠慢。

我们经济系属于法学院，法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通通要上大二英文、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逻辑、哲学概论（贺麟讲授）、政治学概论，还有一门自然科学（从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微积分中任远一门），然后才是本系的专业课程。

我们经济系的陈先生是个十分开明的人，他常说，这里的校舍虽然不好，但大师云集，你们可以选修或旁听他们的课呀！不要只读经济学书藉。于是我就选修了吴景超先生的《美苏经济制度比较》、费孝通先生的《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甘介候先生的《西洋外交史》；旁听了闻一多先生的《庄子》和《唐诗》、郑天挺先生和吴晗先生的《明清史》、李广田先生的《小说》。当时联大学生旁听名师讲课的风气很盛。这些老师都有中国文化功力，同时又曾经留学欧美，可以说是学通中外。因此，接受他们的教诲，就是接受现代文化的启蒙。使我们的头脑，好像一间黑屋子，忽然被捅开了一扇窗户，外面的阳光射进来了，一个绚丽的花花世界，立刻出现在眼前。

联大之夜，常有讲座，既有张奚若先生的“评时事”，也有冯友兰先生的“论风流”。听者晚饭后到讲堂的长凳上放一张纸，再压上一块砖头或瓦片，就算占有一席之地了。到时候你就来饱餐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珍羞”吧。

在昆明，联大分成三堆，工学院是一堆，师范学院又是一堆，校本部和文、法、理三个学院是最大的一堆。这里叫新校舍，还包括与之隔一条马路的南区。我们的教室、宿舍、图书馆和食堂都在这里。南区的旁边就是文林街。这条街上有饭馆、米线馆、洗衣店、教堂，更多的是茶馆。茶客们几乎全是联大学生，其中就有我。我们常在茶馆读书、抄笔记、聊天、辩论问题，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打桥牌，输家埋单。有一位教授曾经提醒我们：你们把花在打桥牌上的时间用来学外文，可能第二外国语都学好了。可是我们都是一些不太听话的“顽固分子”。

我们在联大有一项有趣的娱乐活动，叫做“集体观影”。城里有了好电影，就有热心人贴出观影的海报：内容是影片名，谁主演，交费领票地点，等等。可以自由买票。昆明有两家很好的影院，一家叫南屏，一家叫大光明。我们在那里看了许多好片子，如《孤星血泪》、《战地钟声》、《铸情》、《北非谍影》、《红与黑》、《傲慢与偏见》等等。这些片子，都是欧美影坛的经典作品，看后对于我们起着陶冶性情和清洗心灵污垢的作用。

文林街上还有一所教堂，牧师就是联大英语教师张绍桂。他劝我和胡节中同学信教。我们在阅读了圣经的一些章节后，果然信了教，并且受了洗礼。到了过圣诞节的特候，教友们要互赠礼物，我和胡节中找不到礼物。当我们正在街上徘徊时，刚好有个小偷被我们抓住。我们认为把他放了就是对上帝的奉献。于是把他放了，小偷立即逃走。此事今日看来，实在可笑。

前面提到昆明物价比较高，而同学们很多是从沦陷区来的，食宿虽然有保障，但读书总还需要一些花费。所以不少的人在外面打工，昆明的学校、机关、商店，无处没有联大学生。因此日本投降后，联大要迁走了，昆明市民颇有恋恋不舍之情，报纸还发了一篇社论为我们送行。

联大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中的出现，为临危的祖国培养了上万的优秀人才，这是联大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又从何而来？

第一、三位校长的高风亮节，大公无私，互相信任。

第二、三校亲密无间的团结合作，真正的优势互补。

第三、联大有一大批忧国忧民、学通中外的大师。

第四、全校师生浓厚的爱国热情和浓厚的读书空气。

我参加的12·1运动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是国统区著名的“民主堡垒”，联大之所以获得这个光荣的称号，是因为它拥有一大批热爱祖国，渴望民主自由的大学者，以及受到他们教育和影响的无数热血青年学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年方十九。这一大群人，经常批评蒋政权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1943年的“倒孔”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但那时大敌当前，同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又持同情态度，所以国民党还不敢对联大师生下毒手。后来日本于8·15投降，龙云也于10月3日被蒋介石挟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当局采取镇压行动的机会就来了。11月25日晚，联大、云大等校师生6000余人，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反内战的时事演讲会，在大会进行当中，联大四周忽然响起了枪声，并有人在会场捣乱。但大会仍然胜利结束。为了表示对当局捣乱的抗议，27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市总罢课的决议，并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罢联），由联大罢委会及所属各部门负责处理罢联日常工作。28日起，昆明市有三十一所学校罢课。12月1日十点左右，国民党特务突然进攻联大校本部所在的新校舍。拓东路的联大工学院和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也受到袭击。我那时在新校舍，暴徒们把校门打烂，要冲进来，我们就搬了很多课桌和椅子去堵，围墙外面的特务就捡起砖头石块甩进来，我们在围墙内也捡起砖头石块甩出去，回敬他们。一时砖石横飞，“弹”如雨下，有的同学拿脸盆顶在头上，以防不测。但正在双方酣战之际，外边突然有手榴弹飞进来，一声巨响，当场就有我们的同学倒下，同时，特务们在联大师范学院也扔了手榴弹，也有死伤。这一天，死难者四人，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打坏校门和校具无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12·1”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由于梅贻琦常委因公去了北平，由代常委叶企孙召开紧急教授会，发表了谴责军政当局暴行的宣言。学生会也决定扩大罢委会组织机构，另组治丧委员会处理入殓、公祭、殡葬事宜。12月2日上午，死难烈士遗体从医院移来新校舍，安放在图书馆大阅览室，灵堂就设在这里。灵堂四周挂满了花圈、挽联、挽诗，以及痛骂反动派的标语。凶手们屠杀爱国学生，激起了云南各界的公愤。他们捐钱捐物，不遗余力，这也是他们对蒋介石驱龙的愤恨的发泄。而我们这些学生，则天天分头上街游行，散发说明惨案真像和要求惩凶的传单，并动员全市教师罢教，学生罢课。我们还分头出去募捐，我也到三家川帮银行去募了一大笔钱交给罢委会。

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全国的声援。成都、重庆、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及各界人士，纷纷以开追悼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中央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严厉谴责。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早日平息事态，主凶关麟征（云南警备总司令）曾两次到新校舍道歉，并派人抬来四口棺材，结果被联大罢委会严辞拒收。抬棺者只好十分狼狈地把棺材抬走。

为了安埋四位烈士，治丧委员会主任王树勋亲自去买棺材，我和四个同学作他的“警卫员”，棺材买好后就雇人抬回来，沿途受到老百姓的注目和保护，因为他们担心暴徒出来阻拦和殴打我们。幸而没有出事，棺材顺利地抬到了灵堂。

到12月24日，联大梅贻琦常委和云大熊庆来校长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12·1”惨案真相，指出地方最高当局“对学生集会施以高压，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特务暴徒围攻和闯入学校，杀人、毁物，军政当局应受到严惩。这一声明全文26日刊登于昆明《中央日报》和其他各报，从而使中央社对“12·1”的一切谎言不攻自破。其余要求，云南新任主席卢汉与各校谈判时也表示接受。在此情况下，“罢联”召开大会，通过了《复课宣言》，宣布为了顾全大局，自12月27日开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等主凶李宗黄、关麟征受到惩处后，再决定出殡、公葬日期。

对于这个复课决定，我们是不太满意的，因为云南代主席李宗黄和云南警备总司令这两个主凶都未受到惩处，这是我们复课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是不甘心的。但是考虑到继续罢课，联大将被反动政府解散，于是我们不得不忍痛复课。“12·1”学运暂时结束了，但“12·1”的影响还将扩大。正如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上所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新的“一二·九”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

回北京进清华园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全校师生坐在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听候梅贻琦代表常委会宣布联大正式结束，联大学生根据志愿分到清华、北大、南开继续学习。

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系，继续当陈岱孙先生的弟子。我的家在重庆，我先回到重庆，从重庆乘船到上海。上海外滩的清华大学同学会设有联大师生联络处，由他们替我们购买去天津或秦皇岛的船票。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叫做自由轮（Literty ship）的美国万吨货轮。乘客一半是学生，一半是到东北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在船上渡过了三天三夜。第一天晚上我睡在甲板上，身旁是一个穿着美军军装的人。我以为他是国民党大兵，不免有点紧张。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同学，两人都哈哈大笑。那时的学生都爱穿美军贱卖的军装。船抵秦皇岛，我们便下船了。在一个小学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去北平。在我们出发前，车站先派车出去探看铁轨没有被扒掉，才让我们走。

我们到了北京，已经是十月了，战时清华园成了日本军营，体育馆作了日本人的马厩，破坏之惨，可以想见。我们抵达北平时，清华正在抢修，尚未完工，于是把我们安顿在北大国会街分部，并要求我们给北大干点活——拔草。我们也乐意，因为我们原是一家人。

我们在北平城里住了半个多月，几乎每晚都到前门外去听京戏。我们哪有那样多的钱呢？原来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他穿上老子的旧军装，带着我们走到戏院门口，用手向后一招，意思是说后面的人都是他的人，验票的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就这样白看了许多名角，包括四大名旦的戏。

这年的秋末冬初，我们进了清华园。清华有两道大门，在第二道大门上，有那桐题写的清华学堂四个大字。一进门，左边是王静安先生墓，正前方是一个大草坪，草坪尽处便是一个园顶大礼堂。草坪左边是化学馆，右边是精美绝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单是图书馆那两扇大铜门，便足够你终生怀念。我那时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住在新斋一楼的705室。一室三人，有铁床、大衣柜、书桌、暖气等设备，还有校工打扫寝室卫生。清华文法学院三、四年级的功课不像理工学院那样紧张，选课的自由度较大。凡星期六的课我都不选，所以星期五下午我便可以进城了。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分到了北大，何况我又爱和北大的女孩子玩。于是我便到宣武门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时年轻，从清华骑车到西四，45分钟可达。进城还可以乘校车，我还在校车上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车上问人，八大胡同怎么去？此话一出口，全车的人都笑起来了，还有人问：“年轻人，你到八大胡同去干什么？”原来那是北京的红灯区，而我要去的地方乃是八大人胡同，少说一个“人”字，引起了大家的哄笑。

清华光阴是好过的。美丽的清华园，我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这是我学习和成长的地方，所以她的花花草草，一石一木，我都永远记得，永远怀念着。

（载《当代史资料》2006年第1期，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