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世界文学,不但要以全球性的眼光和人类整体意识,去思考世界上所有他异文化的复数的文学,而且更不应该忽视在中国疆界之内的少数族裔文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学”这一名词似乎突然成为了众多文学研究者的“口头禅”,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似乎突然为我国学术界所赏识了,而冠名以世界文学的论文和著作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其实,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世界文学的发展,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当时方兴未艾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市场及经济发展时就顺带提及或者推及人类文化了,他们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因此,世界的文学或者世界性的文学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贸易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在资本扩张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事业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行动、宗教传播、商贸活动等,客观上造成了全球性的文化流动与交往。
翻译: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必要条件
当一部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系统之中时,他们当然仍然带有原来民族文学的痕迹或者印记,这些痕迹随着扩散地的不断扩大而传播益远,并不断发生折射现象。中国境内的汉语文学汗牛充栋,而且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各种各样、质量上参差不齐的文学作品还在不断地被制作出来。像现代作家如茅盾、鲁迅、老舍和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王朔,等等,能翻译成外语并在国外发表的毕竟还是少数的,但是,一旦翻译并在国外发表,这就是向世界文学走出了第一步,或者说翻译是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如果中国文学只是局限于汉语读者群,而不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发生互动的话,那就无法成其为世界文学。
至于文学在翻译者的损失问题,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谓无法翻译成外语的东西就是诗,或者用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说:“诗就是在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但那是一种十分绝对的说法。事实是,包括弗罗斯特的诗在内不可计数的诗歌都被翻译成了外语,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典籍《诗经》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的诗句,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但丁、莎士比亚、拜伦、庞德、T.S. 艾略特的诗句都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并被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读者所赏析和批评。其他文体的文学更毋庸赘言。对于在语言上一味地追求完美的人来说,翻译中的损失或多或少总是有的。但是,即使是像赵元任、戴姆罗什这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的人,也不会否认翻译的必要性。因为据统计,全世界有5000多种语言,其中使用人口达五千万以上的就有19种。所以即使一个人再有天赋,他也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那么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方面,依赖和借助翻译就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在尽量多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要对译作进行“批判性的阅读”,这样才能看出存在于作品中的不同层次的文学意义。作为译者要尽量多地将原文语境中的信息通过翻译加注等多种方式告诉读者,而读者也要为了更好地理解译文而尽量获取源语语境的知识。
更不应该忽视少数族裔文化
在二十世纪,当我们说“世界文学”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外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或者文化如何接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欧美文学的影响的;那时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学无非是西方主流文学的附庸和衍生物。进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思考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学意识时,我们却更加强调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并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思考世界文学,会让我们不再自满于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和历史文化的悠久灿烂,而是不卑不亢地、以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其他文化的优点与缺点,会让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胸襟,真正地睁眼看世界,真正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真正地具有全球视野,真正地进行全球性思考。
思考世界文学,不但要以全球性的眼光和人类整体意识,去思考世界上所有他异文化的复数的文学,而且更不应该忽视在中国疆界之内的少数族裔文化,无论是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还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儒家经典,我们在学校内学了多少我们少数民族的经典呢?但它们无疑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在国内的文化语境中,尚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又何谈使其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