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新闻 理论研究

我们这个时代怎样做华文文学批评

——兼评宋晓英《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

赵庆秋

2018年03月30日 12:00

曲阜师范大学 王雨
社会科学报网站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文学批评中的新课题,也是难题,因为比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看,作者与评论者不在一个国度,也就不在一个文化语境中。北美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国际新移民笔会会长陈瑞琳早在2002 年就点出了中国大陆华文文学批评的短板,上海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她的一篇《原地打转的陀螺----论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误区》引起了大讨论。这么多年过去了,华文文学批评的实绩证明了中国华文文学批评需要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作家与评论者也有一个接轨的过程,原地打转早已变为全面铺开系统研究。但有没有新的问题出现呢?2017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新移民作家笔会徐州会议)上,大家又提出了选择批评对象的不均衡问题,即评论一股脑儿地偏北美,忽略其它地区,硕博论文中严歌苓、张翎动辄几十篇,其他作家不论;另有专家提出研究者涉浅不入深的问题,问这么多学者都研究严歌苓、张翎,有几个人对她们深入访谈过?陈瑞琳当年说华文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封的格局,(陈瑞琳:《海外星星数不清》,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45页)今天,大部分评论家走出了这个自封的格局了吗?

 

  读了济南大学宋晓英教授的专著《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海外华人写作透析与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回望),觉得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者不再“自封”,也没有“原地打转”,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没有重复,在地区上也包括了欧洲、澳洲与东南亚,并特别注意了推出华人新秀的作品。她对问题的辨析很精到,将史料钩沉、比较研究、文学评论与深度访谈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的海外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创建性的探索。

 

  首先,此书在作家作品评介方面见解独到。宋教授擅于选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论据支撑,由点到线及面,构成了多维度的立体批评框架。在个案研究中,此书既注重对作品的细读感悟,又融入了对作家本人的细致观察,访问中直达其性灵深处。在对文学现象的总结中,她的观察全面铺开,选典型例证进行古今中外的比较,最终形成对流派、思潮的总结,力求理论升华的合情合理。比如她论述“忧患意识”,就将海外华人的现实忧患与中国古代“士”的阶层的“忧国”理念相比照;她将中国与新加坡“五零后”的男性作家,“六五后”与“七零后”新移民女作家加以横跨的,或纵观的对比,梳理其“承继、断裂与成长”的脉络,从而总结出了“家国”与“放逐”情结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演变,最后在“异托邦”,还是“乌托邦”理念上进行了辨析。经这么一概括,华文文学在题旨方面不断拓展,且发生了内容形式的“革命”,诞生了“新人”“新态”的情况就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如此,文学“史”的线索清晰地梳理了出来,且将其洄流、支流与分叉也一一指出,不仅把新的“典型人物”挂在了文学史的“钉子”上,而且勾画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人物谱系”与发展态势图,读者由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诸多创作新态有了清晰的认识。

 

  第二,作家访谈深入与细致,达到了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的思想“启发”与事业“推动”。据本书的“自序”与“后记”交代,作者认为“细读”与“调查”是文学研究的“两大基本功”,是理论意识、比较理念与文学史观形成的基础。她三次赴欧美“访学”,少旅游观光,多到专家教授的办公室里去“请教”,特别是与作家同吃同住,完成了本书的第四编“声音:世界游走中的感喟”,被“徐州会议”当作文学评论家“深谈”与“细读”的典型例子。《写作需要静思沉淀,更需要阔野远视》不仅析出了北美女作家融融的生态主义立场,而且抓住了其创作中所挖掘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留学移民者真正的“心灵震撼”与“人格熔铸”。作者还具有很强的文类学意识,以一篇《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做法?》归结了融融创作的思想内蕴与艺术创新,顺带批评了平铺直叙”“语言冗赘等华人写作中的时弊。《孤独是生命真实的状态》则抓住了《叛教者》的作者施玮创作思想的精髓,其性灵文学的哲学意蕴与宗教领悟是宋晓英反复总结了施玮的创作年谱,分析了她的创作道路的结果。访谈持续了好几天,不断深入,二人短锋相对,求同存异,酣畅淋漓,既深及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价值观,也让施玮对自己的哲学、宗教、艺术观有了一次全面的反思,张炯先生在《序一》中说这才是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真正应有的互动。从全书看,宋晓英的访谈都颇费功夫,与意大利的女记者法拉奇一样颇费周章,事先阅读作家的全部作品,事中反复修改访谈提纲,连夜做笔记,特别是不带成见,诚挚与质疑并举的认真态度,令作家感动,互相更好地协作。这种“潜心”与“用力”,应该令一些凭对作品或作家的浮光掠影的印象,或单纯参照别人的评论凑成一篇而阐发评论的人感到惭愧。

 

  再次,“广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是这本新著的突出特色。”(张炯:《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序一》)本书应用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形象学以及叙事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且超越了文学研究,扩大到了语言学、社会学特别是文化学层面,如将英国195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学派与中国20世纪末的城市写实主义小说相比较,分析了二者如何和而不同,在社会批判”“人文悲悯”“忧愤深广等方面有何异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以其《情人》《广岛之恋》在中国知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小资作家的鼻祖,宋晓英却独树一帜,指出杜拉斯的“非小资”性,说中国读者与作家对杜拉斯是一种“选择性的阅读”与“主观性的继承”。中国女作家中的“杜拉斯传人”重“情人情结”与“波西米亚” 的风格,所谓伤感”“浪漫” “迷离碎片化的回忆。其实杜拉斯主题中饥饿的女儿的忧愤是其犹太人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犀利与前卫。宋教授指出中国读者对杜拉斯精神的误读,女作家创作对杜拉斯风格假托”“移步错位,需要进一步在影响研究”“接受美学等意义上进一步探讨。此书还结合自己三次访学的经历对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对国外高校华裔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化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归结,本书收入的论文《英国“愤怒的青年”和中国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之异同》(2004)、《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2006)与《论北美英文评论对莫言女性形象的误读》(2015)等均因最早发声言到实处获得了奖励,引起学界瞩目,拓展了本专业的研究论题。

 

  从宋晓英的例子去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一定要“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并举,也能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经历有某些类同,才能视野广阔,心思沉潜。且一个当代学者,必须英语熟捻,熟悉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理论才能达到视角独特或功力深厚。宋晓英教授作为中年学者,不仅认真学习英语,多次到国外高校访学,而且现在又站在了欧洲大学的讲台上,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汉语,完成了《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等项目以后,此次她又把精力放在了《山东人在欧洲——齐鲁文化影响研究》中。宋晓英为华文文学领域提供了诸多研究线索,这种边走边读,边教学边访谈边写作的做法值得青年学者的效仿。

]]>

2018年03月30日 11:25
1344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