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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化、精英化的中国教育能否走出麻烦治理循环?

赵庆秋

2018年11月07日 05:17

杨东平
“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各个领域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层出不穷。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提出了“双优先”的说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经验概括为“两个优先”: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简单窥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及其实施层面的情况。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该目标是在1993年《中国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原定于2000年实现的规划整整滞后了12年,说明国家的教育发展依旧处于一个低投入的状态。

 

对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以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为标准,1978年至1988年可视为第一个十年,这是恢复整顿和开拓创新的时期,教育改革刚刚从这里起步。第二个十年是徘徊迷茫、寻找新道路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为标志,与此同时,90年代末启动一系列基础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将公办学校转为民营学校、高中教育有偿收费等,这种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在“麻烦治理”的局面。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最核心的是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二是课外培训热;三是高考制度改革;最后是素质教育的推进,这方面在大城市的优秀学校有很大进展的,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应试:与素质教育如影随形

 

素质教育的概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到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内涵一直是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但素质教育站在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应试教育被视为“复活”和“强化”版的传统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这些占比甚少的重点学校成为了应试教育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也造成了现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局面。在之前提出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政策口号,至90年代,“片追”逐渐定性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下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其危害也越来越大。

 

1981年,作为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继续办好”重点中小学的同时,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保证重点,兼顾一般”。这一通知作为对学生高考压力过大问题的回应,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评估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因学生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而饱受公众批评。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由OECD组织,针对15岁青少年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能力的测试)为例,2012年中国上海作为代表参与测试,再次高居榜首,但当时上海得了两个第一:学业成就第一,学业负担第一。具体来说,上海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达13.8小时,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国家的学生每周花费5小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只有上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学业成就第一是以过长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

 

▍择校热、培训热与应试教育的制度根源

 

在杨东平老师看来,应试教育在逐渐恶化,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一,随着教育培训业的发展,应试教育的“数字化”生存无孔不入;其二,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越来越理直气壮,很多人将其视为穷人“上升”的唯一途径。

 

为何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诉诸于文化传统,认为科举留下的应试传统在如今各种“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种社会性偏好,或者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产阶级的焦虑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绝对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1999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求所有的重点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重点高中与初中脱钩的规定还催生了“转制学校”,即重点高中自办的初级中学转变成民营机制,摇身变为高收费的翻牌学校,用于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教育产业化的轨道。2005年前后,国务院开始整顿转制学校,要求各学校明晰性质,非公即民,但这次整顿在很多地方并不彻底,直至今日许多学校的产权也没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个正常的教育秩序,还需要规范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该教育方针是深入人心,但现实生活中上并不尽然,因追求全面而导致平均和平庸发展的现象不在少数。

 

教育公平的价值被人人称颂,但在实际的教育现实中却让位于效率优先、升学率优先……在印度,私立学校需划出25%的入学名额给来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低下的学生和残障学生,这就是教育公平的概念,这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义的,这与文化传统中“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的说法密不可分。中国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义的,这里的精英主义指向一种价值观,即整个教育制度、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数精英。而且,多年以来教育发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城市。

 

▍从应试教育突围:是可能的吗?

 

如今盛行的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突围”。

 

要实现这种突围,局部的修修改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认为整体的教育范式需要转型,亦有人提出要“换赛场”,转移到新的系统中来进行规划。杨东平老师认为三个影响教育变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其次是教育制度即体制与政策,第三是教育技术。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三者的重要性是颠倒过来的。教育技术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发展到未来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施的改善,尤其是现在大为流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仅仅是绩效水平的提高,所谓入学率、升学率等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教育品质,这与常被提到的教育质量还有些许差异。现在趋向于用教育品质来取代教育质量,就是希望避免把教育质量狭义地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教育品质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近视率等等,在这之上配合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

 

在谈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教育目标,寻求再定义知识、学习与教育。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中指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这里批判的是在最近二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旋涡中,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后,但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在于,把教育的发展狭义地理解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当把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套经过高度规划设计的机制上,教育其实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项产业,这与教育初始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利主义教育发展的架构下,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而且当这种国家功利主义逐渐转化为个人功利主义,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谈。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举办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一项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的温度。”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麻烦治理”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教育的价值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也是杨老师将价值观视为影响教育变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要超越单纯高考制度改革的视角,要实现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改变现阶段升学竞争的单轨道模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其次要超越单纯的财政视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给侧改革,鼓励多样化办学如社会办学、家长办学、在家上学等等,构建一种新教育生态。最后是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从课程改革走向学校改革。这是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体的变革,北京日日新学堂、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伏羲班等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

 

▍教育是大写的政治议题

 

柯贵福认为,教育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性议题,它是大写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社会架构和家庭结构的再生产问题,也就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下一代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下一代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之前被视作年轻人的80后、90后很多都成了家长,80后甚至已经成为家长的主流,他们对教育的思考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关键要素。

 

柯贵福以北京为例,指出中层家庭是教育活动最为积极、最为主要的参与者。中层家庭的家长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切身体会创造了迫切的需求,对下一代投入教育资源的决心很大。但中层家长没有巨大的财富或实业给下一代继承,中层家庭的孩子往往还是要进入到高考体系,而在北京,这就意味着从好幼儿园到好小学、再到精英中学、最后北大清华这样的路线。这必然是对家庭综合资源投入的比拼,家长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还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买学区房。教育竞争会把整个家庭都往这个规则上赶,类似于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柯贵福认为,这一套不甚合理的游戏规则,其制定者正是学校、政府以及教育产业化的其它重要参与者。批判制度的家长们却又把孩子往好中学、好小学塞,他们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只是用脚投票的参与者,不能结成组织来反对规则,所以尽管他们声音喧闹,但是却缺乏政策影响力。

 

接着,柯贵福谈及中西部地区重点中学的“掐尖”现象又称“衡水现象”。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过于集中,一个地级市基本只有一个省级重点中学,只有挤进去才能获得考入好大学的机会,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二是乡村文化氛围的恶化,农村居民原来看得到身边人能考上好大学有好工作有好出路,但今天大家突然发现再怎么读也只能是一般学校、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去打工,就没什么人愿意好好读书了。

 

他还谈及教育问题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原因。他认为,教育除了理论上的三个功能即传递知识、培养人格、以及选拔人才之外,还有两个结构性功能,一个是维系社会分工,另一个一个是阶级再生产。精英主义的教育就是进行资源赋权,现在一些央企、中央部委、以及大型跨国企业,许多只定向招聘几个学校的毕业生,甚至只要北大、清华的学生,这样的资源积聚使得垄断结构越来越强悍,在精英教育体制下社会结构必然固化。现在大家一方面批判社会阶级固化,一方面又高度的精英主义,这其实是一个思维分裂的过程,但这是为了让子女在社会中过上更好生活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下的选拔体系与孩子素质的天然多元化特征是不匹配,它可以识别各方面都比较平均的“高水准”,却很难识别某方面有特长的人。

 

柯贵福指出,多元化人才选拔体系的缺失,可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现代教育体系产生于德国,它与德国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复杂变迁不匹配,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问题。自动化带来劳工失业、人工智能带来中层职业的消灭,普通和中等智力难度的工作消失了,但现有的教育体系还在源源不断生产这样一批学生,他们甚至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靠个人或靠家庭去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它只能由政府主导、肩负起公共责任,它也是国家实现产业转型或者民族复兴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

 

20181027日,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主办,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协办和支持。沙龙主讲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教授以“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为主题,指出中国教改多年却依旧麻烦不断的原因其实在于教育制度,并尝试给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为杨东平先生的演讲纪要,以及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柯贵福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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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中的应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