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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中的价值观念变迁: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概念史考察

赵庆秋

2019年01月22日 02:53

江怡
《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

 

   说到“西方价值观”,很容易被人误解为西方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价值观;但这里所说的西方价值观,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所挖掘的西方价值观念,特别是一些曾引导西方哲学演变的价值概念,如灵魂、永恒、知识、信仰、真理、德性、理性、理念、启蒙、权利、正义、语言、平等、秩序、科学、自由,等等。它们不仅作为核心概念成就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而且造就了当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并且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概念史角度去了解西方价值观的变迁,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西方价值观的真实内容,也有助于完整地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演变。

  

 人类精神的发生学起点

 

   历史的起点总是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的。西方文明的发端通常被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但罗马时代的文明是对古希腊文明的摧毁性破坏,也是对人类精神早期时代的一种自杀式检验,而古希腊文明则是对古埃及文明以及之前的地中海文明的塑型定论。由此可见,古希腊文明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最初家园之一;而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它们都是人类思想的萌芽阶段。

  

   文德尔班(W. Windelband18481915))在《哲学史教程》中指出,哲学的产生最初是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观念密切相关的,当这两者之间出现分歧之后,科学(知识)的概念才逐渐进入古希腊人的视野,最后把有关正当生活的行为指南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这样,“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智者派和苏格拉底(Σωκρ?τη?,前469—前399)早已为这种涵义开辟了道路。”从柏拉图(Πλ?τeων,前427—前347)开始,哲学就被明确地划分为了两个主要部分:理论的哲学和实践的哲学。理论的哲学主要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这个认识过程的反思。早期哲学家们在观察世界和解释宇宙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最高原则和基本问题,这些构成了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384—前322)意义上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这些成为后来理性神学或自然神学的主要来源。同时,早期人类对自然历史的研究也构成了自然哲学或物理学的主体部分,对人类意识活动的研究则构成了心理学的最初形态。实践的哲学则主要关注人类现实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无论是作为实践哲学之核心部分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还是作为社会研究的法学、社学会以及历史哲学等等,都规定了人类活动的现实作用和范围。但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智智慧,即他们努力试图从经验中的具体事件和观察事实中寻找某些能够可以更好解释这些事件和事实发生之根据的原因或理由,并用某些更具有解释力量的观念或概念去刻画这些原因或理由。

  

   这些最初体现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宇宙论工作,后来表现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人类社会和思想世界的全面关注。苏格拉底作为雅典人的精神领袖,他有着非凡的精神气质。他的伟大不仅在于对知识的不懈追问,更在于他能够从世间凡俗中看到万物的根基和观念的永恒。他的“认识你自己”让早期哲学家们从对自然的迷恋中摆脱出来,把哲学的注意力转向了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哲学和辩证法,这为理论哲学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哲学的向度。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一开始并非截然分离的。但在柏拉图哲学中,这两种哲学被明确区分开来,有关自然推理的哲学被归入了理论哲学的范畴,而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则被放到了实践哲学的领域。然而,事实上,这个区分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直接。

  

   首先,古希腊人对实践活动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理论说明的兴趣,因而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自然面前获得稳定的自我地位,他们的理论兴趣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自然变化的根据。一切关于知识(科学)的学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摆脱外在控制的自由要求,而不是为了知识本身的要求。这样,对知识的理论要求就一定是围绕着人们的实践要求展开的。文德尔班说:“为宗教互相摇摆不定所主张的个人独立思考,从实践生活问题扩展到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认识自然界时,这种独立思考首先获得摆脱外在目的的自由,首先获得知识的自我限制,这就构成了科学的本质。”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的理论兴趣首先来自于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来自于对生活世界的目的论反思。康德(I. Kant17241804)之后的哲学强调了理论思维的优先地位,但在古希腊哲学中,理论说明的实践面向却是一切哲学观念得以产生的主要动力。换言之,哲学的最初动因应当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目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认识自然的知识要求。这种以人为本的目的论构成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兴趣,也是西方哲学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源。

  

   其次,在古希腊哲学中,关于自然知识的理论说明不仅出自实践目的的需要,而且最终依然是为了实践的目的服务,为了满足人们现实活动的需要。这里的现实活动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活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一切行为。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些行为主要包括了个人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所讨论的范围,后者则是政治学所讨论的范围。但无论是在何种范围内,这些哲学所处理的问题都是与人自身的性质和活动有关的问题,因而也就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哲学的这种人学性质也逐渐成为使其与科学和宗教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特征,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古希腊哲学中始终被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只是被看作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连接这两者的关键则是古希腊哲学体现出的价值观。在这里,古希腊哲学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对这种哲学的价值判断,而是这种哲学本身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最好阐述,也是对西方哲学发端原因的最好说明,直接反映了人类精神产生的最初形态。

  

   人类精神的产生首先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需要,人类精神就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直接结果。但这种认识过程却是以两种基本方式展开的。一种是人类对外在对象的直接把握或部分把握,一种是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间接把握或整体把握。前者是科学和知识产生的基本方式,后者则是思想或概念产生的基本方式。虽然人类精神包括了知识与思想两个部分,但在对事物的整体把握方面,只有思想才能真正体现人类的精神。换言之,人类精神是以思想/概念为形式展现出来的。这样,人类精神就有了其特有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正是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形成从开端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因此,古希腊哲学中的价值观就明显地反映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形式。这就是以“超越”和“永恒”作为这种哲学的主要概念,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这里,我们就把“超越”和“永恒”作为人类精神产生的发生学起点之一。这个起点,恰好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是西方价值观区别于其他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

 

   历史地看,西方价值观的变迁为我们准确理解这种价值观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也是我们讨论西方价值观与其他传统价值观之区别的主要方式。的确,历史地考察总是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详实的历史数据和更为权威的事实判断。然而,我们对历史的任何描述和判断都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或者说,是我们的历史观念决定了我们对历史数据的选择和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讨论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时,我们就需要首先给出一个理解方式,即西方的价值观念只能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而西方价值观的变迁也就是西方哲学核心观念的发展历史。

  

   当柏拉图确立了作为现实世界摹本的理念世界的时候,他就把理念世界作为具有超越性的存在,而这种超越性就在于其面对现实世界的永恒性根据。而这种超越性和永恒性,正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观念,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超越和永恒的观念,西方哲学才会在知识和真理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才会在德性与正义的法庭面前从容不迫,才会在对无限和整体的追问中不断探索,才会在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中保持清醒。这些都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也是西方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文德尔班在《古代哲学史》中把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刻画为一种关于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科学之起源的洞察。他说:“古代哲学中蕴含的各种思想开端对后世整个科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希腊哲学留下来的材料相对较少,但是,它以非常简明扼要的方式,在对事实进行理智性阐述方面搭建了各种概念框架;并且,它以严格的逻辑,在探索世界方面开展出了所有的基本视域。这里面包括了古代思想的特质,以及属于古代历史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古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和世界观之中。古代哲学家们带有原始的朴素性,他们将单方面的思想旨趣贯彻到底,得出单边的逻辑结论,从而凸显了实践和心理层面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主导哲学问题的演进,而且主导着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古代哲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起初,哲学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然而,当它在这里遭遇到阻挠的时候,它转向了内部世界,由这个视域出发,它以新的力量尝试去思考‘世界—大全’。即使在服务社会和满足宗教需要方面,古代思想赖以获取概念性知识的这种方式也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特殊意义。”文德尔班的这番论述表明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准确反映了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历史既不是像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也不是像卡尔·波普尔(K. Popper19021994)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些随意历史事件的堆砌而毫无规律可言。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记录,是人们对过往发生的一切行为和活动的思想记忆。这些记录和记忆都深深地铭刻着人类看待世界变化和自我发展的方式和角度,也都带有人类对这些变化和发展所做判断的自我印记。西方的价值观正是这种自我印记的标志,它们直接刻画了西方哲学家们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视野。

  

   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追问万物本质的本体论思路,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据是哲学家们乐此不疲的思想活动。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对宇宙构成方式的说明,到苏格拉底以及智者们对思想论辩的要求,无不体现出古代思想家们追问本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产生是与古代人类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无所适从的直接反应密切相关的,因而追问万物变化背后的根据自然就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这里的“有识之士”就是指那些声称可以认识万物本源并可以支配变化命运的哲学家。在这种追问过程中,哲学家们逐渐形成了一些专门的价值概念,用于说明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些概念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线索,特别明显的代表有“辩证法”“德性”“幸福”“目的”“理念”“逻各斯”“模仿与分有”“回忆”“灵魂”“实体”“轮回”,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待万物变化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以永恒和超越的方式响应一切变化,以理念和德性的形式解释一切变化的根据。虽然这些观念来自古希腊哲学,但它们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直接造就了近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例如,“辩证法”和“逻各斯”早已成为当今人类讨论世界变化根据的重要法宝,而“德性”和“幸福”等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

  

   西方中世纪通常被看作是漫长的黑暗时代,其中的哲学则因为基督教神学的主导地位而变成了神学的婢女和附庸。然而,在为神学理论做出论证和辩护的过程中,中世纪哲学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作用于经院神学,而且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哲学中,这种思想力量是通过以下一些重要概念得以说明的,如“偶性”“模拟”“范畴”“原因”“证明”“系词”“本质”“形式”“种与属”“理智”“命题”“直观”“模态”“谓述”“问题”“共相与殊相”,等等。显然,所有这些概念都与神学家和哲学家们讨论思想的构成方式有关,也就是与他们的论证方式有关。这种对论证方式或思想表达方式的关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他们的视野离开了对万物存在根据或本质的永恒性的讨论,从超越性的存在转向了更具有相对主观的人类思维活动的追问,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看,他们对思想论证方式的细致分析,却是要在那些看似模糊不清或歧义丛生的命题语句中,找到更为确定和不可置疑的语言意义。这种对意义确定性的追问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最直接的运用,也是对人类思想表达的最为明显的要求。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所强调的人文学科即三学四艺,不仅对当时的哲学论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保障,而且成为后来哲学发展的重要起点。这里的“三学”(trivium,即语法、修辞、逻辑)和“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天文、几何、音乐)都与人类掌握知识的能力有关,也是人类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主要形式。虽然当时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对这些人文学科的强调有着明显的回归古典思想的意图,但他们对这些学艺的研究却在客观上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考察,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条件。

  

   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完成的。我们以往关注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哲学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然而,文艺复兴中出现的两个重要思想运动,即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却都是近代自然科学发现的结果。从科学的进步开始,西方人逐渐认识到了人类理智能力的价值和限度。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基本上还是盲目地相信人类有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甚至笃定人类可以用概念的方式去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界。然而,科学的发现却给了人类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特别是世界的发现更让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因而,通过观察和实验去找到人类所能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这就变得更为谨慎和困难了。由于感觉经验的不可靠性和人性自身的先天缺陷,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更为确定的方式去说明人类能够重建认识上的自信。这就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然而,理性主义在与经验主义论战中的所提出的所有观念,却最终被康德的先验哲学所取代,并以限定人类理性能力作为这种哲学的主要任务。这样看来,与古代哲学相比,西方近代哲学更多地关注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不是对世界的认识本身,这后一个任务已经被科学研究所承担。而建立在西方近代哲学之上的西方近代价值观则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必须指出,我们今天对西方价值观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的全面关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主立宪,这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改变的不仅是西方近代社会,更是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整体的认识水平。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既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西方人认识改变的重要标志;宗教改革不仅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革新,更是西方人对社会信仰的重新定位;而启蒙运动则完全打破了以往传统对思想的统治神话,让理性重新回归到了人自身;民主宪政则是人们自我管理的又一次尝试,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寻找一种稳定的治病良方。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必须放弃一切对超越力量的依赖,必须学会自我管理自己。而这就意味着人类面临的是比以往的时代所具有的更大的风险,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无法让自己能够获得超越于自身的力量。这样,人类就必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努力避免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可能导致的错误。这就是西方近代哲学以理性作为行动规则或法则的重要原因,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直接把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祛除蒙昧的主要标志。

  

   然而,正如自然的力量被人类用作支配自己的主宰而无以自拔一样,当理性被人类当作万能的法宝时,人类自身必然会招致理性本身的桎梏,理性的至上作用就会逐渐成为人类的另一种拜物教。物极必反。当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王国中宣扬绝对理性的至高无上时,理性的形象就被彻底打碎了。因而,人类就从对理性的迷狂中重新寻找破解理性诅咒的线索,试图摆脱理性万能的观念给人类所带来的支配性灾难。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一个对人类来说具有颠覆性的结果,即一切权威和超越性的存在都被完全打破,“上帝死了”不仅是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的一句口号,而且成为西方人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当人们意识到无法再从自身之外寻找某个根据或原因来为自己的知识和行为提供证明的时候,当人们无法对自己的存在得到确定的根基的时候,就必须为自己重新寻找一种确立自我认同的方式。这如同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无法为自己的航行确定方向,也无法停靠码头修补船舱,它只能在航行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航向,只能在大海上修补破损的船舱。然而,在重新确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人们只能通过相互承认和共同接受某些规则和条件,才得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协同一致。这些规则和条件正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就是在努力构建这样的价值概念。这些概念主要包括了“语言”“意义”“理解”“分析”“解释”“现象”“意识”“经验”“民主”“责任”“命运”“德性”“自由”“生命”“心灵”“偶然”“推理”“感觉”“意志”“选择”,等等。可以看出,这些概念与古代和近代哲学所关注的概念完全不同,它们更多地是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意识相关,而与外部世界的存在无关。也正是在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中,西方哲学家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必须在对这些观念的建构中努力达成共识,以便共同应对外在于人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

  

 西方价值观的自我反思

 

   透过西方哲学价值观的变迁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们对人类与世界的认识关系的考察,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由整体和无限到部分和有限、由超越和永恒到非超越和暂时、由确定到不确定的过程。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这是人类获得关于世界知识和自我知识的主要途径,也是人类思想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认识关系是哲学思想最初形成的外部原因,也是人类思维形成的必要前提。但以上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认识关系并非始终友好,并非一帆风顺。人类最初的理解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思想的对象,因此人类思维中所出现的错误,最终原因或许是可以归罪于世界的存在本身。这样才会出现各种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用以说明人类具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一切认识上的变化都是因为世界本身的多变,而不是因为人类理解上的局限。但到了近代哲学中,古代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遭遇客观事实的无情打击,世界存在的永恒性逼迫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发生改变,人类理性自负的想法不得不屈服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说明,以往被看作永恒确定的思想观念都演变成了对思维条件的谨慎表达。康德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扭转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对象在认识主体的构建中得以形成,构建对象的方式和途径就成为先验哲学研究的主要话题。由此,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由向外转向了向内,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活动转向了人类对世界的建构活动。

  

   在建构世界对象的过程中,人类理性需要为自己的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立法,而如何确立立法原则就成为哲学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思考的一种尝试,强调对理性能力本身的自我反思,以客观思想取代主观思维,用概念自身的辩证发展解释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据。虽然这是以认知主体的思维去说明一切事物,但这种思维方式所追求的依然是普遍性和客观性,哲学家们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建立一种普适确定的基本原则。然而,德国哲学家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发展中受到了严重质疑,科学家们的工作不断在提醒哲学家们,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认识,都受到人类认识方式和条件的严重限制,人类不仅无法成为世界的主人,甚至无法作为自己的主人。因此,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犯错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人类对世界的无限性把握,也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不可摆脱的限度。在整个认识过程中,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永恒的参数,而对确定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则是一切认识的最终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现代哲学从此走向了与不确定性为伍的不归之路。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叔本华(A. Schopenhauer17881860)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潜意识本能”、萨特(J-PSartre19051980)的“他人就是地狱”,所有这些哲学都在向人们显示一个事实:西方现代哲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更多地是人类自我反思的一个实验场所,是人类探索自身意识世界的思想方式。

  

   纵观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西方价值观在这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古代哲学家们提倡的“永恒”和“超越”的观念在这里成为质疑的对象,近代哲学家们追问的“理性”和“真理”在这里却完全改变其原有的涵义。一切传统哲学所坚持的信念,在这里都变成了遥远的记忆,而现代哲学家们所追问的却是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意义。一切现代化的成就,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质疑的起点,而哲学家们所希望的却是如何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完成人类未知的命运。不确定、延异与播撒、伪真与表演、语词与现象、非中心、祛魅与显像,所有这些都成为当今哲学讨论的关键词。在今天的西方,“后现代”早已不是一个停留在哲学家或文学家口中的常用术语,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伴随后现代社会来临的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基础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等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体系中则变成了反基础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书写与声音并存以及非世界主义等。可见,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念是站在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但后现代主义却并非是一种取代现代主义的哲学,而是用于摧毁现代主义以及一切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价值观的自我反思的结果,这种自我反思的结果也被称作“新的启蒙”。

  

   必须指出,“启蒙”的观念,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思想方法的开始,也不意味着把以往的思想观念都作为蒙昧状态而加以祛除。这里的“启蒙”仅仅意味着人类意识活动的重新开启,意味着价值判断对事实描述的介入,也意味着对人类一切现实活动的价值选择。哲学在古希腊的形成最初就是以人类追求智慧的方式出现的,因此,哲学从其开端就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有关,更是与人类的价值选择有关。如果我们把哲学的最初涵义做这样一个解读,即哲学就是意味着人类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理解自我,那么,这种解读方式就完全符合这里对“启蒙”概念的理解。柏拉图的洞穴假说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启蒙”就是哲学的主要工作,而“哲学”的本意就是启蒙。

  

   当然,“启蒙”在今天还被赋予了另一个重要涵义,这就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方法论解读。把“启蒙”作为一种方法,或者就是看作方法本身,这就可以摈弃传统对启蒙的狭隘理解,可以把其运用到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虽然哲学概念最初也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但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方法论意义逐渐被哲学的理论意义所取代,各种哲学观念和理论观点被看作是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相反,哲学的方法论解释则被看作是从属性的和次要的。甚至在伽达默尔(H-G. Gadamer19002002)的哲学诠释学中,哲学作为一种方法也被解读为对真理本身的追问。然而,从当代哲学的视角看,哲学作为一种方法的作用远远大于作为一种理论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更愿意把哲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尤其表现的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在现象学传统中也是如此,胡塞尔的现象学首先就是作为一种描述意识活动的方法而被提出的。当然,人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哲学,因为只有确立了一种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哲学的用意。但是,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哲学作为一种方法的作用的确远远大于理论本身。当我们把“启蒙”也看作一种方法,这也正是在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上做出的。换言之,启蒙作为一种方法,是因为哲学原本就是一种思想的方法,也是一种理解的方法。

  

 西方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作为一种方法,首先意味着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无论是苏格拉底的思维助产术,还是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的思想基本原则,或者是康德的范畴建筑术,这些都强调的是哲学的方法论作用。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哲学在人类认识发展和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哲学理论。人类正是通过哲学的方法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在价值观的形成中,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价值观与方法论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对价值观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这里的方法论意义,主要是指价值观研究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指导性作用,因为西方哲学中的主要价值概念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基本上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考察这些价值概念的历史变迁,也就是对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详细说明。在这种考察过程中,特别关注这些概念与价值本身的内在联系,则是研究价值观变迁的有效方法。例如,语言是人类与世界打交道的重要媒介,因而语言自身就具有人类的视角和目的,语言是直接与人类的价值密切相关。但在传统哲学中,语言被看作是一种人们用来客观描述世界的工具,尤其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语言更加被看作以科学的语言为模本,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变化,由此形成了一种科学—哲学的语言。然而,对这种语言的推崇,在哲学家中一直受到不同哲学传统的责难和攻击。因此,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由于语言本身就具有价值性质,因此,哲学语言自然就具有了价值性质,语言与价值之间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对语言的价值讨论也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当然,西方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从人的价值出发去考察西方哲学中的一切价值观念。这种意义还在于,对西方价值观的研究可以超越价值本身,完全从方法论上考察这种价值观的是非曲直以及适用程度。这里所谓的“超越”不是指完全不考虑价值概念的内涵,而是站在价值概念之上去考察这些概念的形成机制和具体指向,尤其是要考察这些概念在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中的具体作用。正如一切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研究者变成拥护者或辩护者,而是为了从第三者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根据。对西方价值观的研究,也是如此。这里的第三者角度是逻辑的分析和理性的推理,是冷静的概念分析,也是独立的学理思考,也可称之为“无立场的”角度。正是从这种无立场的第三者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价值概念的真实面目,也可以更好地把握这种价值概念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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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