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在总主题“中国阐释学”下做的两个方向的延伸。第一个延伸是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即关注阐释学理论在具体学科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历史学。而“历史阐释”也是我一直比较关心的话题。第二个延伸是从“体系”到“概念”。张江教授提到,中国阐释学的发展路径“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①因此,阐释的“概念”自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讨论基础,它是未来构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起点。
一、历史阐释真的实现了公共性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教授曾提到,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种阐释行为,而且正是一种公共阐释。它实际上是面向当下和未来而对过去所进行的一种公共性阐释,目的是为了让阅读我们历史论文的人能够接受这种阐释。当然,这种阐释必定是带着因果链的,回答“为什么如此”或者“何以如此”的问题,由此来创建一种共识,既让自己与历史中的人与事产生共鸣,也使自己的观点得以被当代人所接受。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要问:历史阐释真的实现了公共性吗?这一问题来源于以下三种观察:
第一,从学术上而言,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对我们的传统历史书写观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揭示了个人进行阐释的权利,各种社会文化史的个案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少数群体(族裔、性别、阶层等)曾经被隐匿的历史。然而,这些五彩斑斓的故事通常仅仅让读者关注自己的独特性,却让此前历史学家颇为自得的“大势”意识渐行渐远。宏大叙事不再受到关注,历史书写中的碎片化现象日趋严重。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历史共识也在慢慢消褪中,去结构化或解构化的趋向非常明显。
第二,从现实政治来看,全球性的权力结构变迁已影响到历史书写中的身份意识。此前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提到“近代早期”这一时间意识很明显来自于欧洲历史的认识——即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拥有“近代早期”,但其具体的时间分割大多不会与欧洲历史同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中国崛起、阿拉伯与非洲等地区迎接新挑战、拉美迎来新发展机遇时,围绕在“近代早期”这一表述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显然会受到质疑、批判和抵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综合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历史叙事,已成为当下历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艰巨使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公共性的塑造还源于一种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可被总结为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在此之前,如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所言,传统的历史知识一般通过官方历史书写,自上而下地进行灌输;或者通过职业历史书写,从象牙塔内向象牙塔外辐射。然而现在,虽然上述两种传统方式仍然存在,如国家统编中学历史教科书,职业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好的平台(如“百家讲坛”)来进行知识传授;但实际上,全球化趋势,特别是技术性的难题突破(互联网),使得自下而上、自业余而专业的各种可能性大量出现。普通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数据挖掘方式,获取比老一代历史学家穷毕生之力都无法实现的大量一手史料或外国档案材料。“远在江湖”之人,同样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关注“庙堂之史”,甚至拥有着比专业历史学家更多的“粉丝”。各种“揭秘”、“戏说”充斥着通俗读物市场。在微信上,此类所谓“历史知识”比比皆是。那些题目大多耸人听闻,但它却抓住了人们的内心需求,比如:“你所不知道的……”,“教科书不会赞同的……”,或者“跟教科书完全相反的……”。它们与官方或专业的历史书写构成了竞争姿态,但大多数内容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或者道听途说,或者胡编乱造,却由于“标题党”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获得了更多人的阅读和追捧。与此相反,历史学的专业知识和学术阐释却在此类传播中,要么缺乏声音,要么被有意曲解了。
以上三点,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公共历史文化的当代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公共历史文化其实都存在着分散性和混乱性的问题。宏大叙事被搁置,各种集体记忆相互竞争,理性的历史逻辑让位于各种形式的感性表述。不仅如此,从全球范围而言,世界性的公共历史文化也没有形成。常见的欧洲中心观遭到批判,但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却并没有伴随世界历史的新一轮发展而成为人们回眸过去时的共识,各种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继续拥有市场。相反,全球化的技术交流,却为历史认知形成与传播的“去门槛化”提供了帮助。这一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公共历史文化形成多元性特质,但从目前状态而言,它也是公共历史文化呈现混乱的根源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也没有想清楚,当人类社会面向未来,或者面向当代的全球性问题时,应该对过去作出怎样的解释?
二、历史阐释的概念史
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②提出了公共历史文化需要制度化,而且这种制度化需要国家、专业学者、个体民众、传播机构的共同参与,在多层次配合机制中,构建拥有公共性、理性化和普遍性的阐释效应。我想在此基础上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地探讨下列问题:即塑造这种公共历史文化机制的路径到底有哪些?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推进历史阐释的公共性?
当历史学要进行讨论时,我们总是会追溯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亦即从此前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一些路径出发,来思考当下面临的挑战。由此出发,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就相对重要些。
莱茵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被视作当代德国最重要的概念史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九卷本的历史基本概念辞典(全称是《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在这部煌煌巨著中,他要解决的是1750年到1850年——科泽勒克把它取名为“鞍型期”(Sattelzeit)——的特殊空间(德语空间),是否出现以及如何出现概念变化这一问题。对于科泽勒克来说,概念是社会演进和结构变迁的指示器。他所研究的启蒙时代尤为如此。在此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很多新词汇,同时也出现了对老词的新利用,即所谓“老词新义”的现象。在九卷本的历史概念辞典的导言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编撰辞典的工作中,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出于以下推测,即认为,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古典概念的含义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老词赢得了新的意义内涵。这些新的意义内涵由于接近我们当下对它们的解读而不再需要译介。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引出了所谓‘鞍型期’的概念。在这一‘鞍型期’中,对某一概念的源生解释开始转变为我们今天的解释。……这种诠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因而引出了一个重点,即一切概念史都证明了一种新的事实,与自然和历史、世界以及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简言之,这是‘新时代’(即现代——引者注)的开端。”③
他说这个变化过程是很漫长的。其间,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使用现象。有些人仍然在1750年之前的老用法中使用一些词,有些人却已经接受了同一词汇的新用法或者干脆转向新词。简言之,他说,这种“阐释学上的先导概念”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德语中,“新时代”(neue Zeit)的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近代”或“现代”(Neuzeit)——在这里,科泽勒克似乎玩了一个语言游戏,其实不然。科泽勒克是从概念变迁的角度,发现了社会转变的影子。若回到历史现场,人们同样会看到,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如何小心谨慎地选择看似相同实则已出现转义的概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鞍型期”内的普通人面对这一系列新概念时的那种“新奇”感。当这些“新奇”感越来越多,告别过去的时间也便来到了,这就是“新时代”。将之置于历史长河中,它便成为了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历史意识中的“近代/现代”。
当科泽勒克谈论“鞍型期”这一概念时,有几个特征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们知道,1750—1850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当然我在这一点上非常赞成朱孝远教授的理解,即这种转折最大意义上是西方社会的转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折——但这段转折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概念,如“民主”、“革命”、“自由”、“权利”等,其实都影响了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认知。科泽勒克所言的转折期有四点特征。
第一,他认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共有100多个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并不是当时出现的全部概念,而是所谓“阐释学上的先导概念”——它们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以前就存在的词汇,但在此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二,这种概念的变化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此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社会存在着“多层性的时间结构”,亦即个人在使用相同概念时并不基于相同时代的理解。德国学者称之为“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大约到“鞍型期”结束时,人们对于某些概念的理解才大致统一,并且与当代人的理解处于相同水平。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和我们都是属于“现代”的。
第三,在概念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先导性概念”出现了集体单数化的情况。比如说,自由(Freiheit)这个词,此前多为复数形式,意思是特权(Freiheiten),而现在则出现了单数化形式,拥有了我们今天的理解。另一个重要例证是“历史”(Geschichte)这个词。它此前多为复数化形式,意思是“故事”(Geschichten),各种有关“过去”的故事,为今天的人们处理难题提供了各种经验。所以西塞罗说“历史是生活的导师”。但科泽勒克发现,到“鞍型期”,很多哲学家、思想家笔下的“历史”已经出现了单数化的现象。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同步出现的政治与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结果。所谓“双元革命”(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为欧洲世界带来了一连串根本性变革,如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经济上的工业社会。由此,传统意义上的“过去”之经验,已经无法为当时的人们所借鉴。人们需要在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基石上,重新解释过往的历史,为这段或那段历史给出符合现实需求的“公共阐释”。于是我们赋予了“历史”以新的内涵。它拥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老师提到的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历史”这一概念的集体单数化,反映了历史学学科自我认知的一种根本性变化。由此,历史学就从原来修辞学的材料提供者,转化为今天公共阐释的一种基础。
尽管科泽勒克仍然是欧美中心论者,因为他没有研究过其他地区,但他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赞赏的,即他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们经常强调的是传统和现代的二分化。在此关照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通常都被描绘为瞬间完成的过程。但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则让我们看到了渐变的特征。在此期间,各种概念理解并存,相互竞争,最终通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更新换代。这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两者之间的转换也非朝夕完成。
三、建构历史阐释的公共性路径
在上述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我的思考是:如何从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中,找到有助于建构历史阐释的公共性路径?对此,我有三点不成熟的想法,请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点,我既对自己,也对国内的学术共同体提出“创造新概念”的呼吁。事实上,张江教授已经提出了“公共阐释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否以及如何紧随其后,能够如当年“鞍型期”那样,创造一些“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呢?对于这样一种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首先需要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当下的时代特征是否类似于“鞍型期”?二是哪些概念属于“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
关于第一个判断:我认为,当代已经进入了如1750—1850年间德国/欧洲世界所经历的那种“鞍型期”。一方面,政治上,超越“民族国家”(这恰恰是“鞍型期”的成果之一)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实践领域内的各种“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即便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现象,但世界的整体化步伐并没有停滞。各种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案例比比皆是,各国携手共进的机会也呈上升趋势。当然,从负面角度来看,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贩毒、疾病等),也迫使各国无法固守有形边界而对“墙”外事物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经济上,信息革命已被视作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它以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信息”取代了农业革命中的“物质”和工业革命中的“能源”,成为当代最重要的资源。各种信息超越了个体、地区、民族、国家,而是以信息流、信息链、信息网的形式,实现了以全球整体为平台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当然,以上两种变化还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科泽勒克笔下的“鞍型期”所确立的文化形态,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相应的文化霸权也未曾消失,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动已经出现,特别是中国在近十年来的快速崛起。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鞍型期”是一个漫长的时段,那么当下或许正是新的“鞍型期”启动之际。
关于第二个判断:“具有公共阐释性价值的先导性概念”一定是那些面向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具有公共性、理性化和普遍化特点的概念。在科泽勒克观察的“鞍型期”,我们看到了如“进步”、“历史”、“发展”这样的概念,它被用来向公众阐释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关系。随后,这些概念通过欧美世界体系建立起的网络而传播到各地。于是,如朱孝远教授此前所言,从一个客观事实的角度看,现代世界是西方文化首先建构起来。它导致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不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认知的轨道,如“文明”和“野蛮”这样一对词汇,虽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但我们今天谈论所谓“文明”和“野蛮”,却基本上延循着西方文化的基本判断。所谓“进步”,也是如此。二是不少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交杂着传统资源和西方观念,如“理性”一词,或昨天大家讨论较多的“阐释”,都能够在传统中国哲学的表述中找到对应词汇,但其意义却有所不同。由此,当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类似于德意志“鞍型期”意义上的“新时代”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梳理这些被视作现代表达的“先导性概念”?哪些词汇可以继续予以保留,哪些词汇可以增添中国元素?
至今为止,中国的历史学界,并没有非常主动地去应对现实变化。我们已经对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概念习以为常,缺少了创新意识。例如,我们习惯性地用“文明”的眼光来衡量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却不自觉地忽略了它在西方人殖民之前几千年内所养成的“文明观”。同样,当我们用“进步”来评价历史上各种革新或革命之意义时,也会自动地将之与19—20世纪欧美政治体制的“经典”变化做比较。基于“近代早期”的时间认识,日本学者提出了“唐宋变革说”,而这一概念曾长期占据着中国学者的头脑。
与此相反,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事实上已经为世界增添过许多词汇:据称,随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太空人”(Taikonaut)已成为世界三大指称“宇航员”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2018年最为引人关注的中国概念。相应地,历史阐释领域中是否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或者是否有可能根据中国现实来进行本地化改造?如“和而不同”这一概念,是否可被用来描述19世纪以来世界整体化和多样性的发展特征?
当学界内部思考上述问题时,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任务:即学界和社会之间如何来共享一批“先导性概念”?概念是最容易传播的,但若它缺少精确性和批判性,就容易造成公共历史文化的混乱局面。在当下中国社会,我们看到过一些新概念,如“民国范儿”。这是公共历史文化传播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迷思”而已,通常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认识。④然而这种概念却传播极广,还在公众中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热炒”。如果历史学界无法提供另一种概念来纠正公众的民国想象,那么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历史阐释。
相较于历史学界,其他学科对于概念创造的敏锐性和主动意识却要强得多。一位语言学家已经关注过所谓“被自杀”这种奇怪表述背后蕴含的社会管理问题。⑤传播学界率先讨论了“后真相”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⑥历史学若要承担起公共阐释的责任,新概念的创造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考验。
第二点,如何再次实现历史的“集体单数化”?如前面所言,科泽勒克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从词源学角度发现了“历史”这一概念本身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的变化,即从复数名词变成集体单数形式,而这一点恰恰对历史学本身的自我认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历史”一词虽然单数化,但并没有保持原初“集体单数化”的哲学意义。换言之,“历史”并没有成为面向人类社会的一种学科。一方面,欧美中心主义代替了启蒙史学的“天下观”,欧美国家的“历史”被塑造为其他国家的模仿对象(这是所谓“现代化理论”的初衷),而印度一类的古老国家被视作“无历史”的社会;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撕裂了历史认知的统一基础,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小历史”。在此情况下,宏大历史叙事的缺位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今天已经创造出一个新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概念其实在呼唤一种更为统一化的大趋势。它是历史重新实现集体单数化的契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全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路径。例如,我们可以把生存权及其漫长的生存史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加以深入研究。在这一方面,关于衣食住行这些老问题可以得到重新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⑦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哪些情感(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以成为人类共有情感史的元素?在当前世界历史研究中,“共有史”渐渐成为一种全球史写作的趋向。伽达默尔说:“把当前的视界和历史视界相融合就是历史精神科学的工作。”⑧正因如此,即便情感的共有史书写或许存在一定难度,但其方向应是确凿无疑的。
最后一点,如何理解并且容忍概念在使用上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科泽勒克的研究告诉我们,在“鞍型期”的100年间,相同概念实际上面临着各种使用方法。保守派继续按照他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理解来使用“革命”,由此拿破仑战争后的波旁王室复辟便证明了“革命”的“循环”之意。与此相反,革命派则遵从大革命精神,从此开启了任何革命的“创新标准”。他们都使用了相同词汇,却立足于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表明,新概念或概念的新意义,从其出现到接受,通常都不会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中,一定会出现“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问题,即同一概念的不同使用会同时出现。这自然会引发一段时间的争论甚至冲突。那么,哪一种概念认知最终会脱颖而出?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既同革命派的坚持有关,又与时间流逝的自然动力不可分割。
当下的技术发展迅速,时间节奏感加快,或许概念的更新换代并不需要100年之久,但它毕竟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各位学者争论的“诠释”、“阐释”和“解释”这些概念,或许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在我看来,“阐释”或许经过时间的洗礼,会成为一种共识概念。同样,目前我们仍在使用的那些与西方价值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共和”、“民族主义”等,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退出研究领域或常见话语。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为创造新概念而创造,倒不如在深入理解老概念的基础上,能够出现一些主动转换的尝试,以老词新意的方式,推进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或许更有收获。(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②参见孟钟捷:《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Bd.1, S. XV.
④参见瞿骏:《“民国范儿”的迷思——论清末民国教科书之“另一面”》,《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⑤参见李明洁:《“被自杀”与社会记忆的语言化——语言变异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例析》,《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⑥参见《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一组文章。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⑧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