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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内涵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赵庆秋

2019年11月28日 03:53

赵炎秋
《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中国文艺思想的核心,而“人民”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为人民服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人民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对文学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厘清“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内涵与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探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概念的内涵,有着多条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毋庸置疑地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人民”内涵的变化,便不失为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人民”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人民性中“人民”概念,至少应从数量、类、主体、本质特征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入手。 [1]本文的探讨不拟全面展开,主要限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人民”概念的理解方面。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正式形成,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推动其形成的骨干力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肖楚女等,以及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叶圣陶等。[3]俄国十月革命的主战场在城市,革命的主力是工人,走的是在城市发动起义,然后影响、辐射农村的道路。所以,工人既是俄国“人民”的核心,也是它的主体。工人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在革命的过程中既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同时也是革命的对象。俄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革命的初期,他们走的也是在城市集聚力量,发动革命,然后扩展到农村的道路,在观念中重视的是城市和工人。当然,这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生活、成长于城市,对农村比较隔膜、不大了解有关。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早期,“人民”的内涵侧重于无产阶级,其次才是工农大众。

李大钊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劳工主义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 [4] 李大钊文中所说的“庶民”实际上等于劳工也即工人。这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表述得更清楚。李大钊认为,陀罗慈基(托洛茨基) “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5]在这里,李大钊直接将无产阶级与庶民、劳工等同起来。在1921年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李大钊引用俄罗斯“第二劳兵会”的决议:“应即组织劳农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以统治此邦直到宪法会议成立之日为止”。 [6]这里的“劳农”指的是工人和农民。他的理想,则是“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人”。 [7]其思路还是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最后“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历史上残余的东西……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此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最终是工人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

陈独秀所说的“人民”,首先指的也是工人。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一文中,劳动者与工人实际上是同义词:“外国劳动者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9]自然,陈独秀并没有忘记农民。他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运动。”但他并不把农民看作革命动力,他指出,“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他认为,“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家,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革命之需要与可能。”[10]陈独秀认为农民的主体是有产阶层,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无法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他认为,农民真正地成为革命力量的前提是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是农业资本化,农业资本化的前提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勃兴,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则需国民革命的成功。农民不是中国“共产的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参与又不能成功。因此,只有通过国民革命的胜利,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使农民成为农业无产阶级,从而促使农民参加“共产的社会革命”也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他就把农民排除在了中国“共产的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外。这也是他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样,农民也就难以进入其“人民”范畴的核心。

自然,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人民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人民观也有一定的联系。列宁认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1]也就是说,列宁认为马克思的人民概念包含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在革命中是有差异的。而在20世纪初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革命的中坚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12]这种现实与俄国革命领导人的思想自然也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人民观念产生影响。

由于侧重点在工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人民的内部构成并没有特别关注,相关的论述也不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民内部阶级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而列宁则特别重视。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人民”的认识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艺界。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与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潮流的推动分不开,更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对于革命的宣传、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工的推崇分不开。早期作家、批评家们把工人作为人民的主要内涵,提倡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普罗大众服务,提倡劳工神圣,提倡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里的普罗大众、劳工,实际上指的或主要指的就是工人。作为当时活跃的诗人,郭沫若曾经宣布:“我在这儿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13]第四阶级也即无产阶级。郭沫若要求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另一作家茅盾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但他的早期作品《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长篇小说《虹》,都很少涉及农村和农民。这说明,他所理解的“人生”是更多地偏向于城市的。这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五四”及“五四”以后一段时期的文学作品却主要是有关工人和市民的。描写农民的作品,虽然有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鲁迅的《风波》和30年代茅盾的《春蚕》等,但数量不多,而且这些作品也仍然主要是以优越的旁观者视角对农村农民进行同情的审视,并没有深入到农村农民之中,对其生活、思想、感情进行正面、深入的描写。这不能不说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人民”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陈独秀、李大钊的人民观念侧重于工人,有其历史原因和时代的先进性,对在文学上宣传革命思想,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观念与中国20世纪前20年的社会实际是有距离的。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前不过50多万,“五四”前夕大约200万,不到总人口的0.5%,实际上无力独自承担革命的重担。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联合农民,将其作为革命的主力和主要的依靠力量。这一思想与认识的转变,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1935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的内涵十分明确,那就是“工农兵”。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过,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小资产阶级是需要改造的,他们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将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因此,小资产阶级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而是边缘,是应该团结、改造、利用的部分。因此,虽然“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但“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4]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致等于“工农兵”。不过,“兵”是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队伍就叫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主体实际上还是“工农”。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两个重大的区别,一是他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二是他对农民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看成革命的重要力量,而且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15]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16]农民的主体是贫农。“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17]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依然把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8]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农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艺为人民服务,本质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工农服务。

毛泽东人民观念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从阶级的角度,在人民内部划出几个层级,赋予其不同的地位。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主要由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有时包括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时期还包括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士绅) 。不过,构成人民的这些阶级与阶层,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工人是核心、领导阶级;农民是主体,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处于边缘,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团结、改造的对象。至于资产阶级与地主,大多数时候处于人民的外面,有时进入外围,有时则是人民的对立面,是斗争、打击的对象。尤其是地主,因为他们既是剥削阶级,又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除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基本上属于被打击的对象。这样,人民内部实际上以阶级为标准,分为了几个层级。这种阶级论的人民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列宁强调人民的阶级构成的观点的继续与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消极的一面也就暴露出来了,积极作用也逐渐萎缩。

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政治属性统率一切。所谓政治属性统率一切,是指以政治(阶级)属性为标准,将人民中的群体与个体的其他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到相关的类别之中。如政治上是革命的,那么其道德、品性、甚至修养与习惯等也都是好的、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反之亦然。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的论述,但他的相关论述中,的确有着这方面的思想并为这种思想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空间。他强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从阶级、革命、政治的角度看,这一论述是正确的,但如果将这一论述绝对化,便容易形成对于贫农的一切都不能否认、打击的观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 这段论述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从思想感情变化的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也的确给政治属性统率一切的观点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将思想上是否“干净”作为了身体上是否干净的评判标准。这里,政治─阶级成了衡量的标准。工人、农民即使在个人卫生上有不干净的地方,但只要你在思想感情上转到工人、农民一边来,你也就不会觉得不干净了。为什么要把思想感情转到工人、农民一边来呢?原因当然在于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从这里再往前走一步,便会得出工人农民的一切都应肯定的结论。

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文艺创作。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文学作品以阶级作为人物塑造、事件评价的标准。如柳青的《创业史》。小说以阶级为标准,将小说人物分为富农、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三大类型。富农以姚士杰为代表,不仅思想反动,而且品德恶劣、生活糜烂;富裕中农以郭世福为代表,思想落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贫下中农以梁生宝为代表,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品德高尚。这样写自然阵线分明,但同时也简化了人物的复杂性。《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上乘之作尚且如此,其他的作品也就可想而知。其二,农民与农村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农村的,一些战争题材作品也大都是以农村为背景。而欧阳山的《一代风流》、草明的《原动力》等以城市、工厂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少数,而且质量也总体比不上农村题材的作品。其三,农民成为文学中的主角与正面人物。前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农民往往被边缘化,并且被居高临下地描写,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茅盾的《春蚕》。《多收了三五斗》通过对谷贱伤农这一现象的描写,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卖粮的农民表示了同情。但小说作者并没有把自己与农民放在同一层面,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悲悯地俯视着他们。鲁迅的小说也有这种情况,《风波》、《故乡》等作品中的农民往往是卑下的。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这一哀一怒也就显示出作者自己的位置。鲁迅的小说以批判国民性为主要任务之一。这国民性自然是中国民众消极的一面,但却往往通过农民表现出来。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发生了大的变化,他们不仅成为文学作品正面描写的对象,而且成为作品的正面甚至英雄人物。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以农村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农民成为绝对的主角,其代表人物成为绝对的正面人物。这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人民观念是分不开的。 [20]其四,在农村题材作品中,农村因素往往取得正面价值,如纯朴、善良、厚道等,而城市因素则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正面的人物形象除了工作队,大都是地道的农民,而那些在外面做生意、跑大车等沾染了城市习气的,大多比较油滑。李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的同名主人公之所以进步、积极,是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一直待在乡里。而她的丈夫孙喜旺油滑、自私、怕事,则是因为他在城里饭馆做过几年学徒,沾染了城里人不好的习惯。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见徐改霞夏天擦雪花膏,也以为她是沾上了城里人的不良习气,变得浮华了。乡村的主角是贫下中农,而作为参照的城市因素却不是工人,而是商人、小贩、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等等。这样,农村题材作品中的城市因素,自然就成为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与农民在这一时期的被肯定和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从阶级的角度定义人民。阶级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划分的,阶级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有利于调动经济地位较差的阶级和阶层参加革命,夺取政权。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从经济的角度划分阶级已不合适,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阶级的存在是必要的,却又不能按现时的经济状况重新划分阶级,于是,尽管经济状况已经变化,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根据离土改的时间而定) 划分的阶级却没有变化,并成为区分敌我、确定革命的力量和对象的主要标准。这无异于胶柱鼓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直到新时期,这种思想与做法才得到改变,而阶级论的放弃,必然要导致人民观念的变化。

“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21]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动各项工作。而应该法律化、规则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层面重新考虑人民的定义,建构起了新的人民观念。首先,邓小平对“人民”的概念进行了“扩容”,扩大了人民的范围。邓小平思想中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全民,是所有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公民。[22]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视为敌人的所有阶层与个人如“地富反坏右”等一律摘帽,政审不再查家庭出身,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员。其次,“人民”的内部构成在邓小平这里得到了调整。阶级论视野下的人民成为公民论视野下的人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阶级出身不再成为划分人民内部成员等级的标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划分的阶级更是不再被提起。人们按照不同职业甚至出生年代划为不同阶层与群体(如70后、80后) 。但这只是对人民各种组成部分的一种把握,而不是区分人民内部成员等级的标准。工农这一主体没有大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却划入工人内部,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不再是在两张“皮”之间寻找归属的一堆乱“毛”,本身就是“皮”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23]他认为,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24]这一认识十分深刻,也比较超前。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少,技术含量复杂、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多,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的工作形式将会成为常态,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大。邓小平的论断意义重大,它不但改变了工人的构成,而且调整了人民的内部结构,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邓小平将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范围有两个重要理由:其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然如此,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生产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以前所谓靠着工人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而生存的“吃闲饭的”。其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第二条理由的巨大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实际上,它不仅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改变了阶级划分的基础和主要标准。以前,划分阶级的基础和主要标准是个体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与经济状况,现在则成为了劳动,至于劳动所获得的经济收入的多少,基本上被忽略了。换句话说,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内的劳动本身成为阶级、阶层划定的主要标准。而既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按照这一思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和从事管理、服务的劳动也应该都是劳动,从事后一种劳动的人也应该都是劳动者。这一理论的深远影响,以后还会继续显现。

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范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题材、军事题材、工业题材是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其他如知识分子题材、城市题材、生活题材的作品则比较少。新时期之后,后一方面的题材明显增多。仅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而言,从1982年至今,获奖作品共41部(不包括荣誉奖) :1.姚雪垠:《李自成》;2.古华:《芙蓉镇》;3.魏巍:《东方》;4.莫应丰:《将军吟》;5.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6.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7.刘心武:《钟鼓楼》;8.张洁:《沉重的翅膀》;9.李准:《黄河东流去》;10.路遥:《平凡的世界》;11.凌力:《少年天子》;12.刘白羽:《第二个太阳》;1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14.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15.陈忠实:《白鹿原》;16.刘斯奋:《白门柳》;17.刘玉明:《骚动之秋》;18.王火:《战争和人》;19.阿来:《尘埃落定》;20.王安忆:《长恨歌》;21.张平:《抉择》;22.王旭烽:《茶人三部曲》;23.熊召政:《张居正》;24.张洁:《无字》;25.徐贵祥:《历史的天空》;26.柳建伟:《英雄时代》;27.宗璞:《东藏记》;28.麦加:《暗算》;29.贾平凹:《秦腔》;3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31.周大新:《湖光山色》;32.张炜:《你在高原》;33.刘醒龙:《天行者》;34.毕飞宇:《推拿》;35.莫言:《蛙》;36.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37.格非:《江南三部曲》;38.王蒙:《这边风景》;39.李佩甫:《生命册》;40.金宁澄:《繁花》;41.苏童:《黄雀记》。粗略观察一下,我们就可发现,其中一半左右的作品,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较少涉及的题材。而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推拿》这种描写一般市民生活的作品;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这种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种正面描写少数民族高层生活的作品;王火的《战争和人》、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种比较客观地描写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作品;宗璞的《东藏记》这样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以前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过去,它们涉及的题材或者不在主流,或者过于敏感。但从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出发,它们都变成了可以描写的领域。既然人民除了工农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各个阶层,那么旧时代的选美小姐、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中的军人、少数民族高层人士等,自然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文学的题材与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25]

其次,人民内涵的扩展特别是知识分子被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的繁荣。邓小平强调创作自由。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26]但是,文学作品是人创作的。作家自然属于知识分子,在被看作是游离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的时候,知识分子受到双重制约:首先是他们必须进行思想与情感的改造,其次是他们的创作必须符合老百姓(主要是工农) 的要求、爱好、欣赏习惯等。他们自身的因素受到压抑,这样,他们自然就难以自由地进行创作,流派、风格的繁荣也会受到影响。在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是人民的一个重要而且先进(工人阶级当然是人民中的先进群体) 的组成部分。当然他们仍然要向人民学习,但这种学习不再是单方面的、强制性的、以消除自我为目的的,而是相互的、取长补短的、在自我的基础上发展的。这种学习不会消除作家的自我因素,而是使自我因素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民、时代的需要。这样,作家的创作自由得到了保障。创作自由得到发挥,流派、风格等的繁荣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主要人物是人民,对于人民的不同定位必然会影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在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观念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往往是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些人物在作为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同时,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岩》中的许云峰等。其他阶层的人物如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也可以成为主要人物,但很难同时成为天然的正面人物。他们或者是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从中间人物转变成为正面人物,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或者虽然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却是作品中被批判、改造甚至否定的对象,如《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史步云、潘信诚等民族资本家。至于地主,则似乎没有成为任何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兼正面人物。新时期开始后,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人民观念开始变化,人民逐渐包含了中国社会中除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力之外的所有成员。在邓小平的人民观念中,工人虽仍然是人民中的先进阶层,农民仍然是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在国民权利、公民地位上比其他阶层享有更多的权利。而对于文学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以前以经济地位为基础划分阶级并进而确定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思想情感是否正确、健康的模式基本被抛弃了,评价人物的标准更加多元化,除了经济、政治,还有伦理、文化以及个性、修养等,而这些并不是与经济、政治必然挂钩的。这样,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主要人物与正面人物开始由过去的工农兵向其他阶层扩展,任何阶层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与正面人物;另一方面,所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区分也常常被突破甚至抛弃。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复杂多样,人物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邓小平的人民观念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邓小平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待人民的,考虑的侧重点在人民这个集合体,不在组成人民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体。[27]习近平的人民观念在范围上继承了邓小平人民观念的范围,但在人民的内部构成上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暗含了人民是由不同群体以及不同个体组成的这一内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都是从总体着眼的;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考虑到了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因为不同的人群与个体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感受是不同的,看法、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既然这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意味着对于人民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以及他们的不同愿望和诉求的肯定。这一思想其实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有明确的阐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8]这段论述虽然是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角度出发的,但却明确地肯定了人民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人民这一总体。

另一方面,还应注意的是习近平的人民观念的国际视野。这并不是说,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是建基在全球考虑的基础之上的,也不是指习近平的人民观念的国际影响。而是说,与毛泽东、邓小平不同,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是在一个更具开放性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包涵了更广的国际视野、更高的国际格局。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习近平的论述中,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明证。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一国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国人民的命运实际上要影响到他国人民,反过来亦是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人民观念不能不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的国际背景。其二,既然中国与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建构中国特色的人民观念就不能完全局限于中国,也要考虑世界各国对于“人民”这一概念的看法。虽然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民观念并不相同,但重视人民的个体构成,却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习近平重视人民的个体构成,这一人民观念虽然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但不能不说其中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其三,就文艺来说,习近平更强调文艺的国际性,强调文艺的国际视野。他要求中国艺术家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形象、表达中国思想,让世界各国熟悉、理解中国。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特点、爱好、习俗走向世界的成分。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29]而用文艺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自然只能通过对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的描写,涉及每个具体的中国人,人民观念的国际视野在习近平对文艺的要求中也表现了出来。

人民是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范畴。他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 [30]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的人民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其一,习近平认为,文艺之所以存在并且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需要文艺。其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31]人民的生活是文艺的根,人民的意愿、要求、情感、关切是文艺的魂,离开了人民,文艺将毫无价值,文艺家将一事无成。其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利益相连、感情相牵,艺术家要认识人民、了解人民、真正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这样,其创作的作品,才可能是热爱人民的作品,是人民需要的作品。其四,人民是文艺作品的检验者和评断者。习近平认为,人民是文艺作品是否合格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32] 专家是人民的一部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的最终依据是人民。人们常说文艺要经受住历史与时间的检验,但这种检验的最终标准其实还是人民,是某一和多个时间节点上的人民。经得起未来的检验,归根结底是经得起未来时代的人民的检验。因此,归根结底,人民才是文艺作品最终的评判者。

除此之外,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其他内容,也与其人民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关于文艺精品的思想。习近平强调文艺精品,认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要求“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33]由此可见,各种文艺类型,各类文学作品,都可以产生优秀作品。纯文学有精品,通俗文学也可以有精品;阳春白雪有精品,下里巴人也可以有精品;全国性戏剧有精品,地方性戏剧也可以有精品。之所以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由个体构成,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享受自己所喜爱的文艺类型、享受自己喜爱的文艺作品。文艺要满足人民多样化的要求,就不能人为地抬高某些艺术门类,将这些门类置于其他门类之上,在这些门类上进行大投入、大产出,实行精品战略,而对文艺的其他门类则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应该对所有文艺类型都实行精品战略,创造出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需求。习近平的人民观念在文艺精品思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既包括了全民,又注意了个体,既立足于中国,又放眼全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现实发展的把握、总结与升华,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它必将对新时代中国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首先,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利于文学作品人物的刻画。文学的核心是人,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强调人民的个体构成,在人物塑造时,必然会注意到人物的个性,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形象鲜明、多姿多彩;强调人民的整体性,必然会更多地注意共性,注意人民利益一致的方面,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个性的关注。对个性的关注削弱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类型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这种倾向。恩格斯曾经对“恶劣的个性化”进行过批判。但他批判的是那种脱离社会内涵,抓住人物的某种怪癖进行夸大描写的现象,对于人物的个性本身则并不反对。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他指出:“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该是如此。”他认为,人物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个性不应“消融到原则里去”。[34]这里的原则指作者的理想、共性等。人物应该有共性,但共性应该通过个性表现出来。而重视个性就应该注重人物的个体性,把人物看作“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人的千姿百态。

其次,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风格、流派的丰富多彩。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两个重要的侧面。一个是它的范围,就是所有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力的中国公民;一个是它的构成,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艺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为所有的中国人服务,为每一个中国人服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欣赏文学作品,得到精神与情感的满足,享受美的愉悦。但具体的文学作品总有自己特定的读者,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体,为所有读者而写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很难存在的。为满足人民丰富多彩的阅读需要,就应该有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众多的作家与文学作品在竞争、碰撞、融合中形成自己的风格,相同风格的作家作品组成一定的流派。多样的风格与流派必然推动文艺的繁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欣赏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有人需要,为满足这种需要,每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创造出自己的优秀作品。纯文学作品有自己的优秀作品,通俗文学作品也应该有自己的优秀作品,小说有自己的优秀作品,诗歌、散文、戏剧也应该有自己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品遍及文学的各个门类、样式,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自然就有了保障。

最后,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利于文学思想情感的多样性。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由个体构成。习近平特别强调,作家“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35]这一论述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作家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思想、感受、体验来臆测、代替人民的思想、感受和体验,而应该深入到人民之中,客观真实地体会、了解、把握人民的思想、感受和体验。其二,人民由无数个体组成,每个人的思想、情感、体验都是不一致的。作家应该深入把握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既要在不一致中找到一致,又要在一致中体现出不一致,而且要将一致通过不一致表现出来,将不一致通过一致表现出来。强调人民的个体构成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活生生的思想、情感与体验都有必要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按照这个思路去创造,必然导致文学作品思想情感的多样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36]其实,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只能产生于导致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人民”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也应看到,一定的人民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时期又是稳定的,它影响到中国社会、思想的各个方面,对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变化与影响,对于当前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自觉是有意义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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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8日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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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欧美疾病史研究的社会价值